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保良书记 我的酒量其实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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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毋保良书记 我的酒量其实不大
年关将近，随着频繁的领导视察、官员调动和考核，各地“公款吃喝”渐入高潮。南方周末记者选择一个非典型的中部县，蹲点观察这个县的公款吃喝以及它背后的官场生态。
◤在安徽萧县，多名官员间接或直接垄断了酒品批发，深度介入公款吃喝经济链条——
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南方周末实习生 侯越
发自安徽
14道菜，最贵的是红烧老公鸡，120元；60元一包的苏烟两包，白酒5瓶；餐费1298元。这是安徽省萧县粮食局一次普通而“正常”公款吃喝的清单。
年关时节，因为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反映萧县干部垄断酒品的信息，吸引南方周末记者前去采访。在当地，记者毫不意外地见识了当地的公款吃喝热，类似粮食局这样的饭局，每天都在县城各个饭店进行。
据反映，多名当地官员通过各种渠道，间接或直接垄断了酒品批发，深度介入公款吃喝经济链条，催生了“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的怪现象。
根据萧县审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萧县仅5个县直机关和3个乡镇公务接待，用于餐饮、烟酒食品和字画的支出就高达953万余元。而该县，县直机关和乡镇多达63个。
尽管当地曾出台了禁酒令，但南方周末记者在萧县采访期间，亲眼目睹了县委书记等数十名官员中午饮酒及公款吃喝的情形。事实上萧县并不富裕，根据该县最新数据，截至2010年末县政府的相关债务约7亿元。
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报道，关注公款吃喝问题。在萧县，公款吃喝已经固化为官场的“文化传统”，从官员到民众都对此熟视无睹。县委主要领导也认为：“公款吃喝是个普遍问题，萧县不典型”。
处处能见吃喝景
2011年12月21日中午，萧县交通宾馆的包房几乎全满。县建设局、县交警大队、县交通局等多个县直部门，都在这家宾馆吃饭。其中，县交警大队的中午宴请，就占用了两个包房。此后连续3天，相继有县政协、县政法委、县水利局、县招商局、县药监局、县农发局等部门多次在此公款消费。
在萧县，由县采购中心确认了多家萧县行政事业单位定点公务接待酒店。官员们吃喝，大部分在这些酒店完成。一般吃完就签单走人，按月或年底结算。
交通宾馆、世纪假日酒店，都属指定接待酒店。2011年5月30日，萧县相关部门检查发现，交通宾馆存在无自动喷淋灭火系统、无自动报警系统等四大隐患或违法行为。酒店电梯也频繁停摆，不时有客人被关在电梯里。12月28日上午，县人大常委会议在该酒店召开，不料电梯也因故障停运，官员们只好爬楼梯上了6楼会议室。
不过，这些酒店的生意没受到影响。连续4天，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县城世纪假日酒店、长城大酒店、渝香馆、交通宾馆、凤山大酒店等饭店、宾馆，发现不少公职人员在里面消费。
12月28日，县人大常委会上午会后，定了4个包房吃饭，一干领导，吃喝到下午2点多。
这天中午，萧县一名副县长出现在渝香馆。该饭店服务员介绍，三楼的最低消费是每人150元，二楼的最低消费是每人100元，上不封顶。当日中午，有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在该店消费。
当地一家饭店的负责人，得知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公款吃喝情况，感到十分不解：“这很正常啊，有什么可采访的。”
话虽然这样说，记者的来访还是让老板感到压力很大。为了证明公款吃喝在当地很普遍，他专门让人开着车，带着记者再次走访了交通宾馆、长城大酒店、渝香馆、凤山国际大酒店等饭店，果然，处处都见干部打扮的人出没。
萧县各部门公务招待费普遍超标。2011年11月18日，萧县审计局公开发布通告显示，萧县房地产管理局、卫生局、粮食局等8个单位，无一例外都存在公务招待费超标的问题。
2009年9月，萧县审计局审计发现，“有些单位虽然经费较紧张，但业务招待费却有增无减。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居高不下，并且有普遍存在增长的趋势。有些单位一年的招待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一般占公用经费支出的8％－33％左右。”
萧县审计局还发现，这些招待费超标的部门，不仅用公款吃喝，还用公款买字画等礼品。2010年，萧县永堌镇2010年度招待费超支17.83万元，购买烟酒、食品、字画15.78万元；萧县卫生局，业务招待费超支约21万元。
12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在面积不过十余平方、摆了6种不同花草的萧县粮食局局长陈锋办公室内，看到了一大堆公款吃喝报销单据，其中一张金额为8600元的发票，显示为购买字画。这些发票上，陈锋签字“准报”。
