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国外判例
案       由: 审理法院:
发布时间: 2020-10-21 17:27:50 点击次数: 0
摘            要:  
       香奈儿·米勒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并被评为“未来百大影响力人物”。
简介:
 香奈儿·米勒  这就是我的真实姓名



过去5年间,香奈儿·米勒一直以艾米莉·多伊这个名字生活在世上。如今,她走到聚光灯下,说出了自己的故事,人们称赞她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
田心
一位身着红色连体裤的年轻女子双手叉腰、表情坚毅,昂首看向光的来处。暗影,被她的黑色高跟鞋踩在脚下。
这是美国《时代周刊》2019年封面人物香奈儿·米勒。前不久,这本杂志评选出2019年度“影响未来100人”,她是其中的代表。


谁是香奈儿·米勒?人们曾一度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直到9月22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30,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的的王牌栏目《60分钟》节目中播出了名为“我是香奈儿·米勒”的专访。
当艾米莉·多伊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时,观众们终于回过神来。原来,过去5年间,香奈儿·米勒一直以艾米莉·多伊这个名字生活在世上。电视节目中,她首次公开了自己的真名,并以真实的面容出现在全美电视观众面前。

随后,香奈儿·米勒记叙了自己5年间冲破种种阻扰、偏见和心藩,并与性侵犯罪抗争的故事《知道我的名字》由著名的兰登书屋推出。《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此书迅速席卷全美,人们称赞她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

有数据显示:在美国,每90秒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而每1000个被性侵的人,只有230人会报警,最终却只有5个施害者会被送进监狱。
艾米莉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却诉说着一个悲伤的故事。过去5年间,艾米莉的故事深深占据着、触动着无数美国人的心灵,并极大地撼动了整个社会对性侵的态度和认知。

2015年1月17日深夜,美国西海岸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校园内,两位瑞典留学生骑车经过校园,突然在一个大垃圾箱边上听到一阵异样的声响。
他们定睛一看,一个亚洲面孔的年轻女孩躺在地上,一名壮硕的白人男子正压在她身上。那个女孩显然喝多了酒,神思恍惚。

两位瑞典学生立即大声喝止,白人男子爬起来就跑。瑞典学生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紧追那个逃跑者。最终,两人合力抓住了那名男子。很快,警察也赶到了。
躺在地上的女孩被送往医院,后来在医院醒来。醒来时的她,身上满是松树的刺,内裤也没有了,身上还有伤痕。她不记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是去参加一个欢乐的派对,自己有点“喝高了”……她被告知受到了性侵。从那一刻起,她成了“艾米莉·多伊”,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侵犯女孩的白人男子,是斯坦福大学校游泳队的明星队员布鲁克·特纳。2014年,他入选了国家青年队,有望入选国家队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他承认,自己性侵了艾米莉。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看似铁板钉钉。
在随后的一年多里,艾米莉一边试图疗伤,一边不断接受来自法庭、对方律师以及社会就这一事件的拷问,不得不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

2016年6月,艾米莉终于等来了陪审团的一致裁决:特纳袭击和意图强奸等3项罪名成立,面临至少14年的刑期。然而,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后,法官亚伦·帕斯基宣布:特纳没有前科,获刑6个月,缓刑3年(实际上,3个月后,特纳因为“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

艾米莉惊呆了,愤怒了!她写下7000字的受害人陈述,在法庭上,面对施暴者,她一字一句将其读出:“你我素不相识,但你却侵犯了我,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碰面”“有时候,我告诉自己,如果那一晚我没有出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很快我又意识到,这一切仍然会发生,只不过是发生在另一个女孩身上”……

这篇陈述3个月后在Buzzfeed网站上全文刊出,一周点击量达到1500万次。美国网友炸了锅:什么?3项性侵重罪,3个月?
法官亚伦·帕斯基判决的理由是,特纳系初犯,一个前途无量的菁英,判决会对他的未来造成影响。

特纳的父亲丹·特纳更是在自己的儿子被定罪后发出声明称,自己的儿子不应该因为“20分钟的冲动”,就因此受到十几年监禁的惩罚。

这是一场看似不对等的较量。
特纳,白人,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学生,游泳队明星,有望入选奥运会国家队,可谓天之骄子。众所周知,美国大学极端重视体育,斯坦福大学更是美国大学体育协会评为“D1级”即大学体育最强级的学校。
艾米莉,女性,甚至连名字都要用化名的小人物。有舆论指责她当晚为什么要喝醉,以至于“在人类的本能面前,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不能确定,艾米莉的亚洲面孔是否成为她当晚遭受欺凌的一个诱因。亚洲女性常常给人以软弱、忍耐的印象,而在亚洲文化中,遭到性侵,更被看成是丢脸、不能声张之事。
艾米莉的身上有一半的华人血统,她的母亲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作家和电影导演,父亲则是一位心理医生。她的长相似乎更多地随了她的母亲。

