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后来人还有多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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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天安门广场：后来人还有多少空间
2009-10-29 09:50:08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团结柱极有可能成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又一永久性建筑。此前，天安门广场上的永久性建筑只有开国前夕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1977年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一名多次参与天安门规划的专家称，“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的广场，在这里修建任何建筑，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
天安门团结柱 是去是留？
天安门守护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垮台之前，皇帝的权威一向通过这道大门向外传播。
此后的10多年，随着最后一个王朝的垮台，它防护和象征的功能也随之瓦解。它的后面还是旧日的皇家庭院，它的前面已经成了政治家、学生和工人的集会、游行之所。
1949年，天安门前拥挤的小胡同被推平，建起了一个巨大而壮观的广场。同时它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被寄望成为一个纪念的广场、政治的广场。
此后，这个44公顷的特殊空间，被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时代含义。
1959年，当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落成时，它是一个人民集会的广场；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的落成时，它被赋予了领袖瞻仰的功能；直至今日，当56根团结柱即将“扎根”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曝出后，让这片不断被做加法的场所又将被赋予更新的内涵。
团结柱“扎根”天安门广场？
团结柱极有可能成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又一永久性建筑。此前，天安门广场上的永久性建筑只有开国前夕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1977年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
一名曾多次参与天安门规划的专家称，“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的广场，在这里修建任何建筑，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
本刊记者/王婧
刚刚过去的国庆60周年盛典不仅令国人欢欣鼓舞，也向外界充分传达了中国团结、统一的信息。放置于天安门广场的民族团结柱也是这一信息的承载者。
民族团结柱上端为金色的莲花瓣和卷草纹图案，柱底是金色的莲花瓣底座，均采用了人民大会堂东侧门柱的图案元素，寓意56个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建设民主政治、共同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用“中国红”装饰的柱身部分，采用载歌载舞的图案，表达出56个民族，共同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心情和对祖国美好明天的祝福。
团结柱的设计者路建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团结柱的寓意是很好的，能够反映国家对民族和谐的重视。”
60周年大庆之后，天安门广场的客流量突破了820万人次，超过去年“黄金周”全北京接待游客的总数。据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统计，从1日到11日60辆国庆彩车陆续从天安门广场撤离之时，天安门地区游客总数突破了1200万。
而此时，团结柱的去留却开始纠结着它的设计者路建康。
10月11日，路通过媒体透露，将出台“民族团结柱永久矗立天安门广场”的具体方案，团结柱将在当晚移入天安门广场内。
这意味着团结柱极有可能成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又一永久性建筑。此前，这里只有开国前夕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1977年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
但时至今日，巍然屹立于广场东西两侧的56根民族团结柱仍然“原地待命”。
它们究竟是“扎根”天安门广场，还是集体撤出，正在成为全社会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团结柱的最初创意源于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那时候我们升起了56朵民族花”，路建康说。到了2003年，在宁夏举办第七届民族运动会时，路建康就提出“共和国是靠民族的支柱支撑着”的，在这个理念下，他设计了“民族图腾柱”。
在这两届少数民族运动会中，路建康均担任组委会大型活动部常务副部长。
不管是56朵民族花，还是56根民族团结柱，高度都是同样的。”路建康说。
56根同等高度的民族团结柱分列广场东、西两侧，分布在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南北跨度达265.97米，间距5.91米，上空悬浮着烘托节日喜庆氛围的60个充气大红宫灯。
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曾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称，民族团结柱“远看如将士列阵，威武豪壮；近看如楼桩初起，勃然向上。沐秋风玉露，披朝霞夕照，蔚为大观。”
它们与2块LED大屏幕共同组成了地面、空间和空中三位一体的庆典大背景。路建康说，“这种设计突破了以往庆典的平面布局，是广场背景布置中最大的亮点”，并且“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各级领导的一致肯定”。
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时，路建康就曾是庆典背景的设计者。“我做50周年国庆背景的时候，发现拍摄时，中层画面都没有，空中没有东西。”吸取当年的经验教训，十年后，他采用了民族团结柱的创意，“56根柱子竖在那里，共同支撑着共和国的基业。这样一照，中层画面就每次都有团结柱。”
如此巧妙的设计，最终达到了圆满的效果。“第一次排练时，领导的评价是‘近乎完美’。第二次，评价‘无懈可击’。到了第三次游行和背景合练的时候，国家领导人给我们打95分，留了5分的余地，让我们争取100。”
国家环境保护部为了给70个老干部的合唱配上背景视频，甚至清晨5点就赶到天安门广场，拍下56根民族团结柱，他们称团结柱的视频背景使得合唱“达到了词曲与画面的最佳统一”。
使用期，十年