官员参与白酒销售
南方周末记者从萧县招商局获得的数据显示，在萧县，白酒一年销售额高达1.5亿元，政府的公务消费占相当比例。
2011年12月底，南方周末记者连续在萧县观察8天，发现该县多个机关单位的官员中午饮酒。22日中午，县建设局在交通宾馆贵宾厅，搬进一箱白酒，最后喝了3瓶退了3瓶。在201包房，县交通局喝掉4瓶白酒。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该县粮食局2011年5月公款吃喝单据显示，一顿喝四五瓶白酒较为常见。
12月28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交通宾馆发现，县委领导等多名当地副处级以上官员，中午参加了县人大常委会后的公款吃喝，县委主要领导离开酒店时身有酒气、面有酒意。
因市场利润可观，萧县部分官员还间接或直接甚至参与了白酒的销售。
12月23日，萧县农业银行在交通宾馆公款吃喝，自带了某品牌白酒。签单时，该行办公室主任曹传良将没喝完的两瓶白酒存在宾馆，并向老板抱怨，“这个酒是垃圾”。曹传良说，这酒是摊派到银行的，味道不好，但不喝不行。两人对话透露，该酒是县财政局一官员的亲戚在代理销售。
当地一家公务接待定点酒店的老板透露，县招商局一般公款吃喝，都自带某品牌白酒，因为该局一副局长代理该酒。
在萧县，卖得最好的某品牌中低档白酒，是水利局一名官员的妻子在代理销售。12月23日，该店员工向暗访的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老板的老公是水利局的领导，曾做过乡镇长。多名当地官员也相继证实了这一点。
当地一名白酒代理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白酒厂家为了争夺政务招待市场，不得不开着车把酒送到局机关，找到办公室主任或局长等关键人物，给予对方一定好处后，让该局公务消费只喝该品牌的酒，先喝后结账。此外，一些得到好处的官员，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或直接要求自己影响范围内的饭局尽量都喝该品牌的酒。
时时可闻哭穷声
如此日复一日的公款吃喝，会让人以为萧县是一个富裕的县，其实不然。在各地纷纷修建豪华办公场所的今天，萧县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办公场所简陋陈旧，公务人员收入微薄。
黄昏时分，在萧县县委办公楼二楼，能够闻到厕所里飘出一些特殊的气味。这是一栋上个世纪80年代修建的三层小楼，一些官员办公室里的墙壁甚至破损，露出砖块来。
县委书记毋保良的办公室，只有十多个平方米。这几乎是南方周末记者所见的最小的县委书记办公室。屋子里，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沙发占去了一大半空间。
毋保良对南方周末记者笑着建议，应该报道萧县机关陈旧简单的办公条件。
在萧县，陈旧的不仅仅是县委办公楼。数百米外的县纪委办公楼，外墙油漆斑驳脱落，因为办公场所不够，不得不在三楼搭建了一些活动板房式的房间办公。
驱车半个小时，沿着国道可到官桥镇。镇政府门前，是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中共官桥镇委员会”和“萧县官桥镇人民政府”的牌子，字迹模糊不清。走近，才发现牌子上都曾被贴过小广告。镇政府大门，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栅门，用一小块石头顶开着。
副镇长胡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镇政府的办公楼，已经可以算危房了。但是没办法，财政太难。
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收入也不高。萧县房管局办公室主任曹茂松介绍，该局仅局长一人为公务员身份，其他都靠单位自收自支解决工资。他目前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九百多元。
萧县县委有关官员介绍，萧县人口有140万，有约50万人在外务工，是个劳务输出大县。根据萧县县长韩维礼2011年1月的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该县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5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4840元，经济状况在安徽大概算中游。
萧县审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10年，萧县财政收入约4.6亿元，而实际财政支出约21亿元。截至2010年末，政府负有的相关债务约为7.2亿元。
吃喝“有理”
公务招待费严重超标的现实，县委书记毋保良自称已经注意到了。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当地政府官方网站发现，该县各局相继出台规范性文件，并频繁开会禁止公款大吃大喝。