艾米莉和她的妹妹出生在美国加州的帕洛阿尔托,这里是“硅谷”的心脏之地,斯坦福就坐落于此。在这场变故前,她和妹妹的生活宁静而祥和。她的妈妈说:“她们的幸福就是当小孩,我们的幸福就是当父母。”

在帕洛阿尔托这个硅谷重镇,有一个玩笑说,小镇上4对夫妻中就有3对是Ph.D(博士),剩下那一对,只有一个是Ph.D。艾米莉的妈妈戏称她先生和她就是那第四对夫妻。
艾米莉的爸爸是博士、美国人,她的妈妈则来自中国。当年,她是小县城里的高考文科状元,来到美国后,成为一名作家和导演。她担任编剧和导演的纪录片《哀牢山的信仰》曾在中国一些地方播映过。这位妈妈曾回忆说,回到上世纪90年,在还没有谷歌和脸书的时代,她家周末晚餐桌上总会坐着7个白人博士。唯一不是博士的她在厨房里烧菜,博士们说:打死我们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来!
对于一双女儿,艾米莉的妈妈这样说:“我家孩子中美混血,数理化不太好,但人文知识超强。考试没有全部拿A,SAT(类似中国高考的一种美国大学标准化考试)考得OK”“但我们照样爱他们!”
出事之前,艾米莉刚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毕业。这个学校坐落在大海边,有非常漂亮的校园海景。艾米莉热爱写作和运动,在校期间曾获得过UCSB的写作奖和全国性的文学奖。UCSB常年阳光普照,艾米莉个子高,从中学起就一直打排球,进入大学后尤爱打沙滩排球。她在UCSB度过了4年美好的时光。

在一个中西合壁的家庭里,在加州温暖的阳光下,艾米莉幸福而自由自在地长大,直到改变她命运的那个黑夜。

本来这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有关女性遭受性暴力事件屡见不鲜。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艾米莉难以接受。

貌似公正却偏心的法官、对方咄咄逼人的律师、社会舆论的风暴,一个被性侵的女孩,一遍遍迷茫又惶恐地穿行在医院和警察局之间,一遍遍地接受鉴定和被询问:你喝了多少酒?你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个聚会?你和你男朋友的交往关系稳定吗?

反反复复的询问,令艾米莉一度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许自己应该放弃诉讼,像无数遭受侵犯的女性一样忍气吞声。那样,这桩“丑闻”也很快就会被时光冲淡,直至所有人遗忘它。
在法庭上,特纳的律师把特纳塑造成一个斯坦福精英、“奥运会苗子”,而艾米莉则变成不知检点的“派对醉酒女孩”。在特纳的游泳教练和前女友们的证词中,这位斯坦福精英聪明上进、前途无量,现在却因为自己一时的不检点遭受到灭顶之灾。社会舆论的焦点也开始指向被害人,人们质疑她案发当晚不该喝醉,特纳则被认为是遭到勾引而一时失足,值得同情。
艾米莉愤怒了!她写下7000字的受害者陈述,控诉施暴者的罪行和对法院判决不公的质疑,在“差别对待”的法庭和舆论的苛责中寻求法律的公正。

她的妈妈说:“法官偏心、律师扭曲事实、犯罪人撒谎……要不是她写了那封感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受害者陈述,她做梦都别想翻身!”
这封陈述,不是在卖惨,不是在呻吟自己的苦难,而是“在陈述中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力量,一种强大的求生感、一种逼人的正义感”。

对于许多女孩而言,如果摊上艾米莉这样的事,可能只好自认倒霉,独自疗伤。有时,她们不得不穷尽一生,与自己遭受的心理创伤搏斗。更有不少曾经遭受性侵的女性,不敢说、不愿说、也没地方去说,或者说了也没人相信。甚至,反会被打上“被性侵”的烙印,一辈子生活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抬不起头来。而施暴者在风暴过后,其暴行逐渐被人们淡忘,得以继续过着自在日子。
但是艾米莉不一样,她没有被打垮,而是选择战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艾米莉和她的家人“上法庭上到要呕吐”。

艾米莉能如此坚强地坚持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中西合壁的家庭始终是她坚强的后盾。
她的妈妈回忆说,从孩子一生下来,自己和她们的爸爸克里斯就在争论这个问题——怎样当父母?“每次的答案都是:陪伴她们,把她们养大!”

