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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酒吧爆炸 民愤对正义能否推波助澜
——吉尔福德四人审判：1975年
意义
当爱尔兰共和军在三个酒吧制造爆炸案，并致使7人死亡，英国民众愤怒了。警方侦察员决定尽快逮捕嫌犯并进行审判，以平息民众和媒体的愤怒。本案是一个不幸的例子，它表明了在情绪过分激动的情况下对恐怖事件进行调查所导致的法律的不公正。
1974年，爱尔兰共和军（IRA）在英国进行恐怖活动的威胁成了残忍的现实。流血事件于10月5日发生在萨里吉尔福德两个常有军人光顾的酒吧：“七星”和“马和马夫”，爆炸造成了5人死亡，其中4人是军人。一个月以后的11月7日，第二次爆炸事件发生在伦敦南部任利奇的叫金斯阿姆斯的酒吧，炸弹从窗外扔进来，造成2名顾客死亡。两次爆炸还造成了多人非致命的伤害。在事发当月，国会就通过了反恐怖法案，法案中最为意义深远的规定就是授权警察可以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任何被合理怀疑与恐怖组织有关的人。
根据这个法令第一个被捕的是保罗·希尔，20岁，出生于贝尔法斯特，住在伦敦北部的吉尔伯恩一栋被抛弃的房子里。不管怎么样，希尔被捕了，在拘捕期间他签署了一份书面声明，承认为吉尔福德和任利奇爆炸事件负责，并交代说杰拉德·库伦是他的同党。第二天，库伦在他贝尔法斯特的家中被捕。对嫌疑人进行的询问问出了更多的同案犯，于是警方也逮捕了24岁的帕特里克·阿姆斯特朗和他17岁的英格兰女友卡罗尔·理查森。
这看起来是个一目了然的案子，英国的小报很显然是这么认为的。其中一份小报在1975年9月16日说：“爆炸者即将接受审判，将有狙击手防卫。”当被询问是否有罪时，所有嫌疑人都声称“无罪”，除了希尔，他挑战性地宣称，“我拒绝参加审判。你们根本不公正！”希尔的这种态度正是爱尔兰共和军惯常的做法，这样的态度给他的同案被告也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麻烦，而他们正需要抓住哪怕是最后一根稻草；不管怎样，他们坚持说他们的“招供”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或者是在枪口下，或者是受到警察的威胁说如果不合作的话，他们的家人将面临着身体上的伤害，甚至会被杀死。
确凿的不在现场的证据
卡罗尔·理查森的不在场证明非常有力。1974年12月，一个名叫弗兰克·约翰逊的朋友找到警方说10月5日，吉尔福德爆炸案发生时他正和卡罗尔在伦敦南部看一个乐队的表演。那个乐队查看了他们的记录，证实了那个日期，甚至还有理查森在乐队化妆间里拍的照片证明她在那里。约翰逊说他所揭露的事实让警察很是不高兴，他们一直在打他，直到他收回自己的话。但是，在证人席上作证时，他又回到了他最初的说法。王室法律顾问艾里克·迈尔斯是理查森的辩护人，他对陪审团说，关于约翰逊所说的，警方没有对辩护人提过一个字，还补充说，“这完全是那个肮脏的机构通常的做法。”
首席检查官、王室法律顾问迈克尔·哈弗斯爵士选择先放过最不好辩驳的约翰逊的证词——说他在当晚6：30在伦敦见过理查森——而是转而说理查森完全有时间在7：00将炸弹放在酒吧，而在50分钟后去参加音乐会，他胜利地宣布警察的汽车在伦敦南部拥挤的大街上走完这段30英里的路仅用了48分钟。
当探员蒂莫西·布莱克作证的时候，库伦的辩护人、王室法律顾问巴兹尔·威戈德，指控他在询问时对库伦进行过殴打。布莱克脱口而出说他甚至没有仔细看过库伦，而威戈德要求布莱克卷起衣袖。在被殴打的过程中，库伦曾经看到过布莱克胳膊上的纹身，能够仔细地描述。现在整个法庭都能够看得到库伦描述的是多么的准确了。当被问道为什么库伦能够如此准确的描述时，布莱克用微弱的声音说，库伦可能在警察局里在他没穿外衣时见到过他。
作为一位主力调查员，警官安东尼··杰米平静地否认了辩护人所说的希尔在被关押期间有一位警官用枪威胁他。然而，当威戈德问到各位被告人的供认的方式时，杰米出示了20页的供状——对库伦的询问记录，包括问题和回答，全部是带有倾向性的，并且可以理解的，没有提到任何警察的暴力。威戈德问杰米是在何时写下的这些记录。