2010年9月，萧县出台规定规范公务接待工作，要求县内公务接待原则上按标准实行工作餐，提倡自助餐；乡镇公务接待，在乡镇机关食堂就餐，降低接待费用；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
禁令当然一直停留在纸面上。萧县审计局对萧县房管局2010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发现，业务招待费超支约32万元。
萧县房管局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局一度承担县里的廉租房建设，任务太重、时间太紧，局长甚至都急哭过。征地拆迁中，为了得到公安、城管、相关乡镇等部门的配合，不得不请他们吃喝。此外，廉租房建设中，人大调研、政协视察、省市相关部门检查团十分频繁，来了总要招待。
2011年12月21日中午，一名当地官员公款吃喝完后，在饭店前台签单时手写注明：市纪委来指导，杨局长安排，张局长陪同。
县委书记毋保良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作为县委书记，他对检查团多这一现实深有体会，“最多一天要接待4个检查团。”毋保良说，文山会海没减掉，检查团却越来越多。
招商引资，也成为公款吃喝的一个重要理由。毋保良说，乡镇招商，就是吃喝招商。该县官桥镇时任副镇长胡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投资者来考察，如果接待不好，对方会认为地方政府不热情，不愿投资。
采访中，上至县委书记，下至乡镇干部，都不承认萧县官员内部吃喝成风。但南方周末记者掌握的证据显示，大量公款招待费是萧县内部官员相互宴请消费掉的。
2011年4月11日，萧县粮食局局长陈锋在怡源酒楼招待了几名萧县官场同僚。席间，上了一道名为“老公鸡甲鱼”的菜，该菜价格高达760元。
12月21日至24日，记者在交通宾馆目击了多名官员公款消费签单现场。12月22日晚8时许，一名官员签单时手写注明：“县政府崔县长检查民生工程，李局长安排陪，张局长参加”。记者调查证实，“崔县长”为萧县副县长崔宏广。
岁末年初，萧县官场人事调整频繁，被提拔重用者，宴请或被宴请在所难免。2011年11月30日，该县任命县地震局局长等近20名官员；12月23日，萧县公示了约20名被提拔的乡镇官员名单。
吃喝有理由，再穷也要想办法。官桥镇镇委书记王志勇被审计发现任期内挤占挪用社会抚养费约52万元。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招待费超标32万的萧县房管局，同期发现超标准收取登记费1.6万元，漏计、漏缴营业税及附加约26万元。
萧县审计局审计5个县直部门和3个乡镇发现，2010年“三公”支出占本单位公用经费支出比例由2009年的28.5%增长到42.46%，上述单位2010年支出公务接待费用（餐饮、烟酒食品、字画礼品）953.21万元，比上年的418.27万元增支127.8%。
2011年11月18日，萧县审计局通报了对官桥镇党委书记王志勇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报告。王志勇在任期内还超标准列支业务招待费约42万元，扩大开支范围10万元，财务管理不规范、以拨作支资金约84万元。报告称，“上述问题，王志勇同志应负主管责任。”
12月29日下午，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大约两个星期前看了对王志勇的审计报告，并不生气，打算找王志勇谈谈，但至今没空。
临走时，毋保良劝南方周末记者放弃原来的报道思路，“公款吃喝是个普遍问题，萧县不典型，不具备典型性”。
新闻链接：2014年年6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对已争议两年之久的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案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判决。毋保良的案子虽然了结，但近期，萧县有80多名官员被此案的余波扫倒：从现领导班子到县直单位领导，再到乡镇一把手，80余名向毋保良送礼的也被免职。
从县级领导到科级干部，每逢年节“争先恐后”“成群结队”给县委书记送礼；县委书记从“半推半就”到“习以为常”，再到“谁不来送不放心”，并“边收礼边交公”以避责。双方均称对当地的“风气”感到“无奈”：“不收不送，工作不好开展”。
“人情来往”年年送，“成群结队”半公开
近期，安徽萧县80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近20名党政“一把手”被免。
这些干部的“落马”都与一个人有关：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自2012年3月被“双规”，毋保良案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终裁定维持原判：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第二类是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第三类干部，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此类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
