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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香奈儿·米勒 这就是我的真实姓名
过去5年间，香奈儿·米勒一直以艾米莉·多伊这个名字生活在世上。如今，她走到聚光灯下，说出了自己的故事，人们称赞她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
田心
一位身着红色连体裤的年轻女子双手叉腰、表情坚毅，昂首看向光的来处。暗影，被她的黑色高跟鞋踩在脚下。
这是美国《时代周刊》2019年封面人物香奈儿·米勒。前不久，这本杂志评选出2019年度“影响未来100人”，她是其中的代表。
谁是香奈儿·米勒?人们曾一度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直到9月22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30，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的的王牌栏目《60分钟》节目中播出了名为“我是香奈儿·米勒”的专访。
当艾米莉·多伊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时，观众们终于回过神来。原来，过去5年间，香奈儿·米勒一直以艾米莉·多伊这个名字生活在世上。电视节目中，她首次公开了自己的真名，并以真实的面容出现在全美电视观众面前。
随后，香奈儿·米勒记叙了自己5年间冲破种种阻扰、偏见和心藩，并与性侵犯罪抗争的故事《知道我的名字》由著名的兰登书屋推出。《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此书迅速席卷全美，人们称赞她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
一
有数据显示：在美国，每90秒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而每1000个被性侵的人，只有230人会报警，最终却只有5个施害者会被送进监狱。
艾米莉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却诉说着一个悲伤的故事。过去5年间，艾米莉的故事深深占据着、触动着无数美国人的心灵，并极大地撼动了整个社会对性侵的态度和认知。
2015年1月17日深夜，美国西海岸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校园内，两位瑞典留学生骑车经过校园，突然在一个大垃圾箱边上听到一阵异样的声响。
他们定睛一看，一个亚洲面孔的年轻女孩躺在地上，一名壮硕的白人男子正压在她身上。那个女孩显然喝多了酒，神思恍惚。
两位瑞典学生立即大声喝止，白人男子爬起来就跑。瑞典学生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紧追那个逃跑者。最终，两人合力抓住了那名男子。很快，警察也赶到了。
躺在地上的女孩被送往医院，后来在医院醒来。醒来时的她，身上满是松树的刺，内裤也没有了，身上还有伤痕。她不记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是去参加一个欢乐的派对，自己有点“喝高了”……她被告知受到了性侵。从那一刻起，她成了“艾米莉·多伊”，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侵犯女孩的白人男子，是斯坦福大学校游泳队的明星队员布鲁克·特纳。2014年，他入选了国家青年队，有望入选国家队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他承认，自己性侵了艾米莉。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看似铁板钉钉。
在随后的一年多里，艾米莉一边试图疗伤，一边不断接受来自法庭、对方律师以及社会就这一事件的拷问，不得不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
2016年6月，艾米莉终于等来了陪审团的一致裁决：特纳袭击和意图强奸等3项罪名成立，面临至少14年的刑期。然而，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后，法官亚伦·帕斯基宣布：特纳没有前科，获刑6个月，缓刑3年(实际上，3个月后，特纳因为“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
艾米莉惊呆了，愤怒了!她写下7000字的受害人陈述，在法庭上，面对施暴者，她一字一句将其读出：“你我素不相识，但你却侵犯了我，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碰面”“有时候，我告诉自己，如果那一晚我没有出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很快我又意识到，这一切仍然会发生，只不过是发生在另一个女孩身上”……
这篇陈述3个月后在Buzzfeed网站上全文刊出，一周点击量达到1500万次。美国网友炸了锅：什么?3项性侵重罪，3个月?
法官亚伦·帕斯基判决的理由是，特纳系初犯，一个前途无量的菁英，判决会对他的未来造成影响。
特纳的父亲丹·特纳更是在自己的儿子被定罪后发出声明称，自己的儿子不应该因为“20分钟的冲动”，就因此受到十几年监禁的惩罚。
二
这是一场看似不对等的较量。
特纳，白人，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学生，游泳队明星，有望入选奥运会国家队，可谓天之骄子。众所周知，美国大学极端重视体育，斯坦福大学更是美国大学体育协会评为“D1级”即大学体育最强级的学校。
艾米莉，女性，甚至连名字都要用化名的小人物。有舆论指责她当晚为什么要喝醉，以至于“在人类的本能面前，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不能确定，艾米莉的亚洲面孔是否成为她当晚遭受欺凌的一个诱因。亚洲女性常常给人以软弱、忍耐的印象，而在亚洲文化中，遭到性侵，更被看成是丢脸、不能声张之事。
艾米莉的身上有一半的华人血统，她的母亲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作家和电影导演，父亲则是一位心理医生。她的长相似乎更多地随了她的母亲。
艾米莉和她的妹妹出生在美国加州的帕洛阿尔托，这里是“硅谷”的心脏之地，斯坦福就坐落于此。在这场变故前，她和妹妹的生活宁静而祥和。她的妈妈说：“她们的幸福就是当小孩，我们的幸福就是当父母。”
在帕洛阿尔托这个硅谷重镇，有一个玩笑说，小镇上4对夫妻中就有3对是Ph.D(博士)，剩下那一对，只有一个是Ph.D。艾米莉的妈妈戏称她先生和她就是那第四对夫妻。
艾米莉的爸爸是博士、美国人，她的妈妈则来自中国。当年，她是小县城里的高考文科状元，来到美国后，成为一名作家和导演。她担任编剧和导演的纪录片《哀牢山的信仰》曾在中国一些地方播映过。这位妈妈曾回忆说，回到上世纪90年，在还没有谷歌和脸书的时代，她家周末晚餐桌上总会坐着7个白人博士。唯一不是博士的她在厨房里烧菜，博士们说：打死我们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来!
对于一双女儿，艾米莉的妈妈这样说：“我家孩子中美混血，数理化不太好，但人文知识超强。考试没有全部拿A，SAT(类似中国高考的一种美国大学标准化考试)考得OK”“但我们照样爱他们!”
出事之前，艾米莉刚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毕业。这个学校坐落在大海边，有非常漂亮的校园海景。艾米莉热爱写作和运动，在校期间曾获得过UCSB的写作奖和全国性的文学奖。UCSB常年阳光普照，艾米莉个子高，从中学起就一直打排球，进入大学后尤爱打沙滩排球。她在UCSB度过了4年美好的时光。
在一个中西合壁的家庭里，在加州温暖的阳光下，艾米莉幸福而自由自在地长大，直到改变她命运的那个黑夜。
三
本来这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有关女性遭受性暴力事件屡见不鲜。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艾米莉难以接受。
貌似公正却偏心的法官、对方咄咄逼人的律师、社会舆论的风暴，一个被性侵的女孩，一遍遍迷茫又惶恐地穿行在医院和警察局之间，一遍遍地接受鉴定和被询问：你喝了多少酒?你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个聚会?你和你男朋友的交往关系稳定吗?
反反复复的询问，令艾米莉一度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许自己应该放弃诉讼，像无数遭受侵犯的女性一样忍气吞声。那样，这桩“丑闻”也很快就会被时光冲淡，直至所有人遗忘它。
在法庭上，特纳的律师把特纳塑造成一个斯坦福精英、“奥运会苗子”，而艾米莉则变成不知检点的“派对醉酒女孩”。在特纳的游泳教练和前女友们的证词中，这位斯坦福精英聪明上进、前途无量，现在却因为自己一时的不检点遭受到灭顶之灾。社会舆论的焦点也开始指向被害人，人们质疑她案发当晚不该喝醉，特纳则被认为是遭到勾引而一时失足，值得同情。
艾米莉愤怒了!她写下7000字的受害者陈述，控诉施暴者的罪行和对法院判决不公的质疑，在“差别对待”的法庭和舆论的苛责中寻求法律的公正。
她的妈妈说：“法官偏心、律师扭曲事实、犯罪人撒谎……要不是她写了那封感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受害者陈述，她做梦都别想翻身!”
这封陈述，不是在卖惨，不是在呻吟自己的苦难，而是“在陈述中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力量，一种强大的求生感、一种逼人的正义感”。
对于许多女孩而言，如果摊上艾米莉这样的事，可能只好自认倒霉，独自疗伤。有时，她们不得不穷尽一生，与自己遭受的心理创伤搏斗。更有不少曾经遭受性侵的女性，不敢说、不愿说、也没地方去说，或者说了也没人相信。甚至，反会被打上“被性侵”的烙印，一辈子生活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抬不起头来。而施暴者在风暴过后，其暴行逐渐被人们淡忘，得以继续过着自在日子。
但是艾米莉不一样，她没有被打垮，而是选择战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艾米莉和她的家人“上法庭上到要呕吐”。
四
艾米莉能如此坚强地坚持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中西合壁的家庭始终是她坚强的后盾。
她的妈妈回忆说，从孩子一生下来，自己和她们的爸爸克里斯就在争论这个问题——怎样当父母?“每次的答案都是：陪伴她们，把她们养大!”