在爸爸克里斯博士眼里,女儿们样样优秀出色。他最关心的是,孩子们是否开心,有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潜力,有没有找到自我,能不能成为她们喜欢的那个自己。
不过,有那么一丝丝瞬间,这位中国妈妈也会想:“如果不是丈夫,我的两个女儿会不会不一样,能够上东部更好的大学?”

但克里斯却是一个倔强不妥协的美国人,他决不允许强迫孩子做任何事情:不准强迫女儿进合唱团、不许送孩子进补习班、不许包装孩子,孩子申请大学的事也全部由她们自己完成。
“但他对孩子的爱,常令我吃惊,因为我没有见过中国男人那样对孩子的。”这位中国妈妈说,“他从不批评我们的小孩,很给她们面子。”克里斯还教会孩子们独立、勇敢、为自己应得的去争取,同时对自己行为负责。
这位中国妈妈记得,艾米莉高中时参加了学校的曲棍球队,教练是个白人女子,偏心而严厉。艾米莉运动素质好,跑得又快,但从来得不到上场的机会。

为了讨好教练,这位中国妈妈在大冬天里坐在记分台上计分、吹终场哨子、花自己钱给队员和教练买水、土豆片、饼干、披萨,甚至义务开车送整个球队去大老远的城市比赛。
但教练还是不让艾米莉上场。痛苦的妈妈回家后忍不住向丈夫倾诉,丈夫发怒了。
接下来又是一场比赛,教练还是没有给艾米莉上场的机会。此时艾米莉的学校还落后对手,这位中国妈妈坐在场边又伤心又着急。

这时,艾米莉爸爸的电话来了。在简单询问现场情况后,爸爸平静地对妈妈说:“把手机递给教练。”妈妈说不可以,爸爸于是低声咆哮道:“请把这个‘娘炮’的电话给那个教练听!”
妈妈不知道爸爸和教练说了什么。几分钟后,艾米莉上场了,连进两球,一举扭转了败局,直到终场都没再被换下。

艾米莉后来知道了那个电话,等妈妈回到家中,只见艾米莉正在厨房里高声教训父亲:“你以为你是谁,可以这样做?”
爸爸说:“我错了。”
艾米莉:“你以为你可以打电话来扭转我的命运吗?”
爸爸低下了头再次说:“我错了。”

艾米莉不依不饶:“你以为,我一生的奋斗可以通过爸爸来走捷径吗?”
爸爸的头快低到胸膛上了:“我道歉。”灰白的头发遮住了他的前脸,看上去很可怜。
妈妈很为父女俩骄傲。在她看来,艾米莉自信、自强多来自爸爸的遗传。而这样的性格特点和家人的团结一致,也在后来那场不言妥协的“战斗”中体现了出来。

从法庭宣判的那一刻起,艾米莉的“受害者陈述”,唤醒了无数人,影响从美国辐射到全球。

美国众议院的女议员在国会大声朗读这封陈述作为声援。这份陈述的开场白随后在众多的公开场合被无数次引用:“你不认识我,但你却侵犯了我,所以我们今天会在这里!”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曾参与起草了1994年《反对妇女暴力法》,并参与了白宫举办的反对校园性侵犯的活动。他看了艾米莉的“受害者遭遇陈述”之后,给她写了一封公开信。拜登写道:“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让你失望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被你的故事所触动的数百万人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的勇敢令人心碎,希望你的力量可以防止此种罪行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此案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最终推动了全美法律层面上变革。
2016年9月30日,时任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紧急签署了两项法案,扩大了强奸的定义范围,延长了强奸类犯罪的刑期。此外,任何违反女性意志的性行为都是强奸,哪怕对方醉酒无意识;性侵犯案件的最低量刑也更改为3年以上。

2018年6月,经过众多民众的不懈努力,此案的法官帕斯基被撤职,成为86年以来加州首位被罢免的法官。
2018年8月,特纳的上诉被驳回,他将终身被注册成“性侵罪犯”。

2019年,美国纽约也出台一项新的法律,规定从2019年8月14日开始的一年内,成年人如果在儿童时期受过性侵,可以向其施害人和相关的机构提起民事诉讼。这一年的申请期被称为“追溯窗口”。而此前的法律规定,如果受害人已满23岁,就不能再对年幼时的性侵案提出诉讼。现在这个“追溯窗口”,把年龄放宽到55岁。

投票支持该项纽约新法律的一位议员说:“当一个孩子受到性侵的时候,通常他们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搞明白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项立法的通过,告诉像我这样的性侵‘幸存者’,我们在法律的眼中很重要(这位女性议员在其年幼时,也曾遭老师性侵)!”