“七个小时以后，”杰米说。威戈德对杰米良好的记忆力进行了褒扬，而杰米则说良好的记忆力是做警察必备的素质，此时威戈德突然说，“你到证人席上以后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杰米被问住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能够将长达13小时的审问过程在7个小时后一字一句的记录下来，却无法重复几分钟前刚刚问过他的问题。
轮到希尔作证了，他仍然是那副自以为是的样子，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或是用讽刺挖苦来对待别人的问题。库伦不得不对哈弗斯质疑说他故意地乱说，目的就是让陪审团无法了解到真相。
“我没有必要蒙蔽陪审团”，库伦说，“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是不是很享受能够领导这些人在吉尔福斯把那些人炸上天？”
“如果不是警察带我去的话，我从来就没有去过吉尔福德。就算他们让我把教皇说成是我的同党我也得那么做。为了救我妈，让我写任何人的名字我都会写上去的（此处暗指家庭成员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在总结中，法官唐纳森将整个案件归结为一点，他对陪审团说他们必须决定要相信谁——是经验丰富的警官还是被告人。
1975年10月，陪审团以他们的认定做出了回答。他们的认定是有罪。在宣读判决结果的时候，法官听起来似乎很遗憾他无法再使用死刑了，四名被告全部被判处终生监禁。但是他建议除非希尔年纪很大、而且身体需要，否则永远不应该释放。这样一来，希尔的判决成了英国法院曾经做出的最长的监禁刑。
被捕的爱尔兰共和军声称负责
正当吉尔福德四人案件逐渐退出报纸的头版时，取代其地位的是另外一起同样是由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力行动引起的审判。1977年1月24日，四名爱尔兰人在围攻了鲍尔科姆街之后被捕了，并在刑事法院接受了审判。所有四名被告——全部是虔诚的、已经供认的恐怖主义者——拒绝认罪，因为起诉书中没有包括吉尔福德四人被认定制造的爆炸案。作为其同案犯的代表，约瑟夫·奥康奈尔承认制造了那两起爆炸案，还提出证据说他就在爆炸发生前不久，曾经在吉尔福德酒吧里和一名士兵讨论过晚班巴士的时间表。这件事在当初调查的时候曾经由一名士兵证实过，但是从未被公开或者是作为伪证。
基于这些事实，吉尔福德四人提出了上诉。出于安全考虑，审判于1977年10月10日在刑事法庭进行而不是在惯常的皇家法庭。所有鲍尔科姆街爆炸的被告人——约瑟夫·奥康奈尔、哈里·达根、埃迪·巴特勒和布兰达·多德——全部出庭作证，他们都承认了他们的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完全不知道希尔和其他人。在这次上诉中，哈弗斯仍然作为控诉人，不得不承认奥康奈尔、达根和巴特勒确实应该为吉尔福德的爆炸案负责，但是他仍然固执地说希尔曾经协助过他们。尽管有这些新的证据，法庭仍倾向于相信所谓的供述。10月29日，罗斯基尔大法官在长达50页的判决中说：“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怀疑对他们的判决，或是重新进行审理。”
如此违反常理的事一样有支持者。很多人相信——而且仍然相信——奥康奈尔，顽固的恐怖主义者，注定了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承认了吉尔福德和任利奇的爆炸案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损失，甚至还有好处，这样就可以让英国政府脸上无光，还可以让爱尔兰共和军在政治上获得优势。
对陈述的怀疑
在别处，不是具有如此权谋政治思想的人们则更愿意对吉尔福斯四人审判的公正性进行讨论。对此比较担心的人并不是经常为恐怖主义吹嘘的人，其中包括两位司法界的权威人士、大法官德夫林和乔治·斯卡尔曼。早在20世纪50年代，杰出的法官帕特里克·德夫林就曾经对所谓的供认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有些供认显然是警官口授的。作了多年的法官，听取了很多据说是一字不差的供认之后，德夫林发现在所谓的供词和眼前证人之间甚至连常用的句式都是不同的。