在爸爸克里斯博士眼里，女儿们样样优秀出色。他最关心的是，孩子们是否开心，有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潜力，有没有找到自我，能不能成为她们喜欢的那个自己。
不过，有那么一丝丝瞬间，这位中国妈妈也会想：“如果不是丈夫，我的两个女儿会不会不一样，能够上东部更好的大学?”
但克里斯却是一个倔强不妥协的美国人，他决不允许强迫孩子做任何事情：不准强迫女儿进合唱团、不许送孩子进补习班、不许包装孩子，孩子申请大学的事也全部由她们自己完成。
“但他对孩子的爱，常令我吃惊，因为我没有见过中国男人那样对孩子的。”这位中国妈妈说，“他从不批评我们的小孩，很给她们面子。”克里斯还教会孩子们独立、勇敢、为自己应得的去争取，同时对自己行为负责。
这位中国妈妈记得，艾米莉高中时参加了学校的曲棍球队，教练是个白人女子，偏心而严厉。艾米莉运动素质好，跑得又快，但从来得不到上场的机会。
为了讨好教练，这位中国妈妈在大冬天里坐在记分台上计分、吹终场哨子、花自己钱给队员和教练买水、土豆片、饼干、披萨，甚至义务开车送整个球队去大老远的城市比赛。
但教练还是不让艾米莉上场。痛苦的妈妈回家后忍不住向丈夫倾诉，丈夫发怒了。
接下来又是一场比赛，教练还是没有给艾米莉上场的机会。此时艾米莉的学校还落后对手，这位中国妈妈坐在场边又伤心又着急。
这时，艾米莉爸爸的电话来了。在简单询问现场情况后，爸爸平静地对妈妈说：“把手机递给教练。”妈妈说不可以，爸爸于是低声咆哮道：“请把这个‘娘炮’的电话给那个教练听!”
妈妈不知道爸爸和教练说了什么。几分钟后，艾米莉上场了，连进两球，一举扭转了败局，直到终场都没再被换下。
艾米莉后来知道了那个电话，等妈妈回到家中，只见艾米莉正在厨房里高声教训父亲：“你以为你是谁，可以这样做?”
爸爸说：“我错了。”
艾米莉：“你以为你可以打电话来扭转我的命运吗?”
爸爸低下了头再次说：“我错了。”
艾米莉不依不饶：“你以为，我一生的奋斗可以通过爸爸来走捷径吗?”
爸爸的头快低到胸膛上了：“我道歉。”灰白的头发遮住了他的前脸，看上去很可怜。
妈妈很为父女俩骄傲。在她看来，艾米莉自信、自强多来自爸爸的遗传。而这样的性格特点和家人的团结一致，也在后来那场不言妥协的“战斗”中体现了出来。
五
从法庭宣判的那一刻起，艾米莉的“受害者陈述”，唤醒了无数人，影响从美国辐射到全球。
美国众议院的女议员在国会大声朗读这封陈述作为声援。这份陈述的开场白随后在众多的公开场合被无数次引用：“你不认识我，但你却侵犯了我，所以我们今天会在这里!”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曾参与起草了1994年《反对妇女暴力法》，并参与了白宫举办的反对校园性侵犯的活动。他看了艾米莉的“受害者遭遇陈述”之后，给她写了一封公开信。拜登写道：“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让你失望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被你的故事所触动的数百万人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的勇敢令人心碎，希望你的力量可以防止此种罪行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此案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最终推动了全美法律层面上变革。
2016年9月30日，时任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紧急签署了两项法案，扩大了强奸的定义范围，延长了强奸类犯罪的刑期。此外，任何违反女性意志的性行为都是强奸，哪怕对方醉酒无意识;性侵犯案件的最低量刑也更改为3年以上。
2018年6月，经过众多民众的不懈努力，此案的法官帕斯基被撤职，成为86年以来加州首位被罢免的法官。
2018年8月，特纳的上诉被驳回，他将终身被注册成“性侵罪犯”。
2019年，美国纽约也出台一项新的法律，规定从2019年8月14日开始的一年内，成年人如果在儿童时期受过性侵，可以向其施害人和相关的机构提起民事诉讼。这一年的申请期被称为“追溯窗口”。而此前的法律规定，如果受害人已满23岁，就不能再对年幼时的性侵案提出诉讼。现在这个“追溯窗口”，把年龄放宽到55岁。
投票支持该项纽约新法律的一位议员说：“当一个孩子受到性侵的时候，通常他们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搞明白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项立法的通过，告诉像我这样的性侵‘幸存者’，我们在法律的眼中很重要(这位女性议员在其年幼时，也曾遭老师性侵)!”
9月4日，香奈儿·米勒决定告别 艾米莉·多伊这个名字，她公布了自己的真名及照片。9月22日，她以真实面容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她希望让人们亲眼看见她的坚强与挣扎，米勒说：“这件事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治愈的，它将永远跟随在我左右。但是我可以选择怎样看待它，我会从中汲取力量，将悲伤和愤怒变为动力。”
在电视节目的一开始，她重新读了“受害者陈述”的开头。虽然已时过5年，但当她读到：“你无法将我从前的生活归还给我”的时候，她的声音还是哽咽了。她停顿了一秒钟，那仿佛是世界上最长的一秒钟。无数美国观众目睹了这一幕。
香奈儿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公布自己真实身份、将自己的伤疤再度揭开给所有人看、再次去面对自己遭遇的黑暗经历，是为了给无数个像她一样的受害者以勇气和希望。这个勇敢的、有着一半华裔血统的女孩改变了人们对性侵的认知、改变着人们对亚裔等同“哑裔”的印象，推动着美国司法向着更好的方向一步一步作出改变。
9月24日，香奈儿写就的回忆录《知道我的名字》上市。5年的写作，对她而言，是折磨，也是救赎。没有人能想到，在遭受厄运后，这个女孩柔弱的身体里竟然还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而且这股力量最终改变了她自己，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这一刻，她终于做回了自己——“我是香奈儿·米勒”。
新闻链接：按：2016年6月3日，一位化名为埃米莉·多伊的斯坦福性侵受害者在美国Buzzfeed网站上发布了自己的受害人影响陈述。在这篇陈述中，埃米莉逐条驳回了被告人布罗克·特纳对性侵事实的公然歪曲，并且指认了媒体报道、网络评论以及法庭不公对自己和家人造成的伤害。
“在报纸上，我的名字是‘失去意识的醉女人’，八个字，仅此而已。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学习自己的真名，自己的身份，去重新认识到这不是我的全部。”
一个被性侵的女性、一个被家暴的女性、一个被杀死的女性，当这些惨剧进入公众视野时，抹去女性的名字几乎是个不成文的规定。她可能是某个有名有姓的男人的妻子、伴侣，可能缀有“醉酒”“着装暴露”“私生活不检点”等标签，但绝不可拥有姓名，好像有人生怕她们发现自己还有破碎之外的完整、恐惧之外的愤怒、脆弱之外的勇气。
女性在媒体报道中被剥夺姓名已屡见不鲜，而这种盘剥在本应代表正义的法庭上却更为赤裸。埃米莉在第一次庭审现场被要求回答了近两百个琐碎的问题：年龄、体重、案发当天的晚餐、喝每一口酒的时间、地点、手机是否静音……“如果你生气，你就是在防御。如果你淡然，就显得冷漠。太积极向上，就会被怀疑。如果你哭，就是歇斯底里。”每一次回答都必须小心谨慎、前后连贯，唯有一遍遍地逼迫自己回到现场、记牢自己曾说过的每一句话，埃米莉才有可能避开辩方律师的陷阱与有心人的捕风捉影。
在这次庭审上，埃米莉经历了情绪崩溃，自己力图保护的家人也被扭曲的现实肢解、击碎，而特纳只被判处了六个月的监禁（实际服刑三个月）与三年缓刑。这时起，埃米莉决定不再像头驴那样循规蹈矩地等待法庭给予正义，她要撇开那个呆板的受害者，从“失去意识的醉女人”变成埃米莉·多伊，最终找回自己真正的姓名——香奈儿·米勒。
香奈儿在Buzzfeed上授权发布的陈述获得了数千万的点击，许多性侵受害者在她的叙述中重新找回了声音，拜登、希拉里等人公开表达了对香奈儿的支持。2018年，曾经负责该案的法官被以62%的投票结果罢免，而加州性侵法案也将强奸的定义扩大到任何形式、未经双方同意的性侵。从不公正的审判结果，到推动加州法律的改革，香奈儿的故事近乎是暗夜里逆水行舟式的勇气传递。在2019年出版的《知晓我姓名》一书中，香奈儿讲述了自己生活的断裂、停滞与弥合、向前。近期，该书的中文版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摘编了有关第一次庭审的章节，以期与读者共飨。
透过椭圆形的窗户，我凝视着加利福尼亚犹如地毯覆盖的山丘，漫山秋色，上面点缀着黑色的灌木。我希望这架飞机就像一辆巴士，这样我就能坐过站，沉沉睡去，然后在火奴鲁鲁醒来。
我来这里是为了打一场人生中最艰难的战斗，但帕罗阿尔托没有人知道我回家。我用肩膀撞开了父母家的门，行李箱摇摇晃晃地滑过门框，轮子在地毯上减速，我把燕麦色毛衣挂在壁橱里的塑料衣架上，牙刷放在一只陶瓷船里。
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法庭上，一切都停滞不前。时间不是移动，而是加深，这种方式真是奇怪。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访那个夜晚。问题生出更多的问题，像树根的分叉。
这一次，我想知道受害者要有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可以被接受的。什么语气？她警告我不要生气。我明白了，如果你生气，你就是在防御。如果你淡然，就显得冷漠。太积极向上，就会被怀疑。如果你哭，就是歇斯底里。太情绪化会让你显得不可靠。但不流露感情会让你看起来未受影响。我该如何平衡这一切？冷静，我告诉自己，镇定。但在听证会上我曾失去控制。如果就那样发生了呢？我的检察官提醒我，陪审团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困难的。“做你自己就好。”她说。
哪个自己。我想回问。她说辩方要用理论来反驳我，提醒我这是对方的工作。如果他想带我往另一个方向走，就把它引回来。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驴，辩护律师晃着胡萝卜，不要跟着胡萝卜走。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就说你不知道。要诚实。
