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教授 犯人当杖则杖当铡则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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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吴钩教授 犯人当杖则杖当铡则铡
——宋朝集体判决如果出错如何问责？
2018-04-24 11:24:32
本文首发于2018年4月19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集体判决该怎么问责？》
认为判决不妥的司法官，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签名，可以在签名的同时，附注自己的保留意见(“议状”)
“包青天”故事的包公，对一起案子的判决简直可以用“短平快”来形容，一声“堂下听判”，随即当堂念出几句套路化的判词，便完成了宣判，犯人当杖则杖，当铡则铡。真实的宋代司法判决，当然不可能这么草率。
按宋朝司法制度，一起重大的刑案在走完庭审、录问、检法等程序之后，例由一个类似于合议庭或判决委员会的集体起草判决书——这便是拟判的程序。在州郡法院的司法审判过程中，参与拟判的司法官通常是判官、推官，有时候司法参军也可以拟判。然后将判决书呈交州郡的首席法官太守审定。
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任何一起刑案的判决书都必须有太守、通判、判官、推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的共同签署，才可以生效。就好比英美陪审团制度下，陪审团对于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是全体陪审员意见一致，裁决才能生效。连署判决的好处是可以防止其中某个司法官独断与枉法，但坏处是可能存在“法不责众”“责任推诿”的问责隐患。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对具体一项行政行为负责的人多了，责任便变得扯不清了。
不过宋人显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用“同职犯公坐”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所谓“同职犯公坐”，是指若出现错误判决，则所有在判决书上署名的司法官，都负连带责任。我们如果有机会看宋人的公文，包括判决书，便会发现落款处必有一串签名，签名既意味着职权，也意味着负责：“自今应集众官详断者，悉令著名，若刑名失错，一例勘罚。”这是宋人的惯例。
“同职犯公坐”的问责有差序。《宋刑统》规定：“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庆元条法事类》又作了补充说明：“诸录事、司理、司法参军（州无录事参军而司户参军兼管狱事者同）于本司鞫狱、检法不当者，与主典为同一等。”
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长官”在州郡法院是指太守，在大理寺指寺卿；“通判官”指副长官，如大理寺少卿、地方的通判；“判官”指长官的助理，如大理寺丞、地方的判官、推官；“主典”指具体办案的法吏，推鞫官、录问官与检法官的问责与主典为同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则是指，错误发生在哪一等的官吏身上，则以那一等的官吏为首要责任人，其他责任人按等依次减责。打个比方说，一起错案若是判官拟状时出错，则判官负首要责任，长官次之，通判官又次之，主典再次之。
应该说，宋王朝对于连署判决之问责的立法，是相当周密的，足以避免“法不责众”的问题。但，连署判决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如果签名是例行公事，不签不行，却要负连带责任，岂非不公平？
这个问题宋人也解决了。一起刑案在太守正式定判之前，所有需要在判决书上签名的司法官，都有权就案子的判决各抒己见，如果认为判决有误，包括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的错误，都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这叫做“当职官驳正”。让我举个例子吧，宋英宗朝时，明州的郡守“任情纵法”，判决不合法度，司法参军李承之“毅然不从”。太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李承之回敬说：“是在公，自断可也；若在有司，当循三尺法。”太守“惮其言”，不得不屈服。
对判决持反对意见的司法官，也有权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名。有一人不签名，判决书便无法生效。这里也有两个例子：北宋初，邵晔任蓬州录事参军，遇到一个案子：州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为劫盗，太守杨全欲判他们死刑，“狱已具”，邵晔“察其枉，不署牍”，未久，果然抓获真盗。张道丰等人获释，杨全被削职为民，邵晔则受到宋太宗的嘉奖，“赐钱五万”。南宋初，建康府发生一个案子：有人用刀砍伤盗桑的小偷，小偷上吊而死，太守判桑主故杀之罪，处死刑。推官萧之敏认为判决不当，“抗执不书”，坚决不在判决书上署名。太守“初大怒”，冷静后认为萧之敏做得对，向朝廷荐举了萧之敏。
认为判决不妥的司法官，如果未能驳正，而且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签名，此时他还可以在签名的同时，附注自己的保留意见，这叫做“议状”。倘若以后证实案子有冤、判决有误，在追究法官责任时，“议状”的司法官可免问责。
宋仁宗朝时，蕲州辖下的蕲水县知县林宗言私占官物案发，恰好蕲州太守王蒙正与林宗言有积怨，想借此机会置林于死地，便交代审案的司法官搜罗林的劣迹，问他一个死罪。果然，在拟判时，司法官作出了死刑判决。但连署判决书时，司理参军刘涣认为判决有疑问，虽然签了名，却附上“议状”。案子最后被中央法司发现破绽，推倒重审。真相大白后，所以在判决书上签名的蕲州司法官，包括太守、通判、判官、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全都受到责罚，只有司理参军刘涣因“曾有议状”，免于追究。