萧县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后两种情形，尤以第三类为多。
办案人员介绍，萧县“干部送礼”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数多、涉及面广，送礼者从县领导班子成员到县直、乡镇领导，乃至退休干部；二是多集中在过节、婚嫁，以“人情来往”为名；三是次数多、时间跨度长，不少人送礼持续5年以上，有的从毋保良2003年来萧县任职直至2012年“出事”，“年年送”；四是“半公开化”，年节送礼成惯例，不少干部送礼时“成群结队”，有一名干部曾3次与其他干部“结伴而行”，共同送给毋保良4.8万元。
“套关系”“随大流”，毋保良10年收礼1000多次
“有事”送礼，没有“请托事项”为何也要送礼？萧县多名“送礼干部”说，一方面为了和毋保良“套近乎、搞好关系、工作中得到关照”，另一方面则是“随大流”：“春节、中秋节，各单位都这么做”，不少人是“代表单位送礼”，费用由单位报销。“萧县当时就这个风气，大家都送，我不送不好。”一些被免职干部感到“委屈”，尤其有些人“只送过三五千”，更认为“处理过重”。
毋保良这样描述萧县的“送礼成风”：“我在任县长、书记期间，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有几个干部给我送钱，送一次退一次，退一次就再送一次，反反复复达五六次之多。”
法院认定，毋保良10年中收礼1000多次，这客观上有外部风气影响，但其思想深处对“送礼风气”的“屈从”“顺应”乃至“利用”才是主因。现年54岁的毋保良，早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后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厂负责人，使这家长期亏损的国企起死回生，成为利税大户。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担任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正是在这个岗位上的“受挫”，影响了其对“风气”的认识。
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良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被评价为“不合群、威信不高”。
办案人员介绍，2003年，毋保良调任萧县常务副县长，为吸取落选“教训”，他努力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将吃吃喝喝、请请送送作为密切上下级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径，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行为。
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萧县县长、县委书记，仕途顺遂让他尝到了送礼的“甜头”，以至后来认为这是一种“关系的证明”。其自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来送礼，他还会怀疑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直到这个干部节后补上礼金，我才放下心来。”
萧县一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告诉记者，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腐败中的“摇摆心态”：“边收边交”以避责
毋保良收礼有一大特点，即“边收边交”。从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办案中，这部分款项“算不算受贿”成为争议焦点。法院分析认为，毋保良历年“收”和“交”的时间、金额均对不上，也未及时交到纪检部门、廉政账户，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级部门，且知情者极少。综合来看，毋保良形成受贿罪的所有要件，至于他将部分收受财物用于办公，属于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处理方式，不影响定性，只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因素。
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边收边交”，实为毋保良面对腐败风气时“摇摆心态”的产物。他解释，任职后期权力增大，收礼越来越多，内心也愈发恐惧。在贪婪、恐惧和侥幸三种复杂心态斗争下，想出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办法。既然上交，为何不交到纪检部门？毋保良亲属称，“他担心如果公开交到纪委，打破了‘潜规则’，会暗中被孤立，影响工作和个人发展。”