一开始，我以为这很简单。当我第一次听说布罗克聘请了一位杰出的高薪律师，我想：哦，不。然后又想：那又怎样？即使他这样的人物也无法改变事实。在我看来，我方是要说服陪审团，天空中那个黄色的大家伙就是太阳。而他那一方必须让陪审团相信那是一个蛋黄。即使是最杰出的律师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它是一颗巨大的炽热的恒星，而不是一个可笑的漂浮的鸡蛋。但我还没有理解这个体系。如果你付出足够的金钱，如果你说了正确的话，如果你花了足够的时间去削弱和稀释真理，太阳可能的确会慢慢地开始看起来像一个鸡蛋。这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
过去十五个月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被录音并打字录入。我将和另外三个自我一起坐在证人席上：医院的我、警局的我和预审听证会的我。四个“我”的说法必须一致。她说我不需要逐字背下来。
“要熟悉它们。”她说。我明白记住不同于熟悉：熟悉意味着我要在骨头里感受它。这不是一堆文件，而是那个夜晚本身。我用双手托住它的重量。你会认为现在我应该开始准备：一个蒙太奇镜头，显示我正热情地翻着材料，与我的检察官面对面坐着，快速地回答问题。相反，你会看到我推着红色购物车穿过塔吉特百货，在那里我可以平静下来，在那里整个世界都被一排排组织好。
星期五
我无法告诉你在法庭上有多少男女，哪些种族，什么样的服饰打扮。一半的陪审团成员脸上可能都涂着老虎彩绘，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法官，我还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只知道他光滑的头颅和长袍的苍白曲线，在我身边出现的一道若隐若现的影子。
我听到：“你庄严宣誓……只有真相。”我的手抬了起来：“我发誓。”我把自己塞进掏空的椅子里，盯着阿拉蕾的眼睛。我被告知要对着麦克风拼写我的名字。我担心会把字母弄混，就慢慢地开始拼。
检察官：“你能不能把麦克风拉近一点？你的声音太温柔了。”
没错。就好像我的喉咙里塞满了绝缘材料，我的声音只比耳语高一点点。但我仍能听到每一个字落入寂静的房间，被几十只眼睛和耳朵所吞噬。
第一个问题总是很简单；出生在帕罗阿尔托，有个妹妹，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主修文学，身高5英尺8英寸。我干得不错。“你体重多少？很抱歉问你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在麦克风前被问及这个问题。我担心如果我猜的数字太低，他们会认为不可能。我的驾照上写着140磅，但我上大学时体重是163磅。“可能是158磅。”我说。
“好吧。现在，我想提醒大家注意1月—2015年1月17日和18日的周末。”我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来这里要做的事情上。我们从阿拉斯特雷德罗保护区开始，然后转到墨西哥快餐馆，“哪家墨西哥快餐馆？”她问。我从来没有查过那家店的名字。扣一分。我想。她问我点了什么，一个墨西哥卷。加一分。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问题，盘问的过程像跳石头一样轻快；我妹妹的哪个朋友在派对之前来过我家，如果我认识他们，我见过他们几次，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喝酒……
检察官：“你一口气喝下过整罐啤酒吗？”
我：“我不行。”
检察官：“为什么你不行？”
我：“因为这太难了。”
一阵轻笑声。他们能听到我的诚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200个问题过去了，记者们在后排胡乱写着。我承认不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没有漏过每一篇恶意的报道。她问我的下一个记忆。“我在医院里醒过来。”我说。
这事在我知道它发生之前就发生了。我的眼睛变得模糊，呼吸突然急促，我说不出话来，看不见东西。
检察官：“在那之前你还有什么记忆吗？”
我：（证人没有回应。）
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从鼻子里流出来，我担心它们会从耳朵里、嘴里流出来。一切都温暖、潮湿、黏糊糊的，我的呼吸飘忽不定。我很羞愧，好像我在玷污自己，每个人都看着我擦脸，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辩方：“我很抱歉。我们能得到口头答复吗？”
我已经忘记了那个问题，关于记忆之类，我有记忆吗？
我：“没有。”
辩方：“谢谢。”
检察官：“你需要一点时间吗？”
我：“我没事。”
检察官：“这里有一些纸巾。”
我想把纸巾塞进嘴巴和鼻孔，堵住七窍。想让手顺着脸颊拽下来，抹去我的五官。阿拉蕾试图继续进行，我能察觉到辩方的愤怒。控制好自己。
检察官：“当你在医院醒来的时候，你能告诉我们——你知道那是几点吗？”
我再次在那种感觉中醒来，我的思想被困在白色的走廊里。我盯着外面，试图回到现在，看到周围的西装，尝到鼻涕的味道，用舌头舔干净上嘴唇，咸咸的检察官：“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感觉如何，你的身体感觉？”
我口齿不清，浑身冒汗，突然发现自己连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
我：“然后那个—我看到了系主任和警官，他们问我—”
辩方：“反对。这是传闻证据。”
我惊得说不出话。
检察官：“这不是为了说明事实，法官大人，而是为了说明她的精神状态和她对自己身处何地的理解程度。”
法官：“好吧。我允许——提——出这个问题。”
检察官：“当你说‘他们’时，你能具体说明是谁在问你吗？”
我：“当然。警官和系主任在跟我说话，问我是谁，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号码，让他们可以联系我。他们告诉我，‘他们有理由相信’我被性侵了。”
辩方：“反对。请求删除记录。这是传闻证据。”
我突然意识到对方的手掌紧紧地压在我的头顶上，把我按在水下，对我说：“不要上来。”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最痛苦的部分，想在陪审团听到之前让我闭嘴。我告诉自己要还击，你必须用力还击。
我：“我要去卫生间……他们说我必须等一会儿，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收集尿液样本。就在那时，我——我——觉得这事听起来很严重，因为我还没有——我以为他们是——”
辩方：“反对。传闻证据。这也是一种主观叙述。”
检察官：“所以当你说你想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们允许你去了吗？”
我：“最后去了，但开始的时候被拒绝了，因为他们可能要收集我的尿样。”
辩方：“反对。请求删除记录。个人理解。”
法官：“好吧。我会删除‘最后去了’之后的话。”
个人理解？一切不都是个人理解吗？我的记忆像灯一样忽亮忽暗。她错了，闭嘴，快点，停下来别说了，如此受挫，继续，叙述，反对。我找不到方向。中断的感觉就像挨揍一样。
检察官：“你除了对自己身处何地感到困惑以外，还对什么感到困惑？”
我失去了控制，张开双臂分辩道：“我不知道我妹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解释。然后他们告诉我，而我想：‘你们找错人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弄错了。我想：‘我只想找到我妹妹，然后回家。’”
我尽情地说着，把肺里的东西都倒进一粒葡萄大小的麦克风里。喉音从我的喉咙里发出来，又长又响。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没有喝一小口水，没有优雅地轻抚眼角，没有说“我很好”，只是决定了，你要等我把话说完。这就是事实，各位。这就是你做的。房间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处理这般疯狂的号啕大哭。但我终于不被打断地将答案倾吐而出。我感到狂躁，感到兴奋，每个人都被迫吞下我的哀号。冷静、镇定、集中、坚强。扯淡，我放弃了这一切，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已经失去了告诉我要蜷缩起来的小小声音，只想着释放、释放、再释放。
检察官：“那么，香奈儿，就在我们短暂的休庭之前，我正在跟你谈论在医院里醒过来的事。你还记得吗？”
每次我都能看到自己睡在轮床上。现在我不想吵醒她，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能看见自己举起包扎得松松垮垮的手，眨巴着眼睛，四处张望。我想走过去对她说：“早上好，回去睡觉吧。”我悄悄地把轮床滚回救护车，我们让时光倒流。我又在颠簸的车上睡着了，医护人员把我送回地面。布罗克的手会从我身体里滑出来，我的内裤会套回到腿上，我的文胸会盖住我的乳房，我的头发会变平整，松针会游回地面。我倒退着走进派对，独自站着，妹妹回来找到我。在外面，瑞典人骑着自行车去他们要去的任何地方。世界还将继续，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尽管我非常想要这个场景，但总会有未解决的问题：布罗克。我逃脱了他的控制，但如果他在那个派对上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他也会在下一个派对上得到。我们被教导侵犯是可能发生的，但如果你穿着得体，你被侵犯的概率就会降低。但这永远不会根除问题，只会把攻击者转向另一个不知情的受害者，再实行暴力。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但我宁愿让他看见我在袖子上擦鼻涕，也不愿让他自由自在。一个小小的胜利。
我继续说下去，讲到我的内裤不见了，这时另一个器官似乎像水球一样在我体内爆开了。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的脸上竟然能产生这么多的水。我讲到有人给了我一条毯子，然后我睡着了。我担心，那天晚上我这么快就睡着了，这会削弱我所感受到的震惊。