这几个案例说明，宋朝的连署判决制度，是可以有效降低冤假错案发生几率的，也是可以切实问责的。
（作者系历史学者）
——宋朝集体判决如果出错如何问责？
2018-04-24 11:24:32
本文首发于2018年4月19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集体判决该怎么问责？》
认为判决不妥的司法官，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签名，可以在签名的同时，附注自己的保留意见(“议状”)
“包青天”故事的包公，对一起案子的判决简直可以用“短平快”来形容，一声“堂下听判”，随即当堂念出几句套路化的判词，便完成了宣判，犯人当杖则杖，当铡则铡。真实的宋代司法判决，当然不可能这么草率。
按宋朝司法制度，一起重大的刑案在走完庭审、录问、检法等程序之后，例由一个类似于合议庭或判决委员会的集体起草判决书——这便是拟判的程序。在州郡法院的司法审判过程中，参与拟判的司法官通常是判官、推官，有时候司法参军也可以拟判。然后将判决书呈交州郡的首席法官太守审定。
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任何一起刑案的判决书都必须有太守、通判、判官、推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的共同签署，才可以生效。就好比英美陪审团制度下，陪审团对于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是全体陪审员意见一致，裁决才能生效。连署判决的好处是可以防止其中某个司法官独断与枉法，但坏处是可能存在“法不责众”“责任推诿”的问责隐患。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对具体一项行政行为负责的人多了，责任便变得扯不清了。
不过宋人显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用“同职犯公坐”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所谓“同职犯公坐”，是指若出现错误判决，则所有在判决书上署名的司法官，都负连带责任。我们如果有机会看宋人的公文，包括判决书，便会发现落款处必有一串签名，签名既意味着职权，也意味着负责：“自今应集众官详断者，悉令著名，若刑名失错，一例勘罚。”这是宋人的惯例。
“同职犯公坐”的问责有差序。《宋刑统》规定：“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庆元条法事类》又作了补充说明：“诸录事、司理、司法参军（州无录事参军而司户参军兼管狱事者同）于本司鞫狱、检法不当者，与主典为同一等。”
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长官”在州郡法院是指太守，在大理寺指寺卿；“通判官”指副长官，如大理寺少卿、地方的通判；“判官”指长官的助理，如大理寺丞、地方的判官、推官；“主典”指具体办案的法吏，推鞫官、录问官与检法官的问责与主典为同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则是指，错误发生在哪一等的官吏身上，则以那一等的官吏为首要责任人，其他责任人按等依次减责。打个比方说，一起错案若是判官拟状时出错，则判官负首要责任，长官次之，通判官又次之，主典再次之。
应该说，宋王朝对于连署判决之问责的立法，是相当周密的，足以避免“法不责众”的问题。但，连署判决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如果签名是例行公事，不签不行，却要负连带责任，岂非不公平？
这个问题宋人也解决了。一起刑案在太守正式定判之前，所有需要在判决书上签名的司法官，都有权就案子的判决各抒己见，如果认为判决有误，包括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的错误，都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这叫做“当职官驳正”。让我举个例子吧，宋英宗朝时，明州的郡守“任情纵法”，判决不合法度，司法参军李承之“毅然不从”。太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李承之回敬说：“是在公，自断可也；若在有司，当循三尺法。”太守“惮其言”，不得不屈服。
对判决持反对意见的司法官，也有权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名。有一人不签名，判决书便无法生效。这里也有两个例子：北宋初，邵晔任蓬州录事参军，遇到一个案子：州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为劫盗，太守杨全欲判他们死刑，“狱已具”，邵晔“察其枉，不署牍”，未久，果然抓获真盗。张道丰等人获释，杨全被削职为民，邵晔则受到宋太宗的嘉奖，“赐钱五万”。南宋初，建康府发生一个案子：有人用刀砍伤盗桑的小偷，小偷上吊而死，太守判桑主故杀之罪，处死刑。推官萧之敏认为判决不当，“抗执不书”，坚决不在判决书上署名。太守“初大怒”，冷静后认为萧之敏做得对，向朝廷荐举了萧之敏。
认为判决不妥的司法官，如果未能驳正，而且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签名，此时他还可以在签名的同时，附注自己的保留意见，这叫做“议状”。倘若以后证实案子有冤、判决有误，在追究法官责任时，“议状”的司法官可免问责。
宋仁宗朝时，蕲州辖下的蕲水县知县林宗言私占官物案发，恰好蕲州太守王蒙正与林宗言有积怨，想借此机会置林于死地，便交代审案的司法官搜罗林的劣迹，问他一个死罪。果然，在拟判时，司法官作出了死刑判决。但连署判决书时，司理参军刘涣认为判决有疑问，虽然签了名，却附上“议状”。案子最后被中央法司发现破绽，推倒重审。真相大白后，所以在判决书上签名的蕲州司法官，包括太守、通判、判官、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全都受到责罚，只有司理参军刘涣因“曾有议状”，免于追究。
这几个案例说明，宋朝的连署判决制度，是可以有效降低冤假错案发生几率的，也是可以切实问责的。
（作者系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