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立志打工  下辈子失去回头的路

富士康的许立志喜欢到厂子门口的这座贴满“牛皮癣”的天桥上，一有空他就来到这里看车流人流。 （南方日报记者 何俊/图）

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2014年9月30日正午，深圳，24岁的富士康普工许立志，离开了城中村的家，一个被单人床挤满的单间，在一栋握手楼的五层，月租350元。这是4月份刚刚租下的，之前，他在城中村的另一头，住了三年。

他来到AAA大厦17楼，对面是友谊书城，许立志是个爱书的人，可能去看了会儿书，下午两点，他出现在大厦17楼，走出电梯，左转，迎面是一条满是办公室的走廊。

那不是要去的地方，他折返，另一头，那里有一扇窗，扶着窗框朝外看，是林立的高楼，他看了五分钟。

一年前，他为这一刻写了一首诗：

他想着想着

往前挪了一步

——许立志《跳楼》

接班人

疼痛的光在珠江三角洲弥漫／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亿万打工者驮着生活的火车／修建通往新世纪的康庄大道 ——许立志《开往南方的火车》

我要踢开粘滞的土地／站立起来／发出旷世惊奇的呼喊 ——罗德远《黑蚂蚁》

“这是他在报纸上的处女作。”罗德远主编着一份叫做《打工诗人》的民间刊物。2011年的秋天，他收到了青年工人许立志寄来的诗歌。车间、搁浅的青春、流水线、站着入睡的身影，这些他都熟悉，二十年前，他从四川泸州的乡下来到惠州，在工厂清点货仓。

许立志1990年出生，高中毕业外出打工。2011年2月，进入深圳富士康，是流水线上的普工。进厂前，他的银行卡只剩了取不出来的99元。进厂后，1700元的试用期工资，对他无异于一笔财富。而工作，似乎没有那么可怕，第一天上班就是夜班，夜里八点到早上五点，流水线旁双手如飞，他发现时间过得真快，他想，虽然枯燥，但这样“无忧无恼也自得其乐”。

自得其乐的方式就是写诗。

诗歌发表一个月后，罗德远邀请他到惠州参加《打工诗人》创刊十周年聚会，作为年轻诗人的代表。

“他给我打电话，说请到假了，高兴得不得了。”那是罗德远和许立志唯一一次见面。这是一个身高175cm的年轻人，瘦，脸上有着青春痘。在会场，他腼腆地打招呼，随即淹没在越聚越多的打工诗人中。

当天晚上举行了诗歌朗诵会，这个全会场年纪最小的诗人用潮汕普通话朗诵顾城的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彼时，正是深圳富士康“十三连跳”震惊世界的时候，许立志来自富士康，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位与会者评论道，许立志写下的《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已触及‘十三连跳’的深层原因”。而通过诗歌舒缓情感，人们看到了悲剧不会重演，“显然，这位90后青工的内心，实现了某种和解。”

在许立志身上，罗德远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他不怀疑和解的可能。打工不易，底层多艰，他也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与自己的工厂宿命达成和解，以诗歌的方式。

1996年，28岁的罗德远依然在工厂清点着数以千计的电视机机壳。由于喜欢写诗，在打工诗人的圈子里，薄有名声。前半生的农村生活，让他的诗歌充满了乡土意象，他将打工者形容为“黑蚂蚁”：勤劳、卑微，忍耐而奉献。他也是这么做的，工作二十年，他没有请过一天假，春节要加班，他就主动报名。

他是这样一只黑蚂蚁。直到1996年的圣诞节。

“香港老板要搞圣诞晚会。车间主管和我说，你不是会写诗吗，你给我写一首。”工厂叫康惠电子，罗德远模仿《白杨礼赞》，写了《康惠礼赞》，晚会上得了二等奖，奖励一条毛毯。

一个月后，他从工人升为职员。

“人只要努力，真的会有回报的。”十八年后，成为广州增城区文体局办公室主任的罗德远坐在办公桌后说。这也是他的诗歌哲学，“没有完全的绝望，作为诗人，一定要给出希望。”

2011年，对于许立志，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他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参加了第一次诗会，还获得了他这一生中最光辉的称号——打工诗歌接班人。虽然这来得有些轻率，据写新闻稿的记者说，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最小，又写诗。

“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那种自豪感和满足感是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一个月后，踌躇满志的许立志买下一本书，《写稿赚钱18技》。

2011年情人节，决心踏入工厂时，他曾有些失态，“谁他妈能断定以后一定怎样？命从来没有一定的！”

幸运

一块接一块的主板／像送葬队伍一样／死气沉沉地向我走来／我把他们从载具上一一取下／隔着静电手套／阵阵炽烫仍然通过手指直涌胸口／我咬紧牙关忍受着／就像我必须忍受着生活 ——许立志《忍受》

累／她感到无边的累／在这个城市／这永远构不成／辞工的理由

——郑小琼《何丽》

郑小琼大概是新世纪最有名的打工诗人。自2007年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后，她就有了卓绝的名声。她曾是东莞第一位农民工身份的省人大代表。