检察官：“现在我要给你看几张照片，然后问你是否认得。我要给你看15号、16号和17号人像……香奈儿，我想让你看看15号人像。如果你认出那张照片，就告诉我。”我不知道有我在医院里昏迷的照片。现在，放在证人席台上的是我的头部，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房间里，棕色的头皮上插着长长的赤褐色松针。我的肚子收紧了。是我，那是我。我感到胃里一阵钻心的疼痛，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检察官：“你以前看过这些照片吗？”
我：“没有。”
检察官：“为了让陪审团能看到那张照片，香奈儿，我要再公开展示一次这些照片。”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转过身来，走向投影仪，大屏幕投向左边墙上。我直视着我的家人，试图与他们对视并警告他们，不要看它，看着我，看着我。但我看到他们的目光跟随着她，他们的头齐刷刷地转了过去，仿佛被她脚后跟发出的咔嗒声吸引住了。“这是15号人像。那是你吗，香奈儿？”我向左转身，我的头就在那里，一颗棕色的星球绑在某种背板上，布满了整个房间。
我看到妈妈用手捂住嘴。我想对着麦克风轻声说“妈妈”，但每个人都会听到。我环顾四周，每个人的目光都盯着那张照片。我的眼睛开始发热，我的脑袋里跳动着，求求你们了，有人能遮住她的眼睛吗？我想说：那不是我，我就在这里，就坐在你面前。我紧握双手，蜷曲双脚，困在我的座席上，没有力量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
检察官：“那是你吗，香奈儿？”
“是的。”我说。
当检察官回到证人席上时，我的怒气已尽，眼泪也干了。我带着某种奇怪的既悲哀又无可奈何的神情，超然地坐着。辩方可能会对着我大喊大叫，而我则会一言不发。布罗克要是把水泼到我脸上，我也不会动的。我以为我可以保护我的家人，试图把伤害掩盖起来。但我失败了。对于这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全部，仅此而已。
检察官：“那天晚上，你去斯坦福的时候，有没有打算要见什么人？”我感到有什么在闪烁，在摇曳，溪水中出现一个可以抓住的树枝。
我：“没有。”
检察官：“你有和谁勾搭上的打算吗？”
我总是在脑海中幻想回到过去。很多次，我试着想象他把我按倒在地上的那一刻，每次我都想象自己的眼睛突然睁开，高声尖叫。我的身体在他下面苏醒过来，扭动着，把他从我身上推开。我爬到他身上，挺起身，把胳膊向后一甩，撞在他的胸膛上，我的膝盖像一根攻城槌戳进他的胯部，使他发出一声叫喊，一声哀号，还有他刺耳的呼吸声。我想象着俯身靠近他的脸，用拇指和食指撑开他的眼睛，把灰尘洒在他蓝色瞳孔下方湿润的粉红色眼睑上，对他说看着我，告诉我你“对此很享受”。你以为我软弱，你以为这很容易。我把手掌按进他的脸中央，血从他的鼻子里漏出来，弄湿了我的手腕。我会站起来，在他两腿间跺上最后一脚，然后走开。
检察官：“你有亲吻被告的意图吗？”
我抬头看着布罗克，他的眼睛已经在望着我了。我瞪了回去。受害者已经觉醒。也许你认为我永远都无法完成这件事。也许你以为，她没有记忆，但我永远不会让你忘记。
检察官：“你对他有兴趣吗？”
我想爬上我的证人席，手拿一支红色的大画笔，在法庭的后墙上用长长的红色笔画写下NO，每个字母有20英尺高。我想要一面旗帜从天花板上展开，释放出深红色的气球。我想把每个人的衬衫都掀起来，在他们毛茸茸的肚子上画上字母N和O，NONONONONO，两个字母像波浪在滚动。我想说，再问我一遍。问我一百万遍，那将永远是我的答案。“不”，这是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我可能不知道我小便的地方离房子有多远，也不知道我在那个1月某日的早些时候吃了什么。但我永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终于回答了这个他从未征询过我的问题。
我：“没有。”
检察官：“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好吧。现在我们暂时休庭。”
第二周，星期一
几小时后，蒂法妮将出庭做证。蒂法妮在卧室里准备着，她穿着猩红色的上衣，换了一件黑色的，又换回猩红色的，汗流浃背，我用吹风机吹干她的腋下。我忙着帮她做点什么：我知道如果我坐在一边沉思太久，我就不会再让她回到那个地方去。
我和雅典娜约在一家面包房见面，一边等着蒂法妮，一边在雨中吃着杏子哈曼饼。突然，我的律师出现了。她说蒂法妮已经在车里等着了。我们坐在停着的车里，车窗一片模糊。她说等雨小一点我们就走。我知道她的意思，她需要不动脑子地坐一会儿。我知道她做证的时间不够了，明天早上她还得再来一趟。我想问她事情进展如何，告诉我一切，但又心生疑虑，担心我们会被指控互通消息。即使在一辆被大雨的轰鸣声封锁的车里，我也害怕被人注视，害怕做错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停止谈话。
那天晚上，我们看了部汤姆·汉克斯的电影，把所有的事情都抛诸脑后。她的手机响起，打破了寂静。是我的检察官，妹妹从放映厅里溜了出去。当她回来的时候，眼睛湿湿的。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屏幕。“我把一切都搞砸了。”她说。“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搞砸了。”她说。我的安慰毫无用处，因为她坚持说我不明白，我不在那里。我讨厌我不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才得知妹妹做证说，那天晚上她离开我时，以为我会没事。辩护人以此辩解说，布罗克找到我的时候，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状态很好。如果他们能证明布罗克真的相信我是在清醒状态下同意的，他们就能顺利结案。“我是说我以为你会没事的。”她说。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她没想到她的姐姐会被强奸。阿拉蕾打电话告诉她，她需要澄清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辩方明天会在这一点上对她发动攻击。
我准备好了抓起钥匙，径直走出门去。我真想把车开到辩护律师家，跑上铺着地毯的楼梯，把穿着破睡衣、眼镜放在床头柜上的他叫醒。我要掀开棉被毯子，露出他毛茸茸的白腿和筒袜。
我要问他是否知道他打扰了我的妹妹，他难道没法找一个该死的体面点的方法，这件事只是我和布罗克之间的事，看看白板上潦草的证据，我的血液酒精浓度，语音信箱，你还想要什么？因为我会终结你，所以你还想在这个过程中毁掉我妹妹吗？不知怎么的，这成了我们所有人的过错，除了他。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在我面前崩溃，看着她试图承受这一切痛苦，我终于明白了。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自我意识，那挥之不去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错了。“不是你离开了吗？谁说她没事的？”他找到它，钩住它，把它注射进我们体内，让它生长，直到罪恶感充满我们全身。直到我们被自责淹没，被痛苦蒙蔽，失去看清真相的能力。
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俩被扭曲的现实蒙蔽，我们的话语被曲解，直到我们变得不确定，不可信，认为自己残缺破碎。我们心甘情愿地把头撞到墙上，感到困惑，感到抱歉，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利发声。我已经揭开了游戏的秘密：这不是对正义的追求，而是对耐力的考验。他的错误在于他在追击一个我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人。看，如果只是我在那里被攻击，我可能会退缩，退回到自我怀疑。但她呢？那天早些时候我被问到，当我说我对她来说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姐姐时，我是什么意思。我想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当一个人夹在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之间时，会发生什么，你读过那些被熊抓伤的事吗，那些被整个撕下来的脸。
我把精心打印的指南和鼓励的话都扔到抽屉里，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咒语：“操你的炒饭。”操你的你喝了什么、怎么喝、什么时候跟谁喝，操你的我在桌子上跳舞，操你的我在椅子上跳舞。你想要真相，整个真相，除了真相什么都不要？你的全部回答是，他弓着肩膀，垂着头，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全家都他妈的受到了伤害，为什么我丢了工作，为什么我的银行账户上只有四位数，为什么我妹妹没去上学？因为在一个凉爽的1月的晚上，我出去了，而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在那里，决定了是或不是，移动或静止，他想要操某人，有意图地操某人，而碰巧某人就是我。
这并没有使我产生缺陷。这并没有使我变得不够好。但这确实让我很生气。妹妹允许我看到自己需要看到的东西。痛苦，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变得清晰起来。我现在知道律师来这里要做什么了，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他相信他能打倒我们，但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建造。
过去5年间，香奈儿·米勒一直以艾米莉·多伊这个名字生活在世上。如今，她走到聚光灯下，说出了自己的故事，人们称赞她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
田心
一位身着红色连体裤的年轻女子双手叉腰、表情坚毅，昂首看向光的来处。暗影，被她的黑色高跟鞋踩在脚下。
这是美国《时代周刊》2019年封面人物香奈儿·米勒。前不久，这本杂志评选出2019年度“影响未来100人”，她是其中的代表。