虽然此前有过不少尝试，但在天安门广场这个极为特殊的场所，民族团结柱即便只是作为庆典背景，在设计和制造上仍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有关部门当时设想过几种柱子的排列方案，一种是半包围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也摆一排；另一种是两边直排式，一直要延伸到纪念碑南侧。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现在看到的摆放形式，即两边摆放至纪念碑旁。”团结柱设计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在创作之初，路建康最先遇到的就是高度的问题。
柱子的高度本属工程和审美范畴，但在天安门，这成了设计师首要考虑的因素——东侧是具有民族史诗喻意的国家博物馆(前历史博物馆)；西侧是象征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大会堂。它们的高度是天安门地区建筑的逻辑起点，也是所有后来建筑的海拔禁区。
“我原来设计的是15米和12米两个，后来在天安门看的时候，就高过了历史博物馆和大会堂，我们感觉不应该太张扬了；但太低了也不成，现在这个高度在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高度之内，而且在绿树的背景错落，视觉比较好，最后确定了13.6米。”
接下来，遇到的麻烦是如何让团结柱“生根”。
“团结柱‘不生根’能不能放在天安门广场上？经过设计研究，我们做了1.8米高的水泥墩子，作为基础配重压在广场地面，天安门广场每平方米的最大承重是2吨，这样(柱子)直径就确定在3.8米，保证足够的支撑力，这样就不会破坏天安门广场的地面。”
60周年的庆典不允许出任何意外。由于晚会需要从团结柱顶端发射焰火，整个团结柱的外观都是易燃油漆，为此还给每根柱子特别配足了灭火器材。此外，考虑到北京风大，团结柱设计抗风能力，定在了瞬时抵抗11级风力。为了防雷，团结柱顶部还安放了避雷针。团结柱安装完成后，每天都有专人看护，24小时盯守，保持柱子的清洁干净。
尽管护理起来非常麻烦，但团结柱在建造之初就引起了各方关注，海淀公园、朝阳公园、居庸关长城等许多旅游景点都希望国庆后能“迎娶”团结柱。这对团结柱的质量要求同样提出了新要求，“不是国庆用过就不要了。”
承建团结柱的北京玉霞玻璃钢工艺品厂正式接到订单时，已经是8月底，此时距离交付使用的时间只有半个月。“时间紧，任务重。那时候没有说要永久放在某个地方，但我们承诺，要能用十年。”该厂总经理洪枝文说。
“扎根”广场？
路建康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团结柱。他也希望能给团结柱找到一个“好婆家”。
经过多方考察，团结柱国庆之后的“归宿”最初定在了国家奥林匹克公园的民族大道上。9月1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路建康透露“该方案已经获得市政府批准”。
路建康称，“民族大道我都去量了，位置怎么摆，我也给他们交代好了。”
但10月2日，团结柱的归宿出现了变数。这一天，路接到了来自中央的通知，称国庆后团结柱将在天安门广场内“能放多久，就放多久”。
路建康为此，“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
团结柱“有望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内”的消息，在10月4日就登上了各大媒体，消息来源为“首都60周年国庆群众游行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游行总指挥部”)
游行总指挥部是国庆60办的下属机构。早在今年1月中旬，北京市就为国庆60周年庆典筹备成立了专门筹委会——国庆60办。其中“北京市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梁伟具体负责大型游行活动”，参与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的部分工作人员，直接转至该筹委会，分散于各指挥部。
在国庆60办的招标上，路建康和他的北奥大型文化体育活动有限公司中标了。路建康成为60周年国庆大典背景总策划和总制作人，也是游行总指挥部下设背景部的实际负责人。
路建康称，“这次群众大游行从策划到制作再到学生的组织，直至最后现场的指挥，都是靠我们这些团队完成的。”
10月4日当天媒体报道，“联欢晚会的特效焰火设备将部分进行拍卖，‘光立方’中的发光树将分为三部分进行处置，在群众游行中使用的巨型国旗和国徽车、领袖画像车等都将进入博物馆进行收藏……”这一切事关庆典的临时道具，均由游行总指挥部负责处置。
民族团结柱将“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来自于“国庆游行总指挥部”这个临时机构，这多少引起了外界的一些猜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国庆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分别致电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两处均答复“尚不知情”。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是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也是天安门地区的常设机构，主要负责组织和协调天安门地区管理工作。在其官方网站上，明确指明“天安门地区建筑(包括临时建筑)的审批”是其职责之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致电其下属文物保护处，该处处长称“暂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同时他表示，“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而在天安门广场的历次扩建与改造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则起着规划、论证的作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致电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相关专家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暂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并建议记者去采访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
正在研究具体方案
在消息尚不明朗的时刻，这56个庞然大物要永久“扎根”天安门的消息，引来一些社会议论。在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上，一条相关帖子引发热议，部分网友认为，“团结柱寓意虽好，但不一定要放在天安门广场”，也有网友质疑其是否合乎程序。
一名长期研究天安门地区规划的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从政治上说象征民族团结我是赞成的，但这不一定要成为广场的永久建筑。我个人认为，团结柱色彩太红，把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色调都破坏了。从图案来看又显得太活泼、喜庆。天安门广场应该是气宇轩昂，以简洁、严肃为主，不能太活泼了。另外，这些柱子体积过大，很容易把周边建筑的形象淹没掉。”