郑小琼记得许立志。在深圳的一次诗会上，“他那时很活跃地参加诗会，我看过他的诗。同样年纪的时候，他比我写得好。”

诗会是如许立志一般的年轻诗人结交同道、拓展文脉的舞台。盛名之下，郑小琼常被邀请，但她其实害怕这样的场合，害怕看见年轻人炽热的眼睛，希冀她告诉他们改变命运的方法。

曾几何时，这也是她的愿望。那时，她到处投稿。她的成名作，就发表在《打工诗人》上。

“想写些东西发表，能够进入工厂内刊或者杂志社。这是最初的动力吧。”

2008年，郑小琼被吸纳入广东省作协，成为作协下属杂志的一名编辑。因为诗歌，郑小琼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她有了城市人的身份，再不用担心被机器刮去指甲盖。

但人生顺遂之后，郑小琼却怀疑起来。

“我常想我是不是幸运。”所有人见到她，都说她很好运，她想这是实情，幸运，也就是偶然的意思。

这让她难过。写打工诗的人数以万计，能如她一样改变命运的，少得可怜。她拿不出能传授他人的方法，更害怕自己的光环会遮蔽掉这真相。

多年前，她一样积极参加诗会。诗会中，真正来自工厂的打工诗人并不多，她觉得自卑。参加得越多，视野越广，改变命运的想法就越强烈。失落和不甘，她想像许立志一般的年轻人也会有同样的心结。

“但我真没觉得诗歌可以改变命运。底层人的命运越来越难改变。”

许立志的房间里，有郑小琼的诗集。

他的诗越来越灰暗了，面对无法改变却渴望改变的现实。他表达了对深圳这个城市的喜爱，想换个方式留下来：他有一份自荐信，请求被深圳中心书城录用。自荐信中，他反复强调对书籍的热爱，列举发表在刊物的作品，千方百计与书拉上关系，最后却输了。

这三年，他只是从作业员换成仓管，再变成线长。

他接到了许多善意劝告，一位前辈说，写诗不要那么悲观。他听从了，“一想到90后就想到年轻，想到朝气与未来。我听你的。”

但很快却重回旧路，他的诗仍然因为太过阴暗被退稿。

与诗中的孤苦相应，许立志的身体也出了问题。上夜班落下的偏头痛是他的梦魇，头部的震颤漫过血管，身体好像一点点腐化。咳嗽、喉痛、腰弓以及失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似乎还患上了厌食症。流水线，已经成了畏途：

今天的劳动不要太重／时间，不要太长／否则，跨出这道门槛／至少需要一百年的勇气——许立志《凌晨的眺望》

“若是有用诗歌改变命运的想法，更可能走进死胡同吧。”郑小琼有些茫然。她写过一个叫阿敏的打工姑娘，阿敏热爱诗歌，“想赚两年钱再写诗”。而再次听到她的消息，诗人阿敏已经成了被抓获的传销犯，入狱三年。
 

杀死单于

这个早上我不再是低着头颅的打工仔／我是抬头挺胸的汉朝将军／誓以最后一箭／洞穿匈奴首领的胸口 ——许立志《杀死单于》

我对旁边的工友说／富士康又有人跳楼了／他们没有理我／还说这里是捷普 ——冉乔峰《报新闻》

2011年，当许立志进入流水线时，19岁的冉乔峰逃离了工厂。他去了工地，那里钱更多，更自由。

他在工地扛钢管。一根钢管六米长，五十斤重。一次扛三根，压得他“仿佛要被大地吸进去”。

更恐怖的是上高架。离地二三十层楼的高度，踩在钢管上拧螺丝，低头，下面的人只有蚊子般大小。

晚上回到工棚，工友们要么打牌，要么看电视，冉乔峰躺在床上，用手机写诗。

“每天想到什么就写出来，第二天上工就舒服些。”

他在微博上发起了“打工诗社”的话题，每次设定一个主题，让人们进行微诗接龙。最受打工者欢迎的三个题材，是讨薪、留守儿童和下岗。

他还建立了QQ群，都是热爱诗歌的年轻人。许立志也在里面，他们有时互相交换新写的诗，听听意见。

冉乔峰说现实主义是许立志的强项。但他们的诗不一样，“我的诗开始低沉，但结尾比较励志……他可能陷在自己的思想里，走不出来。”

冉乔峰还收获了爱情。2013年，深圳火车站，为了省钱，他在网吧待了整晚。早上醒来，发现背包被划了一个大洞，手机、钱包都没了。幸好上网时间还剩一小时，他在网上向诗友求助，一个在工厂打工的姑娘，从未谋面，却立马打给他三百块钱。

许立志和女朋友也是在网上结识。2011年春节回家，他骄傲地告诉父亲，他有女朋友了，还在广州读大学。这份并不那么“合理”的爱情曾让许父疑惑，直到许立志向他出示了照片。他决定听其自然，2013年年末，听到了两个人分手的消息。

