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决斗发生在文明与野蛮之间

2009年01月17日 09:14新京报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份决斗书，湖南郴州一位叫彭北京的老人，向当地法院院长提出决斗———自称因为对法律救济途径几近绝望，所以希望在决斗场上决一生死。

走不了大道走小道，走不了诉讼走决斗，无论你如何质疑，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纸决斗书对于彭北京而言终究是一种救济。而且，他不顾老迈之身为“正义和荣誉”而决斗，的确也收获了不少掌声与同情。

今日世界，任何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当人们遇到无法调和的争端时，通常会诉诸法律，而不是决斗。“决斗”这种近乎“神判”的正义之路，如今早已蒿草没膝。能因决斗得来的正义，同样会因为决斗失去。历史同样无数次证明，无论是在决斗场上，还是在法庭上，所谓“神意”鲜有靠得住的。就像中世纪搜捕女巫用的水验法，今天谁都知道，扔进水里的“女巫嫌疑人”是否会沉下去，关键不在于天上的神力，而在于水里的浮力。

决斗许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一种动物习性。为了陶冶这动物之本性，自古以来，人类便以禽、兽、昆虫为师、为工具，弄些鸡、狗、蟋蟀来斗着取乐。有时甚至还会发明些血腥的竞技，让同类参与其中。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古罗马时期的角斗场。在那个年代，可以说“以死娱民”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有贵族精神的决斗不同的是，这时候参与决斗的人多数是为人所迫。当然，国王或者其他自以为身份高贵的人偶尔也会跑进角斗场上找个身经百战的史泰龙比武。如果胜了，他们便会扶正自己的王冠，或尽情享受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高贵。当然，这也是一种冒险。所以为了获胜，有些惹事生非者也会像影片《角斗士》里的罗马皇帝康茂德一样，在决斗前给角斗士暗地里扎一刀。

与角斗场上的角斗不同的是，现在人们讲的决斗是“为了荣誉而事先安排妥当的两人之间的正式格斗”。如果说奴隶之间的角斗是统治者操纵民众的工具，那么发生在上流社会的决斗被视为一种高尚运动。每个体面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荣誉而战，即使丢失生命也在所不惜。透过这点，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一点贵族或者骑士文化的影子。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决斗发生在美国。1804年7月，美国副总统伯尔向汉密尔顿将军提出挑战，要跟他决斗，结果汉密尔顿中枪身亡。这是一场改写人类历史的决斗。有历史学家“掐笔一算”，如果没有这场决斗，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南北战争，因为汉密尔顿有解放黑奴的威信。

当然，决斗并非欧美才有，在中国其实也不少见。小时候听评书时，孩子们听到最多的莫过于将军A和将军B要“决一死战”，或者某某立生死状打擂比武。市井之间还有所谓的“单挑”，惊世骇俗者莫过于在某些地方，当两强相遇之时，但见一方先拿砖头拍破自己脑袋，再扎自己一刀，以此阻吓对手。砖(刀)下之意，跟了我这么多年的身子骨我都敢破坏，我还不敢破坏你们的？在局外人看来，这与其说是决斗，不如说是自虐。当然，从效果上说，这种自虐式解决方案有时还是能换来和平的，对手可能会认为对家这般自虐，玩的是“最后通牒”式的打法。从外交辞令上说，对家马上就要跨过“强烈愤慨期”进入实战了。

彭北京和两位被挑战者是幸运的，因为决斗并没有发生。而在历史上，决斗已经让很多人陆续死去。不过，历史虽然变化多端、残酷无情，当它翻过一页。偶尔也会给人留下一些诗意的想象，让你觉得那些非正常死亡，与其说是逝者的不幸，不如说是逝者的归宿。比如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而广为人知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他死于决斗若干年后，他的生命与决斗日渐暧昧，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最好的死法就是决斗。如果连普希金都是老死在吱哑作响的床上，这人类的历史将是何等乏味。

尽管史料披露沙皇在这场决斗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至少有一点对普希金来说是公平的，那就是他知道自己要上决斗场，将要面临怎样的危险，由此可以从容地安排自己的后事。进一步说，在现代人眼里决斗虽然野蛮，但至少它含有个人意思自治和公平立约的成分。从契约精神上说，决斗也并非完全丧失了文明的光影。它不像程春明死在一次极不光彩的偷袭之后，可怜他被报复者偷走生命，连死于决斗的机会都没有。

众所周知，现代文明正是奠基于立约仍是基础。决斗的底线在于，即使是在暴力合法的情况下，如果一方表示拒绝，甘冒道德上被人指责懦弱的危险，另一方即使拿了奥运会的击剑或者射击冠军，也不能强迫他人与其决斗。由此出发，当我们谴责暴力时，更应该看到，那些违背他人意志、强迫他人参与的暴力对决，是比暴力更暴力的暴力，是世间最大的暴力。决斗是发生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一种人类行为，正如一位研究决斗的专家所说，决斗在文明社会是野蛮的，但对野蛮的人来说又是非常文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