这位专家还说，“团结柱进入天安门广场，有两个问题。一是永久矗立是不是要打地基，二是从色彩、高度、体量和两边建筑高度的关系，是不是协调，是不是需要修改，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而此时，路建康又披露：10月11日将出台团结柱在天安门广场上摆放的具体方案，消息来源仍然是“游行总指挥部”。
但到了10月11日当天下午，北京玉霞玻璃钢工艺品厂的70多名工人正准备将团结柱移至天安门广场时，总经理洪枝文接到“上级通知”，行动暂缓，原因“属于国家秘密”，不得透露。
第二天，《中国新闻周刊》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获知，北京市委已经召集规划委的专家讨论这个事情，“并已经有了几条初步的意见”。随后路建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证实，“56根民族团结柱已经由国庆60办移交给了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目前正在召集专家紧锣密鼓地研究具体方案。”
而其余细节，路建康表示“正在讨论，不便透露”。而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尚未对此事做回应。
在树军编著的《天安门广场备忘录》一书中，曾经探讨过这一问题：每年国庆天安门的花坛都很吸引人，而广场为何不修建永久花坛？
这个问题曾经在社会上不间断地引起过讨论。
对此，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贾廷英曾经坦率地承认，“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实施起来都会有一定的难度。从主观上说，天安门广场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位——它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无论是设置花坛还是喷泉，其造型、位置、含义都为全国人民所瞩目，绝非单纯的美观或绿化问题。同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工作，还涉及首都城市的规划，牵扯今后搞大型活动的用地等诸多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意义，解决起来相当棘手，不是哪一个单位可以说了算的，还需要更高层的决策。”
天安门广场加减法
当初，苏联专家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他们的灵感来自以纪念为主的莫斯科红场，这与中共高层的想法合拍。曾与苏联专家合作规划天安门广场工程的建筑师张形容这个建议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张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性质应该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味道的”
本刊记者/王婧
60年前，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声音传遍神州大地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便成了举世闻名的广场。
天安门城楼在广场整体布局上，大有“横空出世”之气象。广场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必须陪衬这一主体建筑。这便是天安门广场兴建的奥秘。
在西方城市史上，一个重要广场的形成，往往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岁月。而中国在短短近30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董光器总结：“天安门广场的每一次扩建和改造，都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也凝聚了新中国几代城市规划专家的心血。”
新生：第一面红旗
1949年7月上旬，斯大林提醒中国，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前提下，要注意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利用中国暂时没有中央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
在认真审视国际国内形势后，中共中央决定：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同时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盛大的典礼最终“落户”到天安门广场。
彼时，这里刚刚结束了历时91天的大清扫。
此前，天安门城楼荒冢般寂静，仅留在城楼上的野鸽子粪就能装几大卡车。有资料记载，当时，天安门前的垃圾堆足有3层楼高。
天安门守护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垮台之前，皇帝的权威一向是通过这道大门向外传播的。
1919年，“五四”运动的大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举起，天安门广场自此就成为了中国人举行爱国运动的地方。
为了阻止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当时的政府还在天安门前种植白丁香、黄刺玫，目的是为了缩小天安门广场的面积。
1949年8月上旬，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做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整修天安门的决议，由建设局承担这项任务。
9月底，开国大典举行前夕，一个辽阔的广场诞生了。这个广场以天安门作为主席台，南至中华门，东至公安街，西至西皮市。整个广场可以容纳16万人。
另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修建国旗旗杆，因为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将要亲手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各界代表在国旗旗杆的选址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杆应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同高。经过实地测量，高度为35米。
但刚刚解放的北京百废待兴，要找出一根适合做旗杆的材料相当困难。最后只能选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接而成，完成之后，高度仅为22.5米，不能再加高了，达不到35米的要求。这个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最后决定，国旗旗杆的高度可以定为22.5米。
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按动了电钮。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定格在22.5米。直至1990年，这根旗杆被送进了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取而代之的是一根33米高的不锈钢旗杆。
规划：性质之争