9月4日,香奈儿·米勒决定告别 艾米莉·多伊这个名字,她公布了自己的真名及照片。9月22日,她以真实面容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她希望让人们亲眼看见她的坚强与挣扎,米勒说:“这件事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治愈的,它将永远跟随在我左右。但是我可以选择怎样看待它,我会从中汲取力量,将悲伤和愤怒变为动力。”
在电视节目的一开始,她重新读了“受害者陈述”的开头。虽然已时过5年,但当她读到:“你无法将我从前的生活归还给我”的时候,她的声音还是哽咽了。她停顿了一秒钟,那仿佛是世界上最长的一秒钟。无数美国观众目睹了这一幕。

香奈儿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公布自己真实身份、将自己的伤疤再度揭开给所有人看、再次去面对自己遭遇的黑暗经历,是为了给无数个像她一样的受害者以勇气和希望。这个勇敢的、有着一半华裔血统的女孩改变了人们对性侵的认知、改变着人们对亚裔等同“哑裔”的印象,推动着美国司法向着更好的方向一步一步作出改变。

9月24日,香奈儿写就的回忆录《知道我的名字》上市。5年的写作,对她而言,是折磨,也是救赎。没有人能想到,在遭受厄运后,这个女孩柔弱的身体里竟然还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而且这股力量最终改变了她自己,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这一刻,她终于做回了自己——“我是香奈儿·米勒”。

新闻链接:按:2016年6月3日,一位化名为埃米莉·多伊的斯坦福性侵受害者在美国Buzzfeed网站上发布了自己的受害人影响陈述。在这篇陈述中,埃米莉逐条驳回了被告人布罗克·特纳对性侵事实的公然歪曲,并且指认了媒体报道、网络评论以及法庭不公对自己和家人造成的伤害。

“在报纸上,我的名字是‘失去意识的醉女人’,八个字,仅此而已。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学习自己的真名,自己的身份,去重新认识到这不是我的全部。”
一个被性侵的女性、一个被家暴的女性、一个被杀死的女性,当这些惨剧进入公众视野时,抹去女性的名字几乎是个不成文的规定。她可能是某个有名有姓的男人的妻子、伴侣,可能缀有“醉酒”“着装暴露”“私生活不检点”等标签,但绝不可拥有姓名,好像有人生怕她们发现自己还有破碎之外的完整、恐惧之外的愤怒、脆弱之外的勇气。

女性在媒体报道中被剥夺姓名已屡见不鲜,而这种盘剥在本应代表正义的法庭上却更为赤裸。埃米莉在第一次庭审现场被要求回答了近两百个琐碎的问题:年龄、体重、案发当天的晚餐、喝每一口酒的时间、地点、手机是否静音……“如果你生气,你就是在防御。如果你淡然,就显得冷漠。太积极向上,就会被怀疑。如果你哭,就是歇斯底里。”每一次回答都必须小心谨慎、前后连贯,唯有一遍遍地逼迫自己回到现场、记牢自己曾说过的每一句话,埃米莉才有可能避开辩方律师的陷阱与有心人的捕风捉影。

在这次庭审上,埃米莉经历了情绪崩溃,自己力图保护的家人也被扭曲的现实肢解、击碎,而特纳只被判处了六个月的监禁(实际服刑三个月)与三年缓刑。这时起,埃米莉决定不再像头驴那样循规蹈矩地等待法庭给予正义,她要撇开那个呆板的受害者,从“失去意识的醉女人”变成埃米莉·多伊,最终找回自己真正的姓名——香奈儿·米勒。

香奈儿在Buzzfeed上授权发布的陈述获得了数千万的点击,许多性侵受害者在她的叙述中重新找回了声音,拜登、希拉里等人公开表达了对香奈儿的支持。2018年,曾经负责该案的法官被以62%的投票结果罢免,而加州性侵法案也将强奸的定义扩大到任何形式、未经双方同意的性侵。从不公正的审判结果,到推动加州法律的改革,香奈儿的故事近乎是暗夜里逆水行舟式的勇气传递。在2019年出版的《知晓我姓名》一书中,香奈儿讲述了自己生活的断裂、停滞与弥合、向前。近期,该书的中文版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摘编了有关第一次庭审的章节,以期与读者共飨。

透过椭圆形的窗户,我凝视着加利福尼亚犹如地毯覆盖的山丘,漫山秋色,上面点缀着黑色的灌木。我希望这架飞机就像一辆巴士,这样我就能坐过站,沉沉睡去,然后在火奴鲁鲁醒来。
我来这里是为了打一场人生中最艰难的战斗,但帕罗阿尔托没有人知道我回家。我用肩膀撞开了父母家的门,行李箱摇摇晃晃地滑过门框,轮子在地毯上减速,我把燕麦色毛衣挂在壁橱里的塑料衣架上,牙刷放在一只陶瓷船里。
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法庭上,一切都停滞不前。时间不是移动,而是加深,这种方式真是奇怪。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访那个夜晚。问题生出更多的问题,像树根的分叉。

