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金龙法官 

判你死刑两年后执行

——“案情有疑点，搞个死缓算了”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范承刚 2011-10-13 15:35:08

编者按：本期我们关注海峡两岸的两个案子：通过还原湖北一个疑案的形成过程，我们发现近几年一些冤假错案的共同根源：刑讯逼供、有罪推定；通过台湾一起冤死案，我们了解对岸以怎样的态度纠正错案，特别是在细节中如何体现“以正义的方式使正义回归”。

防止冤假错案，不仅应坚守“无罪推定”等司法理念、贯彻司法独立精神、强化监督落实问责，更应置于保障人权的视角下审视。保障公民最基本人权——生命、安全和自由，既要防止来自个人暴力的侵犯，也要阻止来自国家有组织的非法暴力.

赵克凤说起儿子徐浩，就悲从中来。

为儿子鸣冤多年的赵克凤，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儿子的高中同学张文华。1997年，张文华写下两封举报信，声称自己伙同徐浩杀了人，随后逃匿。而那封动机难测的举报信，让徐浩最终被判死缓。

后来，赵克凤多年上访才知道，寻找张文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涉嫌杀人的张文华从襄樊（现襄阳）逃到宜昌后，因多次持刀抢劫，已被判死并枪决，但冒用亲戚“唐建敏”的身份居然未被发现。真正的唐建敏，至今依旧正常生活。

无意间，震惊全国的“死囚复活”案被披露。
事实是，发生在襄樊的杀人案，最终只有徐浩为此“负责”，逃走的张文华虽因抢劫被判死，但与此案无关。
已入狱14年的徐浩，原本一直等待“同伙”张文华落网，当面对质以证清白。张文华的死，让徐浩一案成了死无对证的“遗案”。

众多法律学者认为此案证据不足，呼吁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回应：徐浩故意杀人一案，经原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北省高院二审及几级法院多次复查，均有明确结论。

两封举报信破案、定罪
十多年来，赵克凤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凭两封举报信，就可以定了儿子的罪？
1997年7月26日，襄樊市传染病医院职工李俊，被发现死于襄东加油站门前的绿化带内。

警方的侦查毫无进展，直到7月30日下午2点，李俊的女友韩静报案，称张文华打来电话，告诉她“李俊被徐浩谋杀了”。韩静说，李俊与张文华是传销上下线的关系，徐浩则是张文华的高中同学。

当日，警方找到张文华的邻居马东，获知早已潜逃的张文华，曾向其讲述了张、徐二人将李俊杀害的过程。
随后，警方又陆续收到两封署名“张文华”的举报信，两封内容几乎一致称：7月24日晚，张文华、徐浩、李俊在张家喝酒，张、徐二人用绳子、钉锤将李杀害，骑李俊的摩托车抛尸野外，并于次日早晨将摩托车存放在一家修理店。信中还画图标明了抛尸地点及存放摩托车的位置。

张文华称，襄樊市迎旭小学音乐教师徐浩出于“练胆”、“立人头状”、“想过得更好”的目的，杀死了李俊。
举报信成了警方破案的重要线索。7月30日晚10时许，徐浩在家中被捕。刚打完篮球的他，正帮母亲看管小店。

随后的数次庭审，张文华的举报信，成了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按照杀人犯一般行为心理，或畏罪潜逃，或继续作恶，张文华却连写两封举报信，是检举，还是栽赃陷害？”徐的代理律师董文高当庭指出，这一行为逆反常理，法院不应采纳该证据。
法院则经过笔迹鉴定，认定举报信确系张文华所写，并最终采纳了这份证据。

“确定了书写真实性，不代表就能认同内容真实性，法院简单地将两者等同了。”董文高至今不服。
曾参与此案审理的襄樊市中院前法官方金龙承认，审委会内部曾有人认为举报信“有疑点”，他本人也认为“不符合法律案件逻辑，我办案子这么多年，在逃犯检举同伙的，少得很，一百个里连一两个都没有”。

口供被认为是“铁的证据”
控方出示的物证，主要与死者有关，而与凶手无关，比如：李俊的摩托车；从张家木椅提取的遗留血迹经鉴定为B型血，与死者李俊同血型。

而举报信及徐浩供述中提到的凶器，如绳子、钉锤、尖刀，以及抹血迹的衬衣、拖把，没有一件被找到。
物证不足，让证人证言显得尤为关键。

摩托车修理店店主李峰是此案的关键证人，他辨认出案发次日清晨推着摩托车出现在店里的徐浩与张文华，但这时已是案发5个月后民警第3次到访。警方第一次带徐浩到该店时，仅提取摩托车，未作指认；此后，民警带着张、徐二人照片再次到访，李峰仅认出张，并未指认出徐。