开国大典让天安门广场成了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如何规划天安门广场，让其成为展现新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了此后的重中之重。
从1950年至1954年间，规划部门陆续做了15个方案，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旧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问题展开了讨论。
有关天安门广场的性质，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天安门象征国家政权，故而广场周围应该以国家主要的机关为重点建筑物，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政治中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广场应该发展成为文化中心，周围的建筑物应以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主。
苏联专家团的看法接近前者，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烈士纪念馆，性质是庄严、肃穆的。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莫斯科红场，曾与苏联专家合作规划天安门广场工程的建筑师张形容，这个建议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
这个建议和中共当时的构思颇为接近。早在1949年9月30日，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广场上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天安门广场这种“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的性质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后来，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中，东为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今天的国家博物馆)，西为人民大会堂，也体现了这种性质。
广场的性质，在张看来应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的味道”。他认为天安门广场与外国的首都广场不同，因为这里“五一和十一游行是政治性活动。节日晚间狂欢、放烟花是满足群众性活动的要求。平日更是人们瞻仰、流连的场所。”张的话道出这个广场的独特之处，在50年代，中国几乎每年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五一”和“十一”的大型游行。
董光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当年对天安门广场性质的大争论，直接决定了天安门广场日后的布局和发展。直到今天，当年为天安门广场定下的基调都没有发生过改变。
中心：人民的纪念碑
天安门广场上修建的第一座纪念性建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开国前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做出了决定，要为纪念1840年至1949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建碑立塔。
关于纪念碑的选址，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但更多主张建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心脏，更是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地方。
而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也曾选了三处：一处是东绒线胡同延长线与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地位比较适中，大体在天安门与正阳门中间偏北12米处。另两处一处偏北，离天安门、旗杆较近。最后一处偏南在中华门与正阳门之间，离天安门较远。
到底该定在何处，谁也不敢决定，但纪念碑即将奠基，已经没有时间再斟酌了。据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长赵鹏飞回忆，周总理亲自前来催促，听了建设局汇报后，决定把纪念碑定在比较适中的位置——五星红旗之南、天安门与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并与天安门和正阳门距离大致相等。
这一方案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由朱德带队，从中南海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在纪念碑奠基之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
到1951年，来自全国的两百多份方案汇集到京。纪念碑设计方案各有千秋，梁思成领导设计的纪念碑方案最终获得了各界认可。但浮雕主题和碑顶的形式却成了两大久悬不决的难题。
范文澜主持的史料专门委员会提出了9幅浮雕主题方案，报请毛主席指示，经多次讨论后定下了8幅。而碑顶最终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亲自敲定采用“建筑顶”。
纪念碑的朝向问题，最初是根据传统布局，以朝南方向作为主要立面。在建筑过程中，周恩来考虑到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广场，并集中在广场北部，最好能从背面看到毛主席题字。由此决定，一反传统的格局，以朝北一面作为主要立面。这种面向，对广场后来的扩建，特别是对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落成，新华社在当年4月22日发表消息称，这“是天安门广场改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扩建：十周年的十大工程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年建成的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让“纪念性”在天安门广场上得到了更好的延伸。
两大博物馆属于为国庆十周年而建的“十大工程”。在当时，十大工程的选择是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不忘革命与历史，反映工、农、兵、文化、科技界各阶层人士和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景象。
为此，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天安门和长安街的规划编制。
但这次规划编制有三个前提已经有了明确指示：一是广场要大；二是在广场上建设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三是设计思想要解放，大屋顶解禁。