据悉，2012年春节前，听闻组织上正在调查其问题，毋保良召开全县干部廉政会，表态坚拒收礼。“结果，往年他每个春节能收几百万，那年只收了8万元。”办案人员说。
采访中，多名干部、群众介绍，“送礼风”不仅“刮倒了”一批干部，还“刮乱”了很多东西。
年关将近，随着频繁的领导视察、官员调动和考核，各地“公款吃喝”渐入高潮。南方周末记者选择一个非典型的中部县，蹲点观察这个县的公款吃喝以及它背后的官场生态。
◤在安徽萧县，多名官员间接或直接垄断了酒品批发，深度介入公款吃喝经济链条——
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南方周末实习生 侯越
发自安徽
14道菜，最贵的是红烧老公鸡，120元；60元一包的苏烟两包，白酒5瓶；餐费1298元。这是安徽省萧县粮食局一次普通而“正常”公款吃喝的清单。
年关时节，因为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反映萧县干部垄断酒品的信息，吸引南方周末记者前去采访。在当地，记者毫不意外地见识了当地的公款吃喝热，类似粮食局这样的饭局，每天都在县城各个饭店进行。
据反映，多名当地官员通过各种渠道，间接或直接垄断了酒品批发，深度介入公款吃喝经济链条，催生了“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的怪现象。
根据萧县审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萧县仅5个县直机关和3个乡镇公务接待，用于餐饮、烟酒食品和字画的支出就高达953万余元。而该县，县直机关和乡镇多达63个。
尽管当地曾出台了禁酒令，但南方周末记者在萧县采访期间，亲眼目睹了县委书记等数十名官员中午饮酒及公款吃喝的情形。事实上萧县并不富裕，根据该县最新数据，截至2010年末县政府的相关债务约7亿元。
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报道，关注公款吃喝问题。在萧县，公款吃喝已经固化为官场的“文化传统”，从官员到民众都对此熟视无睹。县委主要领导也认为：“公款吃喝是个普遍问题，萧县不典型”。
处处能见吃喝景
2011年12月21日中午，萧县交通宾馆的包房几乎全满。县建设局、县交警大队、县交通局等多个县直部门，都在这家宾馆吃饭。其中，县交警大队的中午宴请，就占用了两个包房。此后连续3天，相继有县政协、县政法委、县水利局、县招商局、县药监局、县农发局等部门多次在此公款消费。
在萧县，由县采购中心确认了多家萧县行政事业单位定点公务接待酒店。官员们吃喝，大部分在这些酒店完成。一般吃完就签单走人，按月或年底结算。
交通宾馆、世纪假日酒店，都属指定接待酒店。2011年5月30日，萧县相关部门检查发现，交通宾馆存在无自动喷淋灭火系统、无自动报警系统等四大隐患或违法行为。酒店电梯也频繁停摆，不时有客人被关在电梯里。12月28日上午，县人大常委会议在该酒店召开，不料电梯也因故障停运，官员们只好爬楼梯上了6楼会议室。
不过，这些酒店的生意没受到影响。连续4天，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县城世纪假日酒店、长城大酒店、渝香馆、交通宾馆、凤山大酒店等饭店、宾馆，发现不少公职人员在里面消费。
12月28日，县人大常委会上午会后，定了4个包房吃饭，一干领导，吃喝到下午2点多。
这天中午，萧县一名副县长出现在渝香馆。该饭店服务员介绍，三楼的最低消费是每人150元，二楼的最低消费是每人100元，上不封顶。当日中午，有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在该店消费。
当地一家饭店的负责人，得知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公款吃喝情况，感到十分不解：“这很正常啊，有什么可采访的。”
话虽然这样说，记者的来访还是让老板感到压力很大。为了证明公款吃喝在当地很普遍，他专门让人开着车，带着记者再次走访了交通宾馆、长城大酒店、渝香馆、凤山国际大酒店等饭店，果然，处处都见干部打扮的人出没。
萧县各部门公务招待费普遍超标。2011年11月18日，萧县审计局公开发布通告显示，萧县房地产管理局、卫生局、粮食局等8个单位，无一例外都存在公务招待费超标的问题。
2009年9月，萧县审计局审计发现，“有些单位虽然经费较紧张，但业务招待费却有增无减。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居高不下，并且有普遍存在增长的趋势。有些单位一年的招待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一般占公用经费支出的8％－33％左右。”
萧县审计局还发现，这些招待费超标的部门，不仅用公款吃喝，还用公款买字画等礼品。2010年，萧县永堌镇2010年度招待费超支17.83万元，购买烟酒、食品、字画15.78万元；萧县卫生局，业务招待费超支约21万元。
12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在面积不过十余平方、摆了6种不同花草的萧县粮食局局长陈锋办公室内，看到了一大堆公款吃喝报销单据，其中一张金额为8600元的发票，显示为购买字画。这些发票上，陈锋签字“准报”。
官员参与白酒销售
南方周末记者从萧县招商局获得的数据显示，在萧县，白酒一年销售额高达1.5亿元，政府的公务消费占相当比例。