这一次,我想知道受害者要有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可以被接受的。什么语气?她警告我不要生气。我明白了,如果你生气,你就是在防御。如果你淡然,就显得冷漠。太积极向上,就会被怀疑。如果你哭,就是歇斯底里。太情绪化会让你显得不可靠。但不流露感情会让你看起来未受影响。我该如何平衡这一切?冷静,我告诉自己,镇定。但在听证会上我曾失去控制。如果就那样发生了呢?我的检察官提醒我,陪审团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困难的。“做你自己就好。”她说。

哪个自己。我想回问。她说辩方要用理论来反驳我,提醒我这是对方的工作。如果他想带我往另一个方向走,就把它引回来。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驴,辩护律师晃着胡萝卜,不要跟着胡萝卜走。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就说你不知道。要诚实。

一开始,我以为这很简单。当我第一次听说布罗克聘请了一位杰出的高薪律师,我想:哦,不。然后又想:那又怎样?即使他这样的人物也无法改变事实。在我看来,我方是要说服陪审团,天空中那个黄色的大家伙就是太阳。而他那一方必须让陪审团相信那是一个蛋黄。即使是最杰出的律师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它是一颗巨大的炽热的恒星,而不是一个可笑的漂浮的鸡蛋。但我还没有理解这个体系。如果你付出足够的金钱,如果你说了正确的话,如果你花了足够的时间去削弱和稀释真理,太阳可能的确会慢慢地开始看起来像一个鸡蛋。这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

过去十五个月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被录音并打字录入。我将和另外三个自我一起坐在证人席上:医院的我、警局的我和预审听证会的我。四个“我”的说法必须一致。她说我不需要逐字背下来。

“要熟悉它们。”她说。我明白记住不同于熟悉:熟悉意味着我要在骨头里感受它。这不是一堆文件,而是那个夜晚本身。我用双手托住它的重量。你会认为现在我应该开始准备:一个蒙太奇镜头,显示我正热情地翻着材料,与我的检察官面对面坐着,快速地回答问题。相反,你会看到我推着红色购物车穿过塔吉特百货,在那里我可以平静下来,在那里整个世界都被一排排组织好。

星期五
我无法告诉你在法庭上有多少男女,哪些种族,什么样的服饰打扮。一半的陪审团成员脸上可能都涂着老虎彩绘,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法官,我还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只知道他光滑的头颅和长袍的苍白曲线,在我身边出现的一道若隐若现的影子。

我听到:“你庄严宣誓……只有真相。”我的手抬了起来:“我发誓。”我把自己塞进掏空的椅子里,盯着阿拉蕾的眼睛。我被告知要对着麦克风拼写我的名字。我担心会把字母弄混,就慢慢地开始拼。
检察官:“你能不能把麦克风拉近一点?你的声音太温柔了。”
没错。就好像我的喉咙里塞满了绝缘材料,我的声音只比耳语高一点点。但我仍能听到每一个字落入寂静的房间,被几十只眼睛和耳朵所吞噬。

第一个问题总是很简单;出生在帕罗阿尔托,有个妹妹,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主修文学,身高5英尺8英寸。我干得不错。“你体重多少?很抱歉问你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在麦克风前被问及这个问题。我担心如果我猜的数字太低,他们会认为不可能。我的驾照上写着140磅,但我上大学时体重是163磅。“可能是158磅。”我说。
“好吧。现在,我想提醒大家注意1月—2015年1月17日和18日的周末。”我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来这里要做的事情上。我们从阿拉斯特雷德罗保护区开始,然后转到墨西哥快餐馆,“哪家墨西哥快餐馆?”她问。我从来没有查过那家店的名字。扣一分。我想。她问我点了什么,一个墨西哥卷。加一分。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问题,盘问的过程像跳石头一样轻快;我妹妹的哪个朋友在派对之前来过我家,如果我认识他们,我见过他们几次,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喝酒……

检察官:“你一口气喝下过整罐啤酒吗?”
我:“我不行。”
检察官:“为什么你不行?”
我:“因为这太难了。”
一阵轻笑声。他们能听到我的诚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200个问题过去了,记者们在后排胡乱写着。我承认不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没有漏过每一篇恶意的报道。她问我的下一个记忆。“我在医院里醒过来。”我说。
这事在我知道它发生之前就发生了。我的眼睛变得模糊,呼吸突然急促,我说不出话来,看不见东西。
检察官:“在那之前你还有什么记忆吗?”