这样的支持无疑让吉尔福德四人成了公众人物，并最终导致组建了一个由其他地区的警官组成的独立的警官小组来对整个案件进行审查，看是否有任何的不符点。在终于接受了毫不留情的、公正的审查后，这个案子先是变得不确定，后来就干脆被瓦解了。调查人员发现一个草稿清楚地表明，警官们说被告人的供认是在当时记录的，其实是在撒谎。调查人员还发现真正的被告人的供认或者被故意地压制，或者被纂改了。
这样的欺骗行为一旦被公开，吉尔福德四人的案件也就不攻自破了。1989年10月19日，首席大法官杰弗里·莱恩撤消了对所有四名被告的判决。三人立即被释放，希尔则在稍后被释放。本案和其他相关的案件被编成了戏剧、电影《以父之名》。
这一悲剧案件的最后一章发生在1993年4月20日，那一天三名与调查案件有关的警官弗弄·阿特韦尔、约翰·唐纳森和托马斯·斯泰尔接受了审判，指控的罪名为阴谋破坏公正的审判。事实上，这一程序变成了对吉尔福德四人案件的虫审，辩护人提出的观点是，尽管在最初对爆炸案的调查中抄了近路，最终真正的犯人还是得到了惩罚。不管这一策略在道德上的效果怎么样，它却成功了。1993年5月19日，所有的警官都被无罪释放。
1961年，著名的批评家西里尔·康诺里写道：“考察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不在于他们是否会犯一些错误，而在于他们能够有热情来改正这些错误。”以这个标准来评判的话，很难避免的一个结论就是从吉尔福德四人案件来看，英国司法程序的某些方面比起公正本身来，更关注救济途径。
——科林·埃文斯
被告人：帕特里克·阿姆斯特朗、杰拉德·库伦、保罗·希尔、卡罗尔·理查森 被指控罪行：谋杀、阴谋制造爆炸 主要辩护律师：王室法律顾问约翰·伦纳德、阿瑟·米尔顿、艾里克·迈尔斯；戈登·沃德、巴兹尔·威戈德 主要检查官：王室法律顾问迈克尔·哈弗斯、迈克尔·希尔 法官：约翰·唐纳森爵士 地点：英国，伦敦 审判日期：1975年9月16日-10月22日 认定：有罪 判决：终生监禁
——吉尔福德四人审判：1975年
意义
当爱尔兰共和军在三个酒吧制造爆炸案，并致使7人死亡，英国民众愤怒了。警方侦察员决定尽快逮捕嫌犯并进行审判，以平息民众和媒体的愤怒。本案是一个不幸的例子，它表明了在情绪过分激动的情况下对恐怖事件进行调查所导致的法律的不公正。
1974年，爱尔兰共和军（IRA）在英国进行恐怖活动的威胁成了残忍的现实。流血事件于10月5日发生在萨里吉尔福德两个常有军人光顾的酒吧：“七星”和“马和马夫”，爆炸造成了5人死亡，其中4人是军人。一个月以后的11月7日，第二次爆炸事件发生在伦敦南部任利奇的叫金斯阿姆斯的酒吧，炸弹从窗外扔进来，造成2名顾客死亡。两次爆炸还造成了多人非致命的伤害。在事发当月，国会就通过了反恐怖法案，法案中最为意义深远的规定就是授权警察可以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任何被合理怀疑与恐怖组织有关的人。
根据这个法令第一个被捕的是保罗·希尔，20岁，出生于贝尔法斯特，住在伦敦北部的吉尔伯恩一栋被抛弃的房子里。不管怎么样，希尔被捕了，在拘捕期间他签署了一份书面声明，承认为吉尔福德和任利奇爆炸事件负责，并交代说杰拉德·库伦是他的同党。第二天，库伦在他贝尔法斯特的家中被捕。对嫌疑人进行的询问问出了更多的同案犯，于是警方也逮捕了24岁的帕特里克·阿姆斯特朗和他17岁的英格兰女友卡罗尔·理查森。
这看起来是个一目了然的案子，英国的小报很显然是这么认为的。其中一份小报在1975年9月16日说：“爆炸者即将接受审判，将有狙击手防卫。”当被询问是否有罪时，所有嫌疑人都声称“无罪”，除了希尔，他挑战性地宣称，“我拒绝参加审判。你们根本不公正！”希尔的这种态度正是爱尔兰共和军惯常的做法，这样的态度给他的同案被告也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麻烦，而他们正需要抓住哪怕是最后一根稻草；不管怎样，他们坚持说他们的“招供”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或者是在枪口下，或者是受到警察的威胁说如果不合作的话，他们的家人将面临着身体上的伤害，甚至会被杀死。