在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转而下，中国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首先提出要建成一个与苏联红场不同，甚至在各方面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来。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44公顷，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
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回忆，195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取了彭真关于改建天安门广场的汇报后指示，6亿人口大国的集会广场，太小了不行，天安门广场宽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红墙一直向南通出去，直到护城河，东西宽500米。
而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意见，最后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敲定下来的，随后根据拍板的方案建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在“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大、要求最高的建筑是大会堂，占地15公顷，总建筑面积17万多平方米，比明清两代经营了数百年的皇宫总建筑面积还大。光是观众 席部分所占的体积就足以装得下整个天安门城楼。
这次工程庞大繁复，北京市委因此邀请全国一千多名建筑师及艺术家参加筹划，后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审查了国庆工程模型。12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正式通过了整体工程和施工方案。
但由于一年的工期十分紧迫，国家剧院未能建设，科技馆也只完成了基础，美术馆也无法在十年大庆前如期完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古老的天安门经过重修，焕然一新，三面红墙连同“阻碍交通”的东、西长安门一并彻底拆除。广场西侧是象征着人民政治权力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连同广场先已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政治活动中心。
一个规模雄伟、气势磅礴的人民广场呈现在人们面前。
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政治空间上也增添了新的含义。侯仁之和吴良镛写道：“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成为平面布局的中心，占据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地位。对比之下，紫禁城这个旧日的中轴，则已经退居到类似广场‘后院’的次要地位，并已经被改造成一座最具体、最生动的阶级教育大课堂。”
定型：毛主席纪念堂落成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点。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上为毛泽东纪念堂预留了位置，这在1964年的长安街规划中就有所考虑。在当年的国际饭店会议记录中，戴念慈的发言提到，天安门广场“南部即使压缩一些，放毛泽东纪念馆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出当时内部讨论时，专家们已了解了这个意图。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有人提出，应该像北大校园的斯诺墓一样，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为毛主席立一块洁白的石碑。然而这个建议立即遭到彻底否定，理由是毛主席的身体不能埋葬，虽然他已去世，也得让人民群众永远能看到他。
于是，中央决定建一座宫殿式纪念堂，用来保存遗体，供人们瞻仰仪容。按照中央指示，由北京、上海等8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等组成了选址设计工作组。
选址设计组的成员到了中南海、昆明湖等地，设计出了“水上日出”的方案；到了香山、景山、玉泉山，又设计出了“山顶红星”的方案，但无论山水，设计组的成员都觉得不太合适。
当时从政治意义和客观条件等方面，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的意见自然地占了上风。设计组的成员认为，毛的伟大身躯，江河湖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但具体位置，当时方案有三：
第一个，纪念堂紧靠纪念碑。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
第二个纪念堂位置偏南。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让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布局，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太大。
第三个纪念堂紧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达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最后中央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的正中，等距各200米，也就是原中华门的位置。
纪念堂的高度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而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避免纪念堂正面重叠着一个正阳门城楼大屋顶的剪影，这就要求纪念堂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又会压倒纪念碑。
经过视线分析，最后确定纪念堂的高度为33.6米。
在纪念堂的朝向上，打破了中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然而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会使人心里不安。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设计组领导成员赵鹏飞提出了一个想法，把纪念堂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毛主席就在群众中了，心里不安的问题就解决了。
1977年5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竣工。建成后的毛主席纪念堂，正好位于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它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高度相当、色彩接近、风格协调、互相呼应，形成一个统一的建筑群。
至此，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整个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定型于北京市中心。直至团结柱即将“扎根”广场的消息被曝出，广场成长的记忆才又被人们重提
专访路建康：团结柱设计者的“人海经”