谁是香奈儿·米勒?人们曾一度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直到9月22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30，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的的王牌栏目《60分钟》节目中播出了名为“我是香奈儿·米勒”的专访。
当艾米莉·多伊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时，观众们终于回过神来。原来，过去5年间，香奈儿·米勒一直以艾米莉·多伊这个名字生活在世上。电视节目中，她首次公开了自己的真名，并以真实的面容出现在全美电视观众面前。
随后，香奈儿·米勒记叙了自己5年间冲破种种阻扰、偏见和心藩，并与性侵犯罪抗争的故事《知道我的名字》由著名的兰登书屋推出。《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此书迅速席卷全美，人们称赞她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
一
有数据显示：在美国，每90秒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而每1000个被性侵的人，只有230人会报警，最终却只有5个施害者会被送进监狱。
艾米莉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却诉说着一个悲伤的故事。过去5年间，艾米莉的故事深深占据着、触动着无数美国人的心灵，并极大地撼动了整个社会对性侵的态度和认知。
2015年1月17日深夜，美国西海岸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校园内，两位瑞典留学生骑车经过校园，突然在一个大垃圾箱边上听到一阵异样的声响。
他们定睛一看，一个亚洲面孔的年轻女孩躺在地上，一名壮硕的白人男子正压在她身上。那个女孩显然喝多了酒，神思恍惚。
两位瑞典学生立即大声喝止，白人男子爬起来就跑。瑞典学生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紧追那个逃跑者。最终，两人合力抓住了那名男子。很快，警察也赶到了。
躺在地上的女孩被送往医院，后来在医院醒来。醒来时的她，身上满是松树的刺，内裤也没有了，身上还有伤痕。她不记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是去参加一个欢乐的派对，自己有点“喝高了”……她被告知受到了性侵。从那一刻起，她成了“艾米莉·多伊”，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侵犯女孩的白人男子，是斯坦福大学校游泳队的明星队员布鲁克·特纳。2014年，他入选了国家青年队，有望入选国家队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他承认，自己性侵了艾米莉。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看似铁板钉钉。
在随后的一年多里，艾米莉一边试图疗伤，一边不断接受来自法庭、对方律师以及社会就这一事件的拷问，不得不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
2016年6月，艾米莉终于等来了陪审团的一致裁决：特纳袭击和意图强奸等3项罪名成立，面临至少14年的刑期。然而，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后，法官亚伦·帕斯基宣布：特纳没有前科，获刑6个月，缓刑3年(实际上，3个月后，特纳因为“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
艾米莉惊呆了，愤怒了!她写下7000字的受害人陈述，在法庭上，面对施暴者，她一字一句将其读出：“你我素不相识，但你却侵犯了我，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碰面”“有时候，我告诉自己，如果那一晚我没有出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很快我又意识到，这一切仍然会发生，只不过是发生在另一个女孩身上”……
这篇陈述3个月后在Buzzfeed网站上全文刊出，一周点击量达到1500万次。美国网友炸了锅：什么?3项性侵重罪，3个月?
法官亚伦·帕斯基判决的理由是，特纳系初犯，一个前途无量的菁英，判决会对他的未来造成影响。
特纳的父亲丹·特纳更是在自己的儿子被定罪后发出声明称，自己的儿子不应该因为“20分钟的冲动”，就因此受到十几年监禁的惩罚。
二
这是一场看似不对等的较量。
特纳，白人，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学生，游泳队明星，有望入选奥运会国家队，可谓天之骄子。众所周知，美国大学极端重视体育，斯坦福大学更是美国大学体育协会评为“D1级”即大学体育最强级的学校。
艾米莉，女性，甚至连名字都要用化名的小人物。有舆论指责她当晚为什么要喝醉，以至于“在人类的本能面前，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不能确定，艾米莉的亚洲面孔是否成为她当晚遭受欺凌的一个诱因。亚洲女性常常给人以软弱、忍耐的印象，而在亚洲文化中，遭到性侵，更被看成是丢脸、不能声张之事。
艾米莉的身上有一半的华人血统，她的母亲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作家和电影导演，父亲则是一位心理医生。她的长相似乎更多地随了她的母亲。
艾米莉和她的妹妹出生在美国加州的帕洛阿尔托，这里是“硅谷”的心脏之地，斯坦福就坐落于此。在这场变故前，她和妹妹的生活宁静而祥和。她的妈妈说：“她们的幸福就是当小孩，我们的幸福就是当父母。”
在帕洛阿尔托这个硅谷重镇，有一个玩笑说，小镇上4对夫妻中就有3对是Ph.D(博士)，剩下那一对，只有一个是Ph.D。艾米莉的妈妈戏称她先生和她就是那第四对夫妻。
艾米莉的爸爸是博士、美国人，她的妈妈则来自中国。当年，她是小县城里的高考文科状元，来到美国后，成为一名作家和导演。她担任编剧和导演的纪录片《哀牢山的信仰》曾在中国一些地方播映过。这位妈妈曾回忆说，回到上世纪90年，在还没有谷歌和脸书的时代，她家周末晚餐桌上总会坐着7个白人博士。唯一不是博士的她在厨房里烧菜，博士们说：打死我们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来!
对于一双女儿，艾米莉的妈妈这样说：“我家孩子中美混血，数理化不太好，但人文知识超强。考试没有全部拿A，SAT(类似中国高考的一种美国大学标准化考试)考得OK”“但我们照样爱他们!”
出事之前，艾米莉刚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毕业。这个学校坐落在大海边，有非常漂亮的校园海景。艾米莉热爱写作和运动，在校期间曾获得过UCSB的写作奖和全国性的文学奖。UCSB常年阳光普照，艾米莉个子高，从中学起就一直打排球，进入大学后尤爱打沙滩排球。她在UCSB度过了4年美好的时光。
在一个中西合壁的家庭里，在加州温暖的阳光下，艾米莉幸福而自由自在地长大，直到改变她命运的那个黑夜。
三
本来这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有关女性遭受性暴力事件屡见不鲜。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艾米莉难以接受。
貌似公正却偏心的法官、对方咄咄逼人的律师、社会舆论的风暴，一个被性侵的女孩，一遍遍迷茫又惶恐地穿行在医院和警察局之间，一遍遍地接受鉴定和被询问：你喝了多少酒?你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个聚会?你和你男朋友的交往关系稳定吗?
反反复复的询问，令艾米莉一度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许自己应该放弃诉讼，像无数遭受侵犯的女性一样忍气吞声。那样，这桩“丑闻”也很快就会被时光冲淡，直至所有人遗忘它。
在法庭上，特纳的律师把特纳塑造成一个斯坦福精英、“奥运会苗子”，而艾米莉则变成不知检点的“派对醉酒女孩”。在特纳的游泳教练和前女友们的证词中，这位斯坦福精英聪明上进、前途无量，现在却因为自己一时的不检点遭受到灭顶之灾。社会舆论的焦点也开始指向被害人，人们质疑她案发当晚不该喝醉，特纳则被认为是遭到勾引而一时失足，值得同情。
艾米莉愤怒了!她写下7000字的受害者陈述，控诉施暴者的罪行和对法院判决不公的质疑，在“差别对待”的法庭和舆论的苛责中寻求法律的公正。
她的妈妈说：“法官偏心、律师扭曲事实、犯罪人撒谎……要不是她写了那封感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受害者陈述，她做梦都别想翻身!”
这封陈述，不是在卖惨，不是在呻吟自己的苦难，而是“在陈述中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力量，一种强大的求生感、一种逼人的正义感”。
对于许多女孩而言，如果摊上艾米莉这样的事，可能只好自认倒霉，独自疗伤。有时，她们不得不穷尽一生，与自己遭受的心理创伤搏斗。更有不少曾经遭受性侵的女性，不敢说、不愿说、也没地方去说，或者说了也没人相信。甚至，反会被打上“被性侵”的烙印，一辈子生活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抬不起头来。而施暴者在风暴过后，其暴行逐渐被人们淡忘，得以继续过着自在日子。
但是艾米莉不一样，她没有被打垮，而是选择战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艾米莉和她的家人“上法庭上到要呕吐”。
四
艾米莉能如此坚强地坚持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中西合壁的家庭始终是她坚强的后盾。
她的妈妈回忆说，从孩子一生下来，自己和她们的爸爸克里斯就在争论这个问题——怎样当父母?“每次的答案都是：陪伴她们，把她们养大!”
在爸爸克里斯博士眼里，女儿们样样优秀出色。他最关心的是，孩子们是否开心，有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潜力，有没有找到自我，能不能成为她们喜欢的那个自己。
不过，有那么一丝丝瞬间，这位中国妈妈也会想：“如果不是丈夫，我的两个女儿会不会不一样，能够上东部更好的大学?”