确凿的不在现场的证据
卡罗尔·理查森的不在场证明非常有力。1974年12月，一个名叫弗兰克·约翰逊的朋友找到警方说10月5日，吉尔福德爆炸案发生时他正和卡罗尔在伦敦南部看一个乐队的表演。那个乐队查看了他们的记录，证实了那个日期，甚至还有理查森在乐队化妆间里拍的照片证明她在那里。约翰逊说他所揭露的事实让警察很是不高兴，他们一直在打他，直到他收回自己的话。但是，在证人席上作证时，他又回到了他最初的说法。王室法律顾问艾里克·迈尔斯是理查森的辩护人，他对陪审团说，关于约翰逊所说的，警方没有对辩护人提过一个字，还补充说，“这完全是那个肮脏的机构通常的做法。”
首席检查官、王室法律顾问迈克尔·哈弗斯爵士选择先放过最不好辩驳的约翰逊的证词——说他在当晚6：30在伦敦见过理查森——而是转而说理查森完全有时间在7：00将炸弹放在酒吧，而在50分钟后去参加音乐会，他胜利地宣布警察的汽车在伦敦南部拥挤的大街上走完这段30英里的路仅用了48分钟。
当探员蒂莫西·布莱克作证的时候，库伦的辩护人、王室法律顾问巴兹尔·威戈德，指控他在询问时对库伦进行过殴打。布莱克脱口而出说他甚至没有仔细看过库伦，而威戈德要求布莱克卷起衣袖。在被殴打的过程中，库伦曾经看到过布莱克胳膊上的纹身，能够仔细地描述。现在整个法庭都能够看得到库伦描述的是多么的准确了。当被问道为什么库伦能够如此准确的描述时，布莱克用微弱的声音说，库伦可能在警察局里在他没穿外衣时见到过他。
作为一位主力调查员，警官安东尼··杰米平静地否认了辩护人所说的希尔在被关押期间有一位警官用枪威胁他。然而，当威戈德问到各位被告人的供认的方式时，杰米出示了20页的供状——对库伦的询问记录，包括问题和回答，全部是带有倾向性的，并且可以理解的，没有提到任何警察的暴力。威戈德问杰米是在何时写下的这些记录。
“七个小时以后，”杰米说。威戈德对杰米良好的记忆力进行了褒扬，而杰米则说良好的记忆力是做警察必备的素质，此时威戈德突然说，“你到证人席上以后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杰米被问住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能够将长达13小时的审问过程在7个小时后一字一句的记录下来，却无法重复几分钟前刚刚问过他的问题。
轮到希尔作证了，他仍然是那副自以为是的样子，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或是用讽刺挖苦来对待别人的问题。库伦不得不对哈弗斯质疑说他故意地乱说，目的就是让陪审团无法了解到真相。
“我没有必要蒙蔽陪审团”，库伦说，“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是不是很享受能够领导这些人在吉尔福斯把那些人炸上天？”
“如果不是警察带我去的话，我从来就没有去过吉尔福德。就算他们让我把教皇说成是我的同党我也得那么做。为了救我妈，让我写任何人的名字我都会写上去的（此处暗指家庭成员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在总结中，法官唐纳森将整个案件归结为一点，他对陪审团说他们必须决定要相信谁——是经验丰富的警官还是被告人。
1975年10月，陪审团以他们的认定做出了回答。他们的认定是有罪。在宣读判决结果的时候，法官听起来似乎很遗憾他无法再使用死刑了，四名被告全部被判处终生监禁。但是他建议除非希尔年纪很大、而且身体需要，否则永远不应该释放。这样一来，希尔的判决成了英国法院曾经做出的最长的监禁刑。
被捕的爱尔兰共和军声称负责
正当吉尔福德四人案件逐渐退出报纸的头版时，取代其地位的是另外一起同样是由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力行动引起的审判。1977年1月24日，四名爱尔兰人在围攻了鲍尔科姆街之后被捕了，并在刑事法院接受了审判。所有四名被告——全部是虔诚的、已经供认的恐怖主义者——拒绝认罪，因为起诉书中没有包括吉尔福德四人被认定制造的爆炸案。作为其同案犯的代表，约瑟夫·奥康奈尔承认制造了那两起爆炸案，还提出证据说他就在爆炸发生前不久，曾经在吉尔福德酒吧里和一名士兵讨论过晚班巴士的时间表。这件事在当初调查的时候曾经由一名士兵证实过，但是从未被公开或者是作为伪证。