“为什么不在7月31日就让李峰当面指认？时隔近半年后指认，又有多少可信度？”董文高至今觉得蹊跷。
张文华父亲张贤勤是另一位重要证人，7月30日晚，他接受调查时称“一个星期前左右”的一晚，徐、张、李与马东四人曾一起喝酒。徐浩一直很不解，为何公安只对他进行调查，却始终将马东排除在嫌犯之外？

被捕后半个月，徐浩共作了三次招供，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称张文华因与李俊“玩女人”发生矛盾而萌生杀意，自己参与犯罪是因为“与张文华关系好”，并能够分点卖摩托车的钱。

一年后，1998年12月9日的庭审，徐浩却当庭翻供。徐浩称当晚与一名叫作李艳红的女子在一起，被捕后他遭到刑讯逼供，供词都是“刑警队自己写好的……不签不行”。

在庭审前日写给父母的信中，徐浩说，自己在派出所遭毒打，在看守所被钉在“死人板”上，铐上土铐和脚镣，十多天“吃不成饭，大小便也要请人帮忙”。

辩护律师董文高回忆，1998年第一次见徐浩，他便说自己是被逼无奈，但那时已是其招供一年以后，“怎么可能会找到被逼供的证据？”襄阳市刑警队中队长闫兴邦出庭作证，否认了在徐浩一案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
1999年4月19日，襄樊市中院认定徐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决死缓。
办案法官方金龙认为，徐浩最终被定罪的关键，是其所作的几份招供笔录，以及马东、张贤勤等人的讯问笔录，“那是铁的证据”。

办案法官不知“疑罪从无”
认定徐浩杀人的主要证据来自证人证言，辩方律师曾数次申请证人出庭，最终未果；举报“同伙”的张文华更因潜逃，使徐浩未能与之对质。

虽然方金龙认为招供笔录已是“铁的证据”，但1999年3月19日，因证据不足，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曾裁定，准予襄樊市检察院撤诉。
然而，仅一个月之后，1999年4月19日，检方未补充任何新的证据，法院重新开庭，判决徐浩死缓。

根据1998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检察院重新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

“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点问题，所以当时就想，还是留点余地，搞个死缓算了。”方金龙至今依然认为，最终的死缓判决“还是搞得不错的”。

这种做法被称作“疑罪从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撰文解析说，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但又认为被告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不甘就此作出无罪判决，而使“犯罪分子逃脱法网”。

刘宪权认为“疑罪从轻”实质仍是“疑罪从有”，是冤案迭出的祸根。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坚守的底线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而不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近几年出现“杜培武”案、“孙万刚”案、“佘祥林”案、“胥敬祥”案以及“赵作海”案，其中三人被“轻判”死缓，留下一命，而原本他们应免于刑罚。

方金龙回忆，自己于1979年由襄樊军分区转业进入法院，1997年前后，整个襄樊市中院约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是复转军人，“我们转业以后，什么都不懂，都要慢慢学。那年我们办案的时候，还没有‘疑罪从无’这种观点。”。
徐浩入狱多年，一直拒绝认罪。服刑9年后，监狱曾主动申请为其减刑到有期徒刑20年，但徐浩在拿到减刑裁定后，就撕了。他曾在一封信上写道：“我父亲为了鸣冤已经累死，我不想让母亲再继续鸣冤受累。”

徐母赵克凤成了“专业上访户”，多次前往北京、武汉等地要求重审此案，湖北省政法委也曾向襄樊市政法委发函，认为该案“确实存在证据不足……可谓错误百出”，要求该委督促襄樊中院重新调查。然而，各级法院均以“证据充分”及徐浩曾作多次有罪供述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诉。

徐母只能将翻案希望寄托在寻找张文华的下落。但直到2007年，襄樊市中院的一个老领导告诉她，张文华已在宜昌死了，不过改名换姓叫了唐建敏。赵克凤说，那个领导既是好心，也是劝她“死了申诉这条心”。

2008年8月，赵克凤委托北京律师查明“唐建敏”还活着，遂向湖北省检察院反映。一年后，她等到回应：张文华冒名“唐建敏”，已于2002年因抢劫等罪，在宜昌被判死枪决。

私下里，赵克凤会偷偷地哭：“张文华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我儿子还要不明不白地坐多久的牢？”有时她也纳闷：“张文华被当作‘唐建敏’杀掉，如果不是老领导好心，这消息是不是就跟着张文华一起埋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