但克里斯却是一个倔强不妥协的美国人，他决不允许强迫孩子做任何事情：不准强迫女儿进合唱团、不许送孩子进补习班、不许包装孩子，孩子申请大学的事也全部由她们自己完成。
“但他对孩子的爱，常令我吃惊，因为我没有见过中国男人那样对孩子的。”这位中国妈妈说，“他从不批评我们的小孩，很给她们面子。”克里斯还教会孩子们独立、勇敢、为自己应得的去争取，同时对自己行为负责。
这位中国妈妈记得，艾米莉高中时参加了学校的曲棍球队，教练是个白人女子，偏心而严厉。艾米莉运动素质好，跑得又快，但从来得不到上场的机会。
为了讨好教练，这位中国妈妈在大冬天里坐在记分台上计分、吹终场哨子、花自己钱给队员和教练买水、土豆片、饼干、披萨，甚至义务开车送整个球队去大老远的城市比赛。
但教练还是不让艾米莉上场。痛苦的妈妈回家后忍不住向丈夫倾诉，丈夫发怒了。
接下来又是一场比赛，教练还是没有给艾米莉上场的机会。此时艾米莉的学校还落后对手，这位中国妈妈坐在场边又伤心又着急。
这时，艾米莉爸爸的电话来了。在简单询问现场情况后，爸爸平静地对妈妈说：“把手机递给教练。”妈妈说不可以，爸爸于是低声咆哮道：“请把这个‘娘炮’的电话给那个教练听!”
妈妈不知道爸爸和教练说了什么。几分钟后，艾米莉上场了，连进两球，一举扭转了败局，直到终场都没再被换下。
艾米莉后来知道了那个电话，等妈妈回到家中，只见艾米莉正在厨房里高声教训父亲：“你以为你是谁，可以这样做?”
爸爸说：“我错了。”
艾米莉：“你以为你可以打电话来扭转我的命运吗?”
爸爸低下了头再次说：“我错了。”
艾米莉不依不饶：“你以为，我一生的奋斗可以通过爸爸来走捷径吗?”
爸爸的头快低到胸膛上了：“我道歉。”灰白的头发遮住了他的前脸，看上去很可怜。
妈妈很为父女俩骄傲。在她看来，艾米莉自信、自强多来自爸爸的遗传。而这样的性格特点和家人的团结一致，也在后来那场不言妥协的“战斗”中体现了出来。
五
从法庭宣判的那一刻起，艾米莉的“受害者陈述”，唤醒了无数人，影响从美国辐射到全球。
美国众议院的女议员在国会大声朗读这封陈述作为声援。这份陈述的开场白随后在众多的公开场合被无数次引用：“你不认识我，但你却侵犯了我，所以我们今天会在这里!”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曾参与起草了1994年《反对妇女暴力法》，并参与了白宫举办的反对校园性侵犯的活动。他看了艾米莉的“受害者遭遇陈述”之后，给她写了一封公开信。拜登写道：“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让你失望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被你的故事所触动的数百万人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的勇敢令人心碎，希望你的力量可以防止此种罪行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此案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最终推动了全美法律层面上变革。
2016年9月30日，时任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紧急签署了两项法案，扩大了强奸的定义范围，延长了强奸类犯罪的刑期。此外，任何违反女性意志的性行为都是强奸，哪怕对方醉酒无意识;性侵犯案件的最低量刑也更改为3年以上。
2018年6月，经过众多民众的不懈努力，此案的法官帕斯基被撤职，成为86年以来加州首位被罢免的法官。
2018年8月，特纳的上诉被驳回，他将终身被注册成“性侵罪犯”。
2019年，美国纽约也出台一项新的法律，规定从2019年8月14日开始的一年内，成年人如果在儿童时期受过性侵，可以向其施害人和相关的机构提起民事诉讼。这一年的申请期被称为“追溯窗口”。而此前的法律规定，如果受害人已满23岁，就不能再对年幼时的性侵案提出诉讼。现在这个“追溯窗口”，把年龄放宽到55岁。
投票支持该项纽约新法律的一位议员说：“当一个孩子受到性侵的时候，通常他们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搞明白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项立法的通过，告诉像我这样的性侵‘幸存者’，我们在法律的眼中很重要(这位女性议员在其年幼时，也曾遭老师性侵)!”
9月4日，香奈儿·米勒决定告别 艾米莉·多伊这个名字，她公布了自己的真名及照片。9月22日，她以真实面容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她希望让人们亲眼看见她的坚强与挣扎，米勒说：“这件事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治愈的，它将永远跟随在我左右。但是我可以选择怎样看待它，我会从中汲取力量，将悲伤和愤怒变为动力。”
在电视节目的一开始，她重新读了“受害者陈述”的开头。虽然已时过5年，但当她读到：“你无法将我从前的生活归还给我”的时候，她的声音还是哽咽了。她停顿了一秒钟，那仿佛是世界上最长的一秒钟。无数美国观众目睹了这一幕。
香奈儿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公布自己真实身份、将自己的伤疤再度揭开给所有人看、再次去面对自己遭遇的黑暗经历，是为了给无数个像她一样的受害者以勇气和希望。这个勇敢的、有着一半华裔血统的女孩改变了人们对性侵的认知、改变着人们对亚裔等同“哑裔”的印象，推动着美国司法向着更好的方向一步一步作出改变。
9月24日，香奈儿写就的回忆录《知道我的名字》上市。5年的写作，对她而言，是折磨，也是救赎。没有人能想到，在遭受厄运后，这个女孩柔弱的身体里竟然还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而且这股力量最终改变了她自己，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这一刻，她终于做回了自己——“我是香奈儿·米勒”。
新闻链接：按：2016年6月3日，一位化名为埃米莉·多伊的斯坦福性侵受害者在美国Buzzfeed网站上发布了自己的受害人影响陈述。在这篇陈述中，埃米莉逐条驳回了被告人布罗克·特纳对性侵事实的公然歪曲，并且指认了媒体报道、网络评论以及法庭不公对自己和家人造成的伤害。
“在报纸上，我的名字是‘失去意识的醉女人’，八个字，仅此而已。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学习自己的真名，自己的身份，去重新认识到这不是我的全部。”
一个被性侵的女性、一个被家暴的女性、一个被杀死的女性，当这些惨剧进入公众视野时，抹去女性的名字几乎是个不成文的规定。她可能是某个有名有姓的男人的妻子、伴侣，可能缀有“醉酒”“着装暴露”“私生活不检点”等标签，但绝不可拥有姓名，好像有人生怕她们发现自己还有破碎之外的完整、恐惧之外的愤怒、脆弱之外的勇气。
女性在媒体报道中被剥夺姓名已屡见不鲜，而这种盘剥在本应代表正义的法庭上却更为赤裸。埃米莉在第一次庭审现场被要求回答了近两百个琐碎的问题：年龄、体重、案发当天的晚餐、喝每一口酒的时间、地点、手机是否静音……“如果你生气，你就是在防御。如果你淡然，就显得冷漠。太积极向上，就会被怀疑。如果你哭，就是歇斯底里。”每一次回答都必须小心谨慎、前后连贯，唯有一遍遍地逼迫自己回到现场、记牢自己曾说过的每一句话，埃米莉才有可能避开辩方律师的陷阱与有心人的捕风捉影。
在这次庭审上，埃米莉经历了情绪崩溃，自己力图保护的家人也被扭曲的现实肢解、击碎，而特纳只被判处了六个月的监禁（实际服刑三个月）与三年缓刑。这时起，埃米莉决定不再像头驴那样循规蹈矩地等待法庭给予正义，她要撇开那个呆板的受害者，从“失去意识的醉女人”变成埃米莉·多伊，最终找回自己真正的姓名——香奈儿·米勒。
香奈儿在Buzzfeed上授权发布的陈述获得了数千万的点击，许多性侵受害者在她的叙述中重新找回了声音，拜登、希拉里等人公开表达了对香奈儿的支持。2018年，曾经负责该案的法官被以62%的投票结果罢免，而加州性侵法案也将强奸的定义扩大到任何形式、未经双方同意的性侵。从不公正的审判结果，到推动加州法律的改革，香奈儿的故事近乎是暗夜里逆水行舟式的勇气传递。在2019年出版的《知晓我姓名》一书中，香奈儿讲述了自己生活的断裂、停滞与弥合、向前。近期，该书的中文版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摘编了有关第一次庭审的章节，以期与读者共飨。
透过椭圆形的窗户，我凝视着加利福尼亚犹如地毯覆盖的山丘，漫山秋色，上面点缀着黑色的灌木。我希望这架飞机就像一辆巴士，这样我就能坐过站，沉沉睡去，然后在火奴鲁鲁醒来。
我来这里是为了打一场人生中最艰难的战斗，但帕罗阿尔托没有人知道我回家。我用肩膀撞开了父母家的门，行李箱摇摇晃晃地滑过门框，轮子在地毯上减速，我把燕麦色毛衣挂在壁橱里的塑料衣架上，牙刷放在一只陶瓷船里。
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法庭上，一切都停滞不前。时间不是移动，而是加深，这种方式真是奇怪。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访那个夜晚。问题生出更多的问题，像树根的分叉。
这一次，我想知道受害者要有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可以被接受的。什么语气？她警告我不要生气。我明白了，如果你生气，你就是在防御。如果你淡然，就显得冷漠。太积极向上，就会被怀疑。如果你哭，就是歇斯底里。太情绪化会让你显得不可靠。但不流露感情会让你看起来未受影响。我该如何平衡这一切？冷静，我告诉自己，镇定。但在听证会上我曾失去控制。如果就那样发生了呢？我的检察官提醒我，陪审团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困难的。“做你自己就好。”她说。
哪个自己。我想回问。她说辩方要用理论来反驳我，提醒我这是对方的工作。如果他想带我往另一个方向走，就把它引回来。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驴，辩护律师晃着胡萝卜，不要跟着胡萝卜走。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就说你不知道。要诚实。