我:(证人没有回应。)
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从鼻子里流出来,我担心它们会从耳朵里、嘴里流出来。一切都温暖、潮湿、黏糊糊的,我的呼吸飘忽不定。我很羞愧,好像我在玷污自己,每个人都看着我擦脸,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辩方:“我很抱歉。我们能得到口头答复吗?”
我已经忘记了那个问题,关于记忆之类,我有记忆吗?
我:“没有。”
辩方:“谢谢。”
检察官:“你需要一点时间吗?”
我:“我没事。”
检察官:“这里有一些纸巾。”
我想把纸巾塞进嘴巴和鼻孔,堵住七窍。想让手顺着脸颊拽下来,抹去我的五官。阿拉蕾试图继续进行,我能察觉到辩方的愤怒。控制好自己。

检察官:“当你在医院醒来的时候,你能告诉我们——你知道那是几点吗?”
我再次在那种感觉中醒来,我的思想被困在白色的走廊里。我盯着外面,试图回到现在,看到周围的西装,尝到鼻涕的味道,用舌头舔干净上嘴唇,咸咸的检察官:“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感觉如何,你的身体感觉?”
我口齿不清,浑身冒汗,突然发现自己连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

我:“然后那个—我看到了系主任和警官,他们问我—”
辩方:“反对。这是传闻证据。”
我惊得说不出话。
检察官:“这不是为了说明事实,法官大人,而是为了说明她的精神状态和她对自己身处何地的理解程度。”

法官:“好吧。我允许——提——出这个问题。”
检察官:“当你说‘他们’时,你能具体说明是谁在问你吗?”
我:“当然。警官和系主任在跟我说话,问我是谁,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号码,让他们可以联系我。他们告诉我,‘他们有理由相信’我被性侵了。”
辩方:“反对。请求删除记录。这是传闻证据。”

我突然意识到对方的手掌紧紧地压在我的头顶上,把我按在水下,对我说:“不要上来。”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最痛苦的部分,想在陪审团听到之前让我闭嘴。我告诉自己要还击,你必须用力还击。
我:“我要去卫生间……他们说我必须等一会儿,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收集尿液样本。就在那时,我——我——觉得这事听起来很严重,因为我还没有——我以为他们是——”
辩方:“反对。传闻证据。这也是一种主观叙述。”
检察官:“所以当你说你想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们允许你去了吗?”

我:“最后去了,但开始的时候被拒绝了,因为他们可能要收集我的尿样。”
辩方:“反对。请求删除记录。个人理解。”
法官:“好吧。我会删除‘最后去了’之后的话。”

个人理解?一切不都是个人理解吗?我的记忆像灯一样忽亮忽暗。她错了,闭嘴,快点,停下来别说了,如此受挫,继续,叙述,反对。我找不到方向。中断的感觉就像挨揍一样。
检察官:“你除了对自己身处何地感到困惑以外,还对什么感到困惑?”

我失去了控制,张开双臂分辩道:“我不知道我妹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解释。然后他们告诉我,而我想:‘你们找错人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弄错了。我想:‘我只想找到我妹妹,然后回家。’”
我尽情地说着,把肺里的东西都倒进一粒葡萄大小的麦克风里。喉音从我的喉咙里发出来,又长又响。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没有喝一小口水,没有优雅地轻抚眼角,没有说“我很好”,只是决定了,你要等我把话说完。这就是事实,各位。这就是你做的。房间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处理这般疯狂的号啕大哭。但我终于不被打断地将答案倾吐而出。我感到狂躁,感到兴奋,每个人都被迫吞下我的哀号。冷静、镇定、集中、坚强。扯淡,我放弃了这一切,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已经失去了告诉我要蜷缩起来的小小声音,只想着释放、释放、再释放。

检察官:“那么,香奈儿,就在我们短暂的休庭之前,我正在跟你谈论在医院里醒过来的事。你还记得吗?”
每次我都能看到自己睡在轮床上。现在我不想吵醒她,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能看见自己举起包扎得松松垮垮的手,眨巴着眼睛,四处张望。我想走过去对她说:“早上好,回去睡觉吧。”我悄悄地把轮床滚回救护车,我们让时光倒流。我又在颠簸的车上睡着了,医护人员把我送回地面。布罗克的手会从我身体里滑出来,我的内裤会套回到腿上,我的文胸会盖住我的乳房,我的头发会变平整,松针会游回地面。我倒退着走进派对,独自站着,妹妹回来找到我。在外面,瑞典人骑着自行车去他们要去的任何地方。世界还将继续,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尽管我非常想要这个场景,但总会有未解决的问题:布罗克。我逃脱了他的控制,但如果他在那个派对上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他也会在下一个派对上得到。我们被教导侵犯是可能发生的,但如果你穿着得体,你被侵犯的概率就会降低。但这永远不会根除问题,只会把攻击者转向另一个不知情的受害者,再实行暴力。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但我宁愿让他看见我在袖子上擦鼻涕,也不愿让他自由自在。一个小小的胜利。