2011年12月底，南方周末记者连续在萧县观察8天，发现该县多个机关单位的官员中午饮酒。22日中午，县建设局在交通宾馆贵宾厅，搬进一箱白酒，最后喝了3瓶退了3瓶。在201包房，县交通局喝掉4瓶白酒。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该县粮食局2011年5月公款吃喝单据显示，一顿喝四五瓶白酒较为常见。
12月28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交通宾馆发现，县委领导等多名当地副处级以上官员，中午参加了县人大常委会后的公款吃喝，县委主要领导离开酒店时身有酒气、面有酒意。
因市场利润可观，萧县部分官员还间接或直接甚至参与了白酒的销售。
12月23日，萧县农业银行在交通宾馆公款吃喝，自带了某品牌白酒。签单时，该行办公室主任曹传良将没喝完的两瓶白酒存在宾馆，并向老板抱怨，“这个酒是垃圾”。曹传良说，这酒是摊派到银行的，味道不好，但不喝不行。两人对话透露，该酒是县财政局一官员的亲戚在代理销售。
当地一家公务接待定点酒店的老板透露，县招商局一般公款吃喝，都自带某品牌白酒，因为该局一副局长代理该酒。
在萧县，卖得最好的某品牌中低档白酒，是水利局一名官员的妻子在代理销售。12月23日，该店员工向暗访的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老板的老公是水利局的领导，曾做过乡镇长。多名当地官员也相继证实了这一点。
当地一名白酒代理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白酒厂家为了争夺政务招待市场，不得不开着车把酒送到局机关，找到办公室主任或局长等关键人物，给予对方一定好处后，让该局公务消费只喝该品牌的酒，先喝后结账。此外，一些得到好处的官员，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或直接要求自己影响范围内的饭局尽量都喝该品牌的酒。
时时可闻哭穷声
如此日复一日的公款吃喝，会让人以为萧县是一个富裕的县，其实不然。在各地纷纷修建豪华办公场所的今天，萧县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办公场所简陋陈旧，公务人员收入微薄。
黄昏时分，在萧县县委办公楼二楼，能够闻到厕所里飘出一些特殊的气味。这是一栋上个世纪80年代修建的三层小楼，一些官员办公室里的墙壁甚至破损，露出砖块来。
县委书记毋保良的办公室，只有十多个平方米。这几乎是南方周末记者所见的最小的县委书记办公室。屋子里，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沙发占去了一大半空间。
毋保良对南方周末记者笑着建议，应该报道萧县机关陈旧简单的办公条件。
在萧县，陈旧的不仅仅是县委办公楼。数百米外的县纪委办公楼，外墙油漆斑驳脱落，因为办公场所不够，不得不在三楼搭建了一些活动板房式的房间办公。
驱车半个小时，沿着国道可到官桥镇。镇政府门前，是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中共官桥镇委员会”和“萧县官桥镇人民政府”的牌子，字迹模糊不清。走近，才发现牌子上都曾被贴过小广告。镇政府大门，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栅门，用一小块石头顶开着。
副镇长胡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镇政府的办公楼，已经可以算危房了。但是没办法，财政太难。
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收入也不高。萧县房管局办公室主任曹茂松介绍，该局仅局长一人为公务员身份，其他都靠单位自收自支解决工资。他目前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九百多元。
萧县县委有关官员介绍，萧县人口有140万，有约50万人在外务工，是个劳务输出大县。根据萧县县长韩维礼2011年1月的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该县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5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4840元，经济状况在安徽大概算中游。
萧县审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10年，萧县财政收入约4.6亿元，而实际财政支出约21亿元。截至2010年末，政府负有的相关债务约为7.2亿元。
吃喝“有理”
公务招待费严重超标的现实，县委书记毋保良自称已经注意到了。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当地政府官方网站发现，该县各局相继出台规范性文件，并频繁开会禁止公款大吃大喝。
2010年9月，萧县出台规定规范公务接待工作，要求县内公务接待原则上按标准实行工作餐，提倡自助餐；乡镇公务接待，在乡镇机关食堂就餐，降低接待费用；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