一开始，我以为这很简单。当我第一次听说布罗克聘请了一位杰出的高薪律师，我想：哦，不。然后又想：那又怎样？即使他这样的人物也无法改变事实。在我看来，我方是要说服陪审团，天空中那个黄色的大家伙就是太阳。而他那一方必须让陪审团相信那是一个蛋黄。即使是最杰出的律师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它是一颗巨大的炽热的恒星，而不是一个可笑的漂浮的鸡蛋。但我还没有理解这个体系。如果你付出足够的金钱，如果你说了正确的话，如果你花了足够的时间去削弱和稀释真理，太阳可能的确会慢慢地开始看起来像一个鸡蛋。这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
过去十五个月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被录音并打字录入。我将和另外三个自我一起坐在证人席上：医院的我、警局的我和预审听证会的我。四个“我”的说法必须一致。她说我不需要逐字背下来。
“要熟悉它们。”她说。我明白记住不同于熟悉：熟悉意味着我要在骨头里感受它。这不是一堆文件，而是那个夜晚本身。我用双手托住它的重量。你会认为现在我应该开始准备：一个蒙太奇镜头，显示我正热情地翻着材料，与我的检察官面对面坐着，快速地回答问题。相反，你会看到我推着红色购物车穿过塔吉特百货，在那里我可以平静下来，在那里整个世界都被一排排组织好。
星期五
我无法告诉你在法庭上有多少男女，哪些种族，什么样的服饰打扮。一半的陪审团成员脸上可能都涂着老虎彩绘，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法官，我还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只知道他光滑的头颅和长袍的苍白曲线，在我身边出现的一道若隐若现的影子。
我听到：“你庄严宣誓……只有真相。”我的手抬了起来：“我发誓。”我把自己塞进掏空的椅子里，盯着阿拉蕾的眼睛。我被告知要对着麦克风拼写我的名字。我担心会把字母弄混，就慢慢地开始拼。
检察官：“你能不能把麦克风拉近一点？你的声音太温柔了。”
没错。就好像我的喉咙里塞满了绝缘材料，我的声音只比耳语高一点点。但我仍能听到每一个字落入寂静的房间，被几十只眼睛和耳朵所吞噬。
第一个问题总是很简单；出生在帕罗阿尔托，有个妹妹，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主修文学，身高5英尺8英寸。我干得不错。“你体重多少？很抱歉问你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在麦克风前被问及这个问题。我担心如果我猜的数字太低，他们会认为不可能。我的驾照上写着140磅，但我上大学时体重是163磅。“可能是158磅。”我说。
“好吧。现在，我想提醒大家注意1月—2015年1月17日和18日的周末。”我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来这里要做的事情上。我们从阿拉斯特雷德罗保护区开始，然后转到墨西哥快餐馆，“哪家墨西哥快餐馆？”她问。我从来没有查过那家店的名字。扣一分。我想。她问我点了什么，一个墨西哥卷。加一分。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问题，盘问的过程像跳石头一样轻快；我妹妹的哪个朋友在派对之前来过我家，如果我认识他们，我见过他们几次，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喝酒……
检察官：“你一口气喝下过整罐啤酒吗？”
我：“我不行。”
检察官：“为什么你不行？”
我：“因为这太难了。”
一阵轻笑声。他们能听到我的诚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200个问题过去了，记者们在后排胡乱写着。我承认不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没有漏过每一篇恶意的报道。她问我的下一个记忆。“我在医院里醒过来。”我说。
这事在我知道它发生之前就发生了。我的眼睛变得模糊，呼吸突然急促，我说不出话来，看不见东西。
检察官：“在那之前你还有什么记忆吗？”
我：（证人没有回应。）
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从鼻子里流出来，我担心它们会从耳朵里、嘴里流出来。一切都温暖、潮湿、黏糊糊的，我的呼吸飘忽不定。我很羞愧，好像我在玷污自己，每个人都看着我擦脸，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辩方：“我很抱歉。我们能得到口头答复吗？”
我已经忘记了那个问题，关于记忆之类，我有记忆吗？
我：“没有。”
辩方：“谢谢。”
检察官：“你需要一点时间吗？”
我：“我没事。”
检察官：“这里有一些纸巾。”
我想把纸巾塞进嘴巴和鼻孔，堵住七窍。想让手顺着脸颊拽下来，抹去我的五官。阿拉蕾试图继续进行，我能察觉到辩方的愤怒。控制好自己。
检察官：“当你在医院醒来的时候，你能告诉我们——你知道那是几点吗？”
我再次在那种感觉中醒来，我的思想被困在白色的走廊里。我盯着外面，试图回到现在，看到周围的西装，尝到鼻涕的味道，用舌头舔干净上嘴唇，咸咸的检察官：“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感觉如何，你的身体感觉？”
我口齿不清，浑身冒汗，突然发现自己连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
我：“然后那个—我看到了系主任和警官，他们问我—”
辩方：“反对。这是传闻证据。”
我惊得说不出话。
检察官：“这不是为了说明事实，法官大人，而是为了说明她的精神状态和她对自己身处何地的理解程度。”
法官：“好吧。我允许——提——出这个问题。”
检察官：“当你说‘他们’时，你能具体说明是谁在问你吗？”
我：“当然。警官和系主任在跟我说话，问我是谁，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号码，让他们可以联系我。他们告诉我，‘他们有理由相信’我被性侵了。”
辩方：“反对。请求删除记录。这是传闻证据。”
我突然意识到对方的手掌紧紧地压在我的头顶上，把我按在水下，对我说：“不要上来。”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最痛苦的部分，想在陪审团听到之前让我闭嘴。我告诉自己要还击，你必须用力还击。
我：“我要去卫生间……他们说我必须等一会儿，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收集尿液样本。就在那时，我——我——觉得这事听起来很严重，因为我还没有——我以为他们是——”
辩方：“反对。传闻证据。这也是一种主观叙述。”
检察官：“所以当你说你想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们允许你去了吗？”
我：“最后去了，但开始的时候被拒绝了，因为他们可能要收集我的尿样。”
辩方：“反对。请求删除记录。个人理解。”
法官：“好吧。我会删除‘最后去了’之后的话。”
个人理解？一切不都是个人理解吗？我的记忆像灯一样忽亮忽暗。她错了，闭嘴，快点，停下来别说了，如此受挫，继续，叙述，反对。我找不到方向。中断的感觉就像挨揍一样。
检察官：“你除了对自己身处何地感到困惑以外，还对什么感到困惑？”
我失去了控制，张开双臂分辩道：“我不知道我妹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解释。然后他们告诉我，而我想：‘你们找错人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弄错了。我想：‘我只想找到我妹妹，然后回家。’”
我尽情地说着，把肺里的东西都倒进一粒葡萄大小的麦克风里。喉音从我的喉咙里发出来，又长又响。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没有喝一小口水，没有优雅地轻抚眼角，没有说“我很好”，只是决定了，你要等我把话说完。这就是事实，各位。这就是你做的。房间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处理这般疯狂的号啕大哭。但我终于不被打断地将答案倾吐而出。我感到狂躁，感到兴奋，每个人都被迫吞下我的哀号。冷静、镇定、集中、坚强。扯淡，我放弃了这一切，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已经失去了告诉我要蜷缩起来的小小声音，只想着释放、释放、再释放。
检察官：“那么，香奈儿，就在我们短暂的休庭之前，我正在跟你谈论在医院里醒过来的事。你还记得吗？”
每次我都能看到自己睡在轮床上。现在我不想吵醒她，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能看见自己举起包扎得松松垮垮的手，眨巴着眼睛，四处张望。我想走过去对她说：“早上好，回去睡觉吧。”我悄悄地把轮床滚回救护车，我们让时光倒流。我又在颠簸的车上睡着了，医护人员把我送回地面。布罗克的手会从我身体里滑出来，我的内裤会套回到腿上，我的文胸会盖住我的乳房，我的头发会变平整，松针会游回地面。我倒退着走进派对，独自站着，妹妹回来找到我。在外面，瑞典人骑着自行车去他们要去的任何地方。世界还将继续，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尽管我非常想要这个场景，但总会有未解决的问题：布罗克。我逃脱了他的控制，但如果他在那个派对上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他也会在下一个派对上得到。我们被教导侵犯是可能发生的，但如果你穿着得体，你被侵犯的概率就会降低。但这永远不会根除问题，只会把攻击者转向另一个不知情的受害者，再实行暴力。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但我宁愿让他看见我在袖子上擦鼻涕，也不愿让他自由自在。一个小小的胜利。