每一次创新都挖空心思。中国整体创意的人文精神和完整性还需要提高
本刊记者/陈晓舒
路建康的会议室里依次挂着各种色彩斑斓、人潮涌动的夹板画，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活字印刷术、建国50周年群众游行组字背景、景观歌剧《阿依达》、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等等。
他制作的大型活动涵盖各类运动会的开闭幕式，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等大型文艺演出，周年的群众背景表演。
总而言之，只要是大型广场艺术，需要人海来支撑的，路建康就是组织策划的最佳人选之一。
路建康的最新作品是建国60周年庆典的组字背景表演，而可能让他名垂青史的则是，天安门广场上的56根民族团结柱。这是路建康从他策划的民族运动会上提炼出的创意，它们将有可能永远留在天安门广场。
把群众组织起来
“我算是国内最早的大型团体活动策划人。”比共和国还年长3岁的路建康说。
70年代末的一天，在海淀剧院当文艺领导的路建康带着海淀剧院办起了“街道文化之夜”。这是路建康首次尝试群众团体活动。
1984年，路建康当选了海淀文化局副局长。这为他以后协调各种关系铺垫了基础。也让他有更大的空间去尝试自己在大型活动上的一些想法。
1987年，路建康成立了自己的演出公司。开始更广泛地尝试群体性文艺活动，甚至于第一个引进国外摇滚乐团。为此，担心出乱子的北京市公安局曾给路建康发了通报，要求他加强安保。
1994年，路建康将自己公司命名“北奥”，意指为“北京奥运”服务。
“北奥”公司的成立，让路建康有了专业组织大型活动的团队。公司成立至今，他们策划了国家级大型活动40多项，多数属于运动会开闭幕式等国家级大型庆典活动。
路建康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中国特色的团体表演。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四个八拍、八个八拍的团体操，慢慢改良，演变成为后来的大型舞蹈类表演。
他需要调动的是千军万马。他说：“50年大庆的时候，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指挥10万人，30分钟10万人就位，18分钟撤场，这完全是一个将军的记忆。”60年大庆更是让他过足了将军瘾。
台上一分钟，在台下，路建康需要掌握了大量的细节，如何召集学生，到哪报批充气物，到哪联系飞机，动用解放军找哪个部队，怎么用武警的渠道，燃气、供气谁负责等等。
而在台上的每一分钟也让路建康提心吊胆。“很多时候完全是靠运气。”他说，“奥运会开幕的点火仪式，在彩排时并不成功，那天实在运气，老天长眼。”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路建康放过话：“如果国旗升不起，胡总书记的话筒不响，我就跳楼。”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放了两个话筒，每个话筒里面有多个麦克风，同时还在主席台上接上隐形麦克风，防范“话筒不响”。
但即便精密的部署，也有失算的时候。1999年9月9日，路建康的团队在天坛搞“九九归一”的大型活动，他们的计划是在这天的9时9分9秒由56个民族汇聚成“九九归一”的画面。
“最后的四秒，技术人员走神了，太遗憾了。”路建康说。
2006年8月第11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路建康组织开幕式大型活动，活动的高潮是无数颗星球伴随一个硕大的地球冉冉升起。在现场器械却出了故障，“所有的星球都升起来了，就只有地球没有升起来。”
路建康当时都被汗打湿了，“可能观众没看出破绽，我们一看这个画面就知道完蛋了。”
每一次创新都挖空心思
2006年4月16日，是路建康圆梦的一天，北京奥组委举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仪式主要工作人员聘书颁发仪式。路建康被聘为制作总监，与总导演张艺谋共事，成为五个总负责人之一。
这个时候，路建康已经听到很多反馈：“大型活动团体操似的表演是人海战术，缺乏新意。”而路建康的看法是：“大型活动创意和风格谈不上什么过时，只是在国内见得多了，久而久之就缺乏新意，事实上，国外想搞我们这种人海战术，还没有人员和训练条件。”
奥运会让路建康印象深刻的是总导演张艺谋向他提出的一个创意。张艺谋希望让几百个字模活起来，每个字都可以迅速准确地上下移动，合起来组成一个活的图案。
路建康的团队马上开始研制活字模型。896块字模需要896个演员操控，制作人员采用“剪刀叉”的方式，将道具的骨架设计成可以张合的活动机关。
最后，观众在奥运会开幕式看到的是“孔子周游列国图”瞬间变为“活字印刷版”，同时所有活字模开始变换，渐次推出三个“和”字。
“每一次创新都很艰难，都是挖空心思的琢磨。”路建康在建国60年大庆时，就挖空心思想，“如何能更有效地指挥做字幕、变换背景的人群。”
以往的指挥方式是红旗准备，绿旗变，“这个不但考验指挥者的反应，也考验表演人群的眼力。”北奥公司的员工说。
路建康每天思考着怎么把这套规矩变过来，直到有一天排练结束，他在长安街等红绿灯，“当下灵光一闪，就有了主意”。路建康说，“可以用信号灯啊，方便快捷，也不会让指挥者埋没在人群中，或者很突兀地站在那。”
还是按照多重准备的经验，路建康把信号灯引进了国庆指挥后，还给每个表演字幕的学生佩戴无线耳机，方便发号施令。
他甚至在60年大庆时编写了一本背景表演的《培训手册》，将规则和办法编成顺口溜。如何使用道具包，如何表演，什么时候表演，在培训手册里简单易记。
升旗仪式时背景表演的顺口溜是：“一是国庆呈平显，二变平凸在身边；通道合拢要迅速，三把年号国徽添；第四五星红旗展，等待阅兵心相连。”
在操作上，插花部分的顺口溜是：“手拿花柄最外边，翻开并拢入孔端；左前右后握住杆，昂首挺胸站后边。”
“大型活动大多还是乱乱哄哄，圆满成功。”路建康说。中国整体创意的人文精神和完整性还需要提高。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2009-10-29 09:50:08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团结柱极有可能成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又一永久性建筑。此前，天安门广场上的永久性建筑只有开国前夕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1977年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一名多次参与天安门规划的专家称，“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的广场，在这里修建任何建筑，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
天安门团结柱 是去是留？
天安门守护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垮台之前，皇帝的权威一向通过这道大门向外传播。
此后的10多年，随着最后一个王朝的垮台，它防护和象征的功能也随之瓦解。它的后面还是旧日的皇家庭院，它的前面已经成了政治家、学生和工人的集会、游行之所。
1949年，天安门前拥挤的小胡同被推平，建起了一个巨大而壮观的广场。同时它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被寄望成为一个纪念的广场、政治的广场。
此后，这个44公顷的特殊空间，被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时代含义。