禁令当然一直停留在纸面上。萧县审计局对萧县房管局2010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发现，业务招待费超支约32万元。
萧县房管局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局一度承担县里的廉租房建设，任务太重、时间太紧，局长甚至都急哭过。征地拆迁中，为了得到公安、城管、相关乡镇等部门的配合，不得不请他们吃喝。此外，廉租房建设中，人大调研、政协视察、省市相关部门检查团十分频繁，来了总要招待。
2011年12月21日中午，一名当地官员公款吃喝完后，在饭店前台签单时手写注明：市纪委来指导，杨局长安排，张局长陪同。
县委书记毋保良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作为县委书记，他对检查团多这一现实深有体会，“最多一天要接待4个检查团。”毋保良说，文山会海没减掉，检查团却越来越多。
招商引资，也成为公款吃喝的一个重要理由。毋保良说，乡镇招商，就是吃喝招商。该县官桥镇时任副镇长胡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投资者来考察，如果接待不好，对方会认为地方政府不热情，不愿投资。
采访中，上至县委书记，下至乡镇干部，都不承认萧县官员内部吃喝成风。但南方周末记者掌握的证据显示，大量公款招待费是萧县内部官员相互宴请消费掉的。
2011年4月11日，萧县粮食局局长陈锋在怡源酒楼招待了几名萧县官场同僚。席间，上了一道名为“老公鸡甲鱼”的菜，该菜价格高达760元。
12月21日至24日，记者在交通宾馆目击了多名官员公款消费签单现场。12月22日晚8时许，一名官员签单时手写注明：“县政府崔县长检查民生工程，李局长安排陪，张局长参加”。记者调查证实，“崔县长”为萧县副县长崔宏广。
岁末年初，萧县官场人事调整频繁，被提拔重用者，宴请或被宴请在所难免。2011年11月30日，该县任命县地震局局长等近20名官员；12月23日，萧县公示了约20名被提拔的乡镇官员名单。
吃喝有理由，再穷也要想办法。官桥镇镇委书记王志勇被审计发现任期内挤占挪用社会抚养费约52万元。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招待费超标32万的萧县房管局，同期发现超标准收取登记费1.6万元，漏计、漏缴营业税及附加约26万元。
萧县审计局审计5个县直部门和3个乡镇发现，2010年“三公”支出占本单位公用经费支出比例由2009年的28.5%增长到42.46%，上述单位2010年支出公务接待费用（餐饮、烟酒食品、字画礼品）953.21万元，比上年的418.27万元增支127.8%。
2011年11月18日，萧县审计局通报了对官桥镇党委书记王志勇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报告。王志勇在任期内还超标准列支业务招待费约42万元，扩大开支范围10万元，财务管理不规范、以拨作支资金约84万元。报告称，“上述问题，王志勇同志应负主管责任。”
12月29日下午，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大约两个星期前看了对王志勇的审计报告，并不生气，打算找王志勇谈谈，但至今没空。
临走时，毋保良劝南方周末记者放弃原来的报道思路，“公款吃喝是个普遍问题，萧县不典型，不具备典型性”。
新闻链接：2014年年6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对已争议两年之久的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案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判决。毋保良的案子虽然了结，但近期，萧县有80多名官员被此案的余波扫倒：从现领导班子到县直单位领导，再到乡镇一把手，80余名向毋保良送礼的也被免职。
从县级领导到科级干部，每逢年节“争先恐后”“成群结队”给县委书记送礼；县委书记从“半推半就”到“习以为常”，再到“谁不来送不放心”，并“边收礼边交公”以避责。双方均称对当地的“风气”感到“无奈”：“不收不送，工作不好开展”。
“人情来往”年年送，“成群结队”半公开
近期，安徽萧县80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近20名党政“一把手”被免。
这些干部的“落马”都与一个人有关：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自2012年3月被“双规”，毋保良案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终裁定维持原判：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第二类是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第三类干部，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此类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
萧县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后两种情形，尤以第三类为多。