我继续说下去，讲到我的内裤不见了，这时另一个器官似乎像水球一样在我体内爆开了。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的脸上竟然能产生这么多的水。我讲到有人给了我一条毯子，然后我睡着了。我担心，那天晚上我这么快就睡着了，这会削弱我所感受到的震惊。
检察官：“现在我要给你看几张照片，然后问你是否认得。我要给你看15号、16号和17号人像……香奈儿，我想让你看看15号人像。如果你认出那张照片，就告诉我。”我不知道有我在医院里昏迷的照片。现在，放在证人席台上的是我的头部，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房间里，棕色的头皮上插着长长的赤褐色松针。我的肚子收紧了。是我，那是我。我感到胃里一阵钻心的疼痛，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检察官：“你以前看过这些照片吗？”
我：“没有。”
检察官：“为了让陪审团能看到那张照片，香奈儿，我要再公开展示一次这些照片。”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转过身来，走向投影仪，大屏幕投向左边墙上。我直视着我的家人，试图与他们对视并警告他们，不要看它，看着我，看着我。但我看到他们的目光跟随着她，他们的头齐刷刷地转了过去，仿佛被她脚后跟发出的咔嗒声吸引住了。“这是15号人像。那是你吗，香奈儿？”我向左转身，我的头就在那里，一颗棕色的星球绑在某种背板上，布满了整个房间。
我看到妈妈用手捂住嘴。我想对着麦克风轻声说“妈妈”，但每个人都会听到。我环顾四周，每个人的目光都盯着那张照片。我的眼睛开始发热，我的脑袋里跳动着，求求你们了，有人能遮住她的眼睛吗？我想说：那不是我，我就在这里，就坐在你面前。我紧握双手，蜷曲双脚，困在我的座席上，没有力量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
检察官：“那是你吗，香奈儿？”
“是的。”我说。
当检察官回到证人席上时，我的怒气已尽，眼泪也干了。我带着某种奇怪的既悲哀又无可奈何的神情，超然地坐着。辩方可能会对着我大喊大叫，而我则会一言不发。布罗克要是把水泼到我脸上，我也不会动的。我以为我可以保护我的家人，试图把伤害掩盖起来。但我失败了。对于这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全部，仅此而已。
检察官：“那天晚上，你去斯坦福的时候，有没有打算要见什么人？”我感到有什么在闪烁，在摇曳，溪水中出现一个可以抓住的树枝。
我：“没有。”
检察官：“你有和谁勾搭上的打算吗？”
我总是在脑海中幻想回到过去。很多次，我试着想象他把我按倒在地上的那一刻，每次我都想象自己的眼睛突然睁开，高声尖叫。我的身体在他下面苏醒过来，扭动着，把他从我身上推开。我爬到他身上，挺起身，把胳膊向后一甩，撞在他的胸膛上，我的膝盖像一根攻城槌戳进他的胯部，使他发出一声叫喊，一声哀号，还有他刺耳的呼吸声。我想象着俯身靠近他的脸，用拇指和食指撑开他的眼睛，把灰尘洒在他蓝色瞳孔下方湿润的粉红色眼睑上，对他说看着我，告诉我你“对此很享受”。你以为我软弱，你以为这很容易。我把手掌按进他的脸中央，血从他的鼻子里漏出来，弄湿了我的手腕。我会站起来，在他两腿间跺上最后一脚，然后走开。
检察官：“你有亲吻被告的意图吗？”
我抬头看着布罗克，他的眼睛已经在望着我了。我瞪了回去。受害者已经觉醒。也许你认为我永远都无法完成这件事。也许你以为，她没有记忆，但我永远不会让你忘记。
检察官：“你对他有兴趣吗？”
我想爬上我的证人席，手拿一支红色的大画笔，在法庭的后墙上用长长的红色笔画写下NO，每个字母有20英尺高。我想要一面旗帜从天花板上展开，释放出深红色的气球。我想把每个人的衬衫都掀起来，在他们毛茸茸的肚子上画上字母N和O，NONONONONO，两个字母像波浪在滚动。我想说，再问我一遍。问我一百万遍，那将永远是我的答案。“不”，这是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我可能不知道我小便的地方离房子有多远，也不知道我在那个1月某日的早些时候吃了什么。但我永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终于回答了这个他从未征询过我的问题。
我：“没有。”
检察官：“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好吧。现在我们暂时休庭。”
第二周，星期一
几小时后，蒂法妮将出庭做证。蒂法妮在卧室里准备着，她穿着猩红色的上衣，换了一件黑色的，又换回猩红色的，汗流浃背，我用吹风机吹干她的腋下。我忙着帮她做点什么：我知道如果我坐在一边沉思太久，我就不会再让她回到那个地方去。
我和雅典娜约在一家面包房见面，一边等着蒂法妮，一边在雨中吃着杏子哈曼饼。突然，我的律师出现了。她说蒂法妮已经在车里等着了。我们坐在停着的车里，车窗一片模糊。她说等雨小一点我们就走。我知道她的意思，她需要不动脑子地坐一会儿。我知道她做证的时间不够了，明天早上她还得再来一趟。我想问她事情进展如何，告诉我一切，但又心生疑虑，担心我们会被指控互通消息。即使在一辆被大雨的轰鸣声封锁的车里，我也害怕被人注视，害怕做错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停止谈话。
那天晚上，我们看了部汤姆·汉克斯的电影，把所有的事情都抛诸脑后。她的手机响起，打破了寂静。是我的检察官，妹妹从放映厅里溜了出去。当她回来的时候，眼睛湿湿的。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屏幕。“我把一切都搞砸了。”她说。“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搞砸了。”她说。我的安慰毫无用处，因为她坚持说我不明白，我不在那里。我讨厌我不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才得知妹妹做证说，那天晚上她离开我时，以为我会没事。辩护人以此辩解说，布罗克找到我的时候，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状态很好。如果他们能证明布罗克真的相信我是在清醒状态下同意的，他们就能顺利结案。“我是说我以为你会没事的。”她说。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她没想到她的姐姐会被强奸。阿拉蕾打电话告诉她，她需要澄清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辩方明天会在这一点上对她发动攻击。
我准备好了抓起钥匙，径直走出门去。我真想把车开到辩护律师家，跑上铺着地毯的楼梯，把穿着破睡衣、眼镜放在床头柜上的他叫醒。我要掀开棉被毯子，露出他毛茸茸的白腿和筒袜。
我要问他是否知道他打扰了我的妹妹，他难道没法找一个该死的体面点的方法，这件事只是我和布罗克之间的事，看看白板上潦草的证据，我的血液酒精浓度，语音信箱，你还想要什么？因为我会终结你，所以你还想在这个过程中毁掉我妹妹吗？不知怎么的，这成了我们所有人的过错，除了他。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在我面前崩溃，看着她试图承受这一切痛苦，我终于明白了。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自我意识，那挥之不去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错了。“不是你离开了吗？谁说她没事的？”他找到它，钩住它，把它注射进我们体内，让它生长，直到罪恶感充满我们全身。直到我们被自责淹没，被痛苦蒙蔽，失去看清真相的能力。
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俩被扭曲的现实蒙蔽，我们的话语被曲解，直到我们变得不确定，不可信，认为自己残缺破碎。我们心甘情愿地把头撞到墙上，感到困惑，感到抱歉，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利发声。我已经揭开了游戏的秘密：这不是对正义的追求，而是对耐力的考验。他的错误在于他在追击一个我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人。看，如果只是我在那里被攻击，我可能会退缩，退回到自我怀疑。但她呢？那天早些时候我被问到，当我说我对她来说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姐姐时，我是什么意思。我想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当一个人夹在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之间时，会发生什么，你读过那些被熊抓伤的事吗，那些被整个撕下来的脸。
我把精心打印的指南和鼓励的话都扔到抽屉里，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咒语：“操你的炒饭。”操你的你喝了什么、怎么喝、什么时候跟谁喝，操你的我在桌子上跳舞，操你的我在椅子上跳舞。你想要真相，整个真相，除了真相什么都不要？你的全部回答是，他弓着肩膀，垂着头，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全家都他妈的受到了伤害，为什么我丢了工作，为什么我的银行账户上只有四位数，为什么我妹妹没去上学？因为在一个凉爽的1月的晚上，我出去了，而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在那里，决定了是或不是，移动或静止，他想要操某人，有意图地操某人，而碰巧某人就是我。
这并没有使我产生缺陷。这并没有使我变得不够好。但这确实让我很生气。妹妹允许我看到自己需要看到的东西。痛苦，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变得清晰起来。我现在知道律师来这里要做什么了，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他相信他能打倒我们，但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