我继续说下去,讲到我的内裤不见了,这时另一个器官似乎像水球一样在我体内爆开了。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的脸上竟然能产生这么多的水。我讲到有人给了我一条毯子,然后我睡着了。我担心,那天晚上我这么快就睡着了,这会削弱我所感受到的震惊。

检察官:“现在我要给你看几张照片,然后问你是否认得。我要给你看15号、16号和17号人像……香奈儿,我想让你看看15号人像。如果你认出那张照片,就告诉我。”我不知道有我在医院里昏迷的照片。现在,放在证人席台上的是我的头部,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房间里,棕色的头皮上插着长长的赤褐色松针。我的肚子收紧了。是我,那是我。我感到胃里一阵钻心的疼痛,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检察官:“你以前看过这些照片吗?”
我:“没有。”
检察官:“为了让陪审团能看到那张照片,香奈儿,我要再公开展示一次这些照片。”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转过身来,走向投影仪,大屏幕投向左边墙上。我直视着我的家人,试图与他们对视并警告他们,不要看它,看着我,看着我。但我看到他们的目光跟随着她,他们的头齐刷刷地转了过去,仿佛被她脚后跟发出的咔嗒声吸引住了。“这是15号人像。那是你吗,香奈儿?”我向左转身,我的头就在那里,一颗棕色的星球绑在某种背板上,布满了整个房间。
我看到妈妈用手捂住嘴。我想对着麦克风轻声说“妈妈”,但每个人都会听到。我环顾四周,每个人的目光都盯着那张照片。我的眼睛开始发热,我的脑袋里跳动着,求求你们了,有人能遮住她的眼睛吗?我想说:那不是我,我就在这里,就坐在你面前。我紧握双手,蜷曲双脚,困在我的座席上,没有力量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

检察官:“那是你吗,香奈儿?”
“是的。”我说。
当检察官回到证人席上时,我的怒气已尽,眼泪也干了。我带着某种奇怪的既悲哀又无可奈何的神情,超然地坐着。辩方可能会对着我大喊大叫,而我则会一言不发。布罗克要是把水泼到我脸上,我也不会动的。我以为我可以保护我的家人,试图把伤害掩盖起来。但我失败了。对于这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全部,仅此而已。

检察官:“那天晚上,你去斯坦福的时候,有没有打算要见什么人?”我感到有什么在闪烁,在摇曳,溪水中出现一个可以抓住的树枝。
我:“没有。”
检察官:“你有和谁勾搭上的打算吗?”

我总是在脑海中幻想回到过去。很多次,我试着想象他把我按倒在地上的那一刻,每次我都想象自己的眼睛突然睁开,高声尖叫。我的身体在他下面苏醒过来,扭动着,把他从我身上推开。我爬到他身上,挺起身,把胳膊向后一甩,撞在他的胸膛上,我的膝盖像一根攻城槌戳进他的胯部,使他发出一声叫喊,一声哀号,还有他刺耳的呼吸声。我想象着俯身靠近他的脸,用拇指和食指撑开他的眼睛,把灰尘洒在他蓝色瞳孔下方湿润的粉红色眼睑上,对他说看着我,告诉我你“对此很享受”。你以为我软弱,你以为这很容易。我把手掌按进他的脸中央,血从他的鼻子里漏出来,弄湿了我的手腕。我会站起来,在他两腿间跺上最后一脚,然后走开。

检察官:“你有亲吻被告的意图吗?”
我抬头看着布罗克,他的眼睛已经在望着我了。我瞪了回去。受害者已经觉醒。也许你认为我永远都无法完成这件事。也许你以为,她没有记忆,但我永远不会让你忘记。
检察官:“你对他有兴趣吗?”