1959年，当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落成时，它是一个人民集会的广场；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的落成时，它被赋予了领袖瞻仰的功能；直至今日，当56根团结柱即将“扎根”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曝出后，让这片不断被做加法的场所又将被赋予更新的内涵。
团结柱“扎根”天安门广场？
团结柱极有可能成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又一永久性建筑。此前，天安门广场上的永久性建筑只有开国前夕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1977年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
一名曾多次参与天安门规划的专家称，“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的广场，在这里修建任何建筑，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
本刊记者/王婧
刚刚过去的国庆60周年盛典不仅令国人欢欣鼓舞，也向外界充分传达了中国团结、统一的信息。放置于天安门广场的民族团结柱也是这一信息的承载者。
民族团结柱上端为金色的莲花瓣和卷草纹图案，柱底是金色的莲花瓣底座，均采用了人民大会堂东侧门柱的图案元素，寓意56个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建设民主政治、共同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用“中国红”装饰的柱身部分，采用载歌载舞的图案，表达出56个民族，共同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心情和对祖国美好明天的祝福。
团结柱的设计者路建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团结柱的寓意是很好的，能够反映国家对民族和谐的重视。”
60周年大庆之后，天安门广场的客流量突破了820万人次，超过去年“黄金周”全北京接待游客的总数。据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统计，从1日到11日60辆国庆彩车陆续从天安门广场撤离之时，天安门地区游客总数突破了1200万。
而此时，团结柱的去留却开始纠结着它的设计者路建康。
10月11日，路通过媒体透露，将出台“民族团结柱永久矗立天安门广场”的具体方案，团结柱将在当晚移入天安门广场内。
这意味着团结柱极有可能成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又一永久性建筑。此前，这里只有开国前夕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1977年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
但时至今日，巍然屹立于广场东西两侧的56根民族团结柱仍然“原地待命”。
它们究竟是“扎根”天安门广场，还是集体撤出，正在成为全社会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团结柱的最初创意源于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那时候我们升起了56朵民族花”，路建康说。到了2003年，在宁夏举办第七届民族运动会时，路建康就提出“共和国是靠民族的支柱支撑着”的，在这个理念下，他设计了“民族图腾柱”。
在这两届少数民族运动会中，路建康均担任组委会大型活动部常务副部长。
不管是56朵民族花，还是56根民族团结柱，高度都是同样的。”路建康说。
56根同等高度的民族团结柱分列广场东、西两侧，分布在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南北跨度达265.97米，间距5.91米，上空悬浮着烘托节日喜庆氛围的60个充气大红宫灯。
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曾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称，民族团结柱“远看如将士列阵，威武豪壮；近看如楼桩初起，勃然向上。沐秋风玉露，披朝霞夕照，蔚为大观。”
它们与2块LED大屏幕共同组成了地面、空间和空中三位一体的庆典大背景。路建康说，“这种设计突破了以往庆典的平面布局，是广场背景布置中最大的亮点”，并且“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各级领导的一致肯定”。
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时，路建康就曾是庆典背景的设计者。“我做50周年国庆背景的时候，发现拍摄时，中层画面都没有，空中没有东西。”吸取当年的经验教训，十年后，他采用了民族团结柱的创意，“56根柱子竖在那里，共同支撑着共和国的基业。这样一照，中层画面就每次都有团结柱。”
如此巧妙的设计，最终达到了圆满的效果。“第一次排练时，领导的评价是‘近乎完美’。第二次，评价‘无懈可击’。到了第三次游行和背景合练的时候，国家领导人给我们打95分，留了5分的余地，让我们争取100。”
国家环境保护部为了给70个老干部的合唱配上背景视频，甚至清晨5点就赶到天安门广场，拍下56根民族团结柱，他们称团结柱的视频背景使得合唱“达到了词曲与画面的最佳统一”。
使用期，十年
虽然此前有过不少尝试，但在天安门广场这个极为特殊的场所，民族团结柱即便只是作为庆典背景，在设计和制造上仍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有关部门当时设想过几种柱子的排列方案，一种是半包围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也摆一排；另一种是两边直排式，一直要延伸到纪念碑南侧。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现在看到的摆放形式，即两边摆放至纪念碑旁。”团结柱设计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在创作之初，路建康最先遇到的就是高度的问题。
柱子的高度本属工程和审美范畴，但在天安门，这成了设计师首要考虑的因素——东侧是具有民族史诗喻意的国家博物馆(前历史博物馆)；西侧是象征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大会堂。它们的高度是天安门地区建筑的逻辑起点，也是所有后来建筑的海拔禁区。
“我原来设计的是15米和12米两个，后来在天安门看的时候，就高过了历史博物馆和大会堂，我们感觉不应该太张扬了；但太低了也不成，现在这个高度在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高度之内，而且在绿树的背景错落，视觉比较好，最后确定了13.6米。”
接下来，遇到的麻烦是如何让团结柱“生根”。
“团结柱‘不生根’能不能放在天安门广场上？经过设计研究，我们做了1.8米高的水泥墩子，作为基础配重压在广场地面，天安门广场每平方米的最大承重是2吨，这样(柱子)直径就确定在3.8米，保证足够的支撑力，这样就不会破坏天安门广场的地面。”
60周年的庆典不允许出任何意外。由于晚会需要从团结柱顶端发射焰火，整个团结柱的外观都是易燃油漆，为此还给每根柱子特别配足了灭火器材。此外，考虑到北京风大，团结柱设计抗风能力，定在了瞬时抵抗11级风力。为了防雷，团结柱顶部还安放了避雷针。团结柱安装完成后，每天都有专人看护，24小时盯守，保持柱子的清洁干净。
尽管护理起来非常麻烦，但团结柱在建造之初就引起了各方关注，海淀公园、朝阳公园、居庸关长城等许多旅游景点都希望国庆后能“迎娶”团结柱。这对团结柱的质量要求同样提出了新要求，“不是国庆用过就不要了。”