许立志告诉他，女方父母嫌他们家太远了。

“是嫌太穷吧。”许立志的老家在广东揭阳的农村。女孩毕业后去了银行工作，他还在工厂。如今，许父会想起这对儿子的打击，“起码向他证实了，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钱。”

2014年五一劳动节，冉乔峰让自己的诗歌事业更上一层楼。他们在深圳租了一间老年活动中心举办了“打工诗社”的线下聚会。他邀请了老前辈罗德远，后者在会上讲了一个有些促狭的笑话，“我说发现了一个问题，喜爱诗歌的人，女的不靓，男的不帅。”

许立志没有来，他已决定破釜沉舟。

2014年1月15日，许立志写下了《杀死单于》，用一种你死我活的愤激，表达对工厂生活的绝望和痛恨。他要一击毙命，寻找更好的生活。一个月后，合同到期，他毅然离开了这间困了他三年的工厂。

新的一天

我和两个哥哥搬出桌椅／母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父亲那时还倚在门框上抽着劣质香烟／悠哉游哉／“开饭啦”，母亲有力的歌唱／也是一恍惚间，这么多年／就在几个傍晚中过去了 ——许立志《一家人》

2014年4月，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在网上看到了许立志的诗歌。眼前一亮。

他在编一本叫《工人诗典》的诗歌选集，希望囊括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优秀的工人诗歌。他选了五十余名诗人，有郑小琼，没有罗德远。他还想找到更年轻的。

谈起初衷，秦晓宇说，中国有2.5亿农民工，8000万产业工人，数以万计的工人在写诗，其中不乏相当出色的，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低估，不见于任何重要的诗歌选本。工人们“我手写我心”，即使写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为广大的命运同路人立言。“这是社会的史诗，也是工人阶级的精神史诗，呈现的是社会转型中产生的所有代价，所有的肉身经验。”

许立志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属于被转型碾压的“庞大单数”，还身处资本全球化时代下金字塔的最底端。

“他在用天分写作。他的诗歌其实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泛滥的抒情，有的却是神来之笔。”秦晓宇选了许立志的两首诗，其中一句是，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他的诗真的很特别。”

用许立志的诗作为选集的结尾，秦晓宇也有考虑，“他还年轻，来日方长，放在结尾，也是希望。”

2014年8月，配套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开始拍摄。展示打工第一线的诗人的工作、生活、写作。秦晓宇选择了十位诗人。

“我告诉导演，许立志是一定要拍摄的，他是这个纪录片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但8月底，却传回了意想不到的消息，许立志拒绝了，是所有诗人中唯一一个拒绝拍摄的。

“他说，我不写诗了。”

许立志没有告诉家人，他离开了工厂。长达半年的时间，他一直在电话里虚构着工厂故事。有人说他去了江苏，不久折返，他一直失业，无所事事。他不大和诗友们联系，退出了冉乔峰的“打工诗社”QQ群。

后来，看着儿子的自荐信，许父说，许立志一开始就错了。他想去书城上班，是为了能看书，“他太年轻，看不懂。书城是卖书的，他只想去看书，目的都不一样。”

许立志出生在农村，初中毕业时，由于数分之差，交不起借读费，他去了镇上的中学。许父以此自责，觉得这是他之后一直郁郁的原因。

“我都不敢想他要搞创作，他没说过。”高考失利后，家里安排他去学一门技术，比如修电脑，像他的哥哥们一样，他不愿意。

“他走错了路，下多少功夫写一篇东西，还抵不上人家一天的工钱。”65岁的老年人去过深圳，那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在街上，“不到两里路，汽车就一只接一只。”

“诗歌真的很难改变命运。”秦晓宇说，唯一的窄路，是被作协、行政单位、媒体等体制吸纳，但机会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诗歌在中国的特性“没法商品化”让它高贵，也让诗人软弱。被体制接纳几乎是唯一的上升途径。

成为办公室主任的这些年，罗德远最主要的工作是写报告，掌握不同领导的喜好，写出让他们满意的稿子。他是单位的年度先进工作者，却没多少时间写诗了。

郑小琼称自己是“办公室女工”。直到今天，她还在焦虑，“至少三代才能在城市立足”。

“我不想进入体制。那样会背离写诗的初衷吧。”冉乔峰说，他更愿意赚钱创业。

许立志的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走通任何一条路。秦晓宇说，难以想象，四处碰壁的许立志，万般无奈重返富士康时，他是多么的绝望。

这绝望，既是对自己，也是对诗歌。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就要倒在半路上了 ——许立志《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最后的时光，许立志在诗中愿意提到故乡，他给故乡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风厝桥村”，他不惜虚构故乡的衰颓，表达怀念。事实是，最后半年，他只回去待过一个晚上。

“不可能回村里，年轻人都要出去打工。”许父说，这是村子的现实。

2014年10月15日，他的骨灰被撒入深圳南澳的海水。好在，南澳的风光，也是他称羡过的。

那天，坠落十小时后，他的微博定时发布了最新一条，四个字——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