我想爬上我的证人席,手拿一支红色的大画笔,在法庭的后墙上用长长的红色笔画写下NO,每个字母有20英尺高。我想要一面旗帜从天花板上展开,释放出深红色的气球。我想把每个人的衬衫都掀起来,在他们毛茸茸的肚子上画上字母N和O,NONONONONO,两个字母像波浪在滚动。我想说,再问我一遍。问我一百万遍,那将永远是我的答案。“不”,这是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我可能不知道我小便的地方离房子有多远,也不知道我在那个1月某日的早些时候吃了什么。但我永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终于回答了这个他从未征询过我的问题。
我:“没有。”
检察官:“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好吧。现在我们暂时休庭。”

第二周,星期一
几小时后,蒂法妮将出庭做证。蒂法妮在卧室里准备着,她穿着猩红色的上衣,换了一件黑色的,又换回猩红色的,汗流浃背,我用吹风机吹干她的腋下。我忙着帮她做点什么:我知道如果我坐在一边沉思太久,我就不会再让她回到那个地方去。

我和雅典娜约在一家面包房见面,一边等着蒂法妮,一边在雨中吃着杏子哈曼饼。突然,我的律师出现了。她说蒂法妮已经在车里等着了。我们坐在停着的车里,车窗一片模糊。她说等雨小一点我们就走。我知道她的意思,她需要不动脑子地坐一会儿。我知道她做证的时间不够了,明天早上她还得再来一趟。我想问她事情进展如何,告诉我一切,但又心生疑虑,担心我们会被指控互通消息。即使在一辆被大雨的轰鸣声封锁的车里,我也害怕被人注视,害怕做错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停止谈话。

那天晚上,我们看了部汤姆·汉克斯的电影,把所有的事情都抛诸脑后。她的手机响起,打破了寂静。是我的检察官,妹妹从放映厅里溜了出去。当她回来的时候,眼睛湿湿的。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屏幕。“我把一切都搞砸了。”她说。“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搞砸了。”她说。我的安慰毫无用处,因为她坚持说我不明白,我不在那里。我讨厌我不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才得知妹妹做证说,那天晚上她离开我时,以为我会没事。辩护人以此辩解说,布罗克找到我的时候,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状态很好。如果他们能证明布罗克真的相信我是在清醒状态下同意的,他们就能顺利结案。“我是说我以为你会没事的。”她说。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她没想到她的姐姐会被强奸。阿拉蕾打电话告诉她,她需要澄清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辩方明天会在这一点上对她发动攻击。

我准备好了抓起钥匙,径直走出门去。我真想把车开到辩护律师家,跑上铺着地毯的楼梯,把穿着破睡衣、眼镜放在床头柜上的他叫醒。我要掀开棉被毯子,露出他毛茸茸的白腿和筒袜。
我要问他是否知道他打扰了我的妹妹,他难道没法找一个该死的体面点的方法,这件事只是我和布罗克之间的事,看看白板上潦草的证据,我的血液酒精浓度,语音信箱,你还想要什么?因为我会终结你,所以你还想在这个过程中毁掉我妹妹吗?不知怎么的,这成了我们所有人的过错,除了他。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在我面前崩溃,看着她试图承受这一切痛苦,我终于明白了。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自我意识,那挥之不去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错了。“不是你离开了吗?谁说她没事的?”他找到它,钩住它,把它注射进我们体内,让它生长,直到罪恶感充满我们全身。直到我们被自责淹没,被痛苦蒙蔽,失去看清真相的能力。

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俩被扭曲的现实蒙蔽,我们的话语被曲解,直到我们变得不确定,不可信,认为自己残缺破碎。我们心甘情愿地把头撞到墙上,感到困惑,感到抱歉,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利发声。我已经揭开了游戏的秘密:这不是对正义的追求,而是对耐力的考验。他的错误在于他在追击一个我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人。看,如果只是我在那里被攻击,我可能会退缩,退回到自我怀疑。但她呢?那天早些时候我被问到,当我说我对她来说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姐姐时,我是什么意思。我想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当一个人夹在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之间时,会发生什么,你读过那些被熊抓伤的事吗,那些被整个撕下来的脸。

我把精心打印的指南和鼓励的话都扔到抽屉里,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咒语:“操你的炒饭。”操你的你喝了什么、怎么喝、什么时候跟谁喝,操你的我在桌子上跳舞,操你的我在椅子上跳舞。你想要真相,整个真相,除了真相什么都不要?你的全部回答是,他弓着肩膀,垂着头,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全家都他妈的受到了伤害,为什么我丢了工作,为什么我的银行账户上只有四位数,为什么我妹妹没去上学?因为在一个凉爽的1月的晚上,我出去了,而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在那里,决定了是或不是,移动或静止,他想要操某人,有意图地操某人,而碰巧某人就是我。

这并没有使我产生缺陷。这并没有使我变得不够好。但这确实让我很生气。妹妹允许我看到自己需要看到的东西。痛苦,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变得清晰起来。我现在知道律师来这里要做什么了,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他相信他能打倒我们,但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