基于这些事实，吉尔福德四人提出了上诉。出于安全考虑，审判于1977年10月10日在刑事法庭进行而不是在惯常的皇家法庭。所有鲍尔科姆街爆炸的被告人——约瑟夫·奥康奈尔、哈里·达根、埃迪·巴特勒和布兰达·多德——全部出庭作证，他们都承认了他们的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完全不知道希尔和其他人。在这次上诉中，哈弗斯仍然作为控诉人，不得不承认奥康奈尔、达根和巴特勒确实应该为吉尔福德的爆炸案负责，但是他仍然固执地说希尔曾经协助过他们。尽管有这些新的证据，法庭仍倾向于相信所谓的供述。10月29日，罗斯基尔大法官在长达50页的判决中说：“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怀疑对他们的判决，或是重新进行审理。”
如此违反常理的事一样有支持者。很多人相信——而且仍然相信——奥康奈尔，顽固的恐怖主义者，注定了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承认了吉尔福德和任利奇的爆炸案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损失，甚至还有好处，这样就可以让英国政府脸上无光，还可以让爱尔兰共和军在政治上获得优势。
对陈述的怀疑
在别处，不是具有如此权谋政治思想的人们则更愿意对吉尔福斯四人审判的公正性进行讨论。对此比较担心的人并不是经常为恐怖主义吹嘘的人，其中包括两位司法界的权威人士、大法官德夫林和乔治·斯卡尔曼。早在20世纪50年代，杰出的法官帕特里克·德夫林就曾经对所谓的供认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有些供认显然是警官口授的。作了多年的法官，听取了很多据说是一字不差的供认之后，德夫林发现在所谓的供词和眼前证人之间甚至连常用的句式都是不同的。
这样的支持无疑让吉尔福德四人成了公众人物，并最终导致组建了一个由其他地区的警官组成的独立的警官小组来对整个案件进行审查，看是否有任何的不符点。在终于接受了毫不留情的、公正的审查后，这个案子先是变得不确定，后来就干脆被瓦解了。调查人员发现一个草稿清楚地表明，警官们说被告人的供认是在当时记录的，其实是在撒谎。调查人员还发现真正的被告人的供认或者被故意地压制，或者被纂改了。
这样的欺骗行为一旦被公开，吉尔福德四人的案件也就不攻自破了。1989年10月19日，首席大法官杰弗里·莱恩撤消了对所有四名被告的判决。三人立即被释放，希尔则在稍后被释放。本案和其他相关的案件被编成了戏剧、电影《以父之名》。
这一悲剧案件的最后一章发生在1993年4月20日，那一天三名与调查案件有关的警官弗弄·阿特韦尔、约翰·唐纳森和托马斯·斯泰尔接受了审判，指控的罪名为阴谋破坏公正的审判。事实上，这一程序变成了对吉尔福德四人案件的虫审，辩护人提出的观点是，尽管在最初对爆炸案的调查中抄了近路，最终真正的犯人还是得到了惩罚。不管这一策略在道德上的效果怎么样，它却成功了。1993年5月19日，所有的警官都被无罪释放。
1961年，著名的批评家西里尔·康诺里写道：“考察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不在于他们是否会犯一些错误，而在于他们能够有热情来改正这些错误。”以这个标准来评判的话，很难避免的一个结论就是从吉尔福德四人案件来看，英国司法程序的某些方面比起公正本身来，更关注救济途径。
——科林·埃文斯
被告人：帕特里克·阿姆斯特朗、杰拉德·库伦、保罗·希尔、卡罗尔·理查森 被指控罪行：谋杀、阴谋制造爆炸 主要辩护律师：王室法律顾问约翰·伦纳德、阿瑟·米尔顿、艾里克·迈尔斯；戈登·沃德、巴兹尔·威戈德 主要检查官：王室法律顾问迈克尔·哈弗斯、迈克尔·希尔 法官：约翰·唐纳森爵士 地点：英国，伦敦 审判日期：1975年9月16日-10月22日 认定：有罪 判决：终生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