办案人员介绍，萧县“干部送礼”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数多、涉及面广，送礼者从县领导班子成员到县直、乡镇领导，乃至退休干部；二是多集中在过节、婚嫁，以“人情来往”为名；三是次数多、时间跨度长，不少人送礼持续5年以上，有的从毋保良2003年来萧县任职直至2012年“出事”，“年年送”；四是“半公开化”，年节送礼成惯例，不少干部送礼时“成群结队”，有一名干部曾3次与其他干部“结伴而行”，共同送给毋保良4.8万元。
“套关系”“随大流”，毋保良10年收礼1000多次
“有事”送礼，没有“请托事项”为何也要送礼？萧县多名“送礼干部”说，一方面为了和毋保良“套近乎、搞好关系、工作中得到关照”，另一方面则是“随大流”：“春节、中秋节，各单位都这么做”，不少人是“代表单位送礼”，费用由单位报销。“萧县当时就这个风气，大家都送，我不送不好。”一些被免职干部感到“委屈”，尤其有些人“只送过三五千”，更认为“处理过重”。
毋保良这样描述萧县的“送礼成风”：“我在任县长、书记期间，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有几个干部给我送钱，送一次退一次，退一次就再送一次，反反复复达五六次之多。”
法院认定，毋保良10年中收礼1000多次，这客观上有外部风气影响，但其思想深处对“送礼风气”的“屈从”“顺应”乃至“利用”才是主因。现年54岁的毋保良，早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后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厂负责人，使这家长期亏损的国企起死回生，成为利税大户。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担任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正是在这个岗位上的“受挫”，影响了其对“风气”的认识。
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良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被评价为“不合群、威信不高”。
办案人员介绍，2003年，毋保良调任萧县常务副县长，为吸取落选“教训”，他努力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将吃吃喝喝、请请送送作为密切上下级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径，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行为。
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萧县县长、县委书记，仕途顺遂让他尝到了送礼的“甜头”，以至后来认为这是一种“关系的证明”。其自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来送礼，他还会怀疑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直到这个干部节后补上礼金，我才放下心来。”
萧县一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告诉记者，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腐败中的“摇摆心态”：“边收边交”以避责
毋保良收礼有一大特点，即“边收边交”。从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办案中，这部分款项“算不算受贿”成为争议焦点。法院分析认为，毋保良历年“收”和“交”的时间、金额均对不上，也未及时交到纪检部门、廉政账户，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级部门，且知情者极少。综合来看，毋保良形成受贿罪的所有要件，至于他将部分收受财物用于办公，属于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处理方式，不影响定性，只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因素。
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边收边交”，实为毋保良面对腐败风气时“摇摆心态”的产物。他解释，任职后期权力增大，收礼越来越多，内心也愈发恐惧。在贪婪、恐惧和侥幸三种复杂心态斗争下，想出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办法。既然上交，为何不交到纪检部门？毋保良亲属称，“他担心如果公开交到纪委，打破了‘潜规则’，会暗中被孤立，影响工作和个人发展。”
据悉，2012年春节前，听闻组织上正在调查其问题，毋保良召开全县干部廉政会，表态坚拒收礼。“结果，往年他每个春节能收几百万，那年只收了8万元。”办案人员说。
采访中，多名干部、群众介绍，“送礼风”不仅“刮倒了”一批干部，还“刮乱”了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