承建团结柱的北京玉霞玻璃钢工艺品厂正式接到订单时，已经是8月底，此时距离交付使用的时间只有半个月。“时间紧，任务重。那时候没有说要永久放在某个地方，但我们承诺，要能用十年。”该厂总经理洪枝文说。
“扎根”广场？
路建康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团结柱。他也希望能给团结柱找到一个“好婆家”。
经过多方考察，团结柱国庆之后的“归宿”最初定在了国家奥林匹克公园的民族大道上。9月1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路建康透露“该方案已经获得市政府批准”。
路建康称，“民族大道我都去量了，位置怎么摆，我也给他们交代好了。”
但10月2日，团结柱的归宿出现了变数。这一天，路接到了来自中央的通知，称国庆后团结柱将在天安门广场内“能放多久，就放多久”。
路建康为此，“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
团结柱“有望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内”的消息，在10月4日就登上了各大媒体，消息来源为“首都60周年国庆群众游行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游行总指挥部”)
游行总指挥部是国庆60办的下属机构。早在今年1月中旬，北京市就为国庆60周年庆典筹备成立了专门筹委会——国庆60办。其中“北京市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梁伟具体负责大型游行活动”，参与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的部分工作人员，直接转至该筹委会，分散于各指挥部。
在国庆60办的招标上，路建康和他的北奥大型文化体育活动有限公司中标了。路建康成为60周年国庆大典背景总策划和总制作人，也是游行总指挥部下设背景部的实际负责人。
路建康称，“这次群众大游行从策划到制作再到学生的组织，直至最后现场的指挥，都是靠我们这些团队完成的。”
10月4日当天媒体报道，“联欢晚会的特效焰火设备将部分进行拍卖，‘光立方’中的发光树将分为三部分进行处置，在群众游行中使用的巨型国旗和国徽车、领袖画像车等都将进入博物馆进行收藏……”这一切事关庆典的临时道具，均由游行总指挥部负责处置。
民族团结柱将“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来自于“国庆游行总指挥部”这个临时机构，这多少引起了外界的一些猜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国庆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分别致电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两处均答复“尚不知情”。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是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也是天安门地区的常设机构，主要负责组织和协调天安门地区管理工作。在其官方网站上，明确指明“天安门地区建筑(包括临时建筑)的审批”是其职责之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致电其下属文物保护处，该处处长称“暂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同时他表示，“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而在天安门广场的历次扩建与改造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则起着规划、论证的作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致电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相关专家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暂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并建议记者去采访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
正在研究具体方案
在消息尚不明朗的时刻，这56个庞然大物要永久“扎根”天安门的消息，引来一些社会议论。在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上，一条相关帖子引发热议，部分网友认为，“团结柱寓意虽好，但不一定要放在天安门广场”，也有网友质疑其是否合乎程序。
一名长期研究天安门地区规划的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从政治上说象征民族团结我是赞成的，但这不一定要成为广场的永久建筑。我个人认为，团结柱色彩太红，把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色调都破坏了。从图案来看又显得太活泼、喜庆。天安门广场应该是气宇轩昂，以简洁、严肃为主，不能太活泼了。另外，这些柱子体积过大，很容易把周边建筑的形象淹没掉。”
这位专家还说，“团结柱进入天安门广场，有两个问题。一是永久矗立是不是要打地基，二是从色彩、高度、体量和两边建筑高度的关系，是不是协调，是不是需要修改，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而此时，路建康又披露：10月11日将出台团结柱在天安门广场上摆放的具体方案，消息来源仍然是“游行总指挥部”。
但到了10月11日当天下午，北京玉霞玻璃钢工艺品厂的70多名工人正准备将团结柱移至天安门广场时，总经理洪枝文接到“上级通知”，行动暂缓，原因“属于国家秘密”，不得透露。
第二天，《中国新闻周刊》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获知，北京市委已经召集规划委的专家讨论这个事情，“并已经有了几条初步的意见”。随后路建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证实，“56根民族团结柱已经由国庆60办移交给了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目前正在召集专家紧锣密鼓地研究具体方案。”
而其余细节，路建康表示“正在讨论，不便透露”。而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尚未对此事做回应。
在树军编著的《天安门广场备忘录》一书中，曾经探讨过这一问题：每年国庆天安门的花坛都很吸引人，而广场为何不修建永久花坛？
这个问题曾经在社会上不间断地引起过讨论。
对此，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贾廷英曾经坦率地承认，“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实施起来都会有一定的难度。从主观上说，天安门广场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位——它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无论是设置花坛还是喷泉，其造型、位置、含义都为全国人民所瞩目，绝非单纯的美观或绿化问题。同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工作，还涉及首都城市的规划，牵扯今后搞大型活动的用地等诸多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意义，解决起来相当棘手，不是哪一个单位可以说了算的，还需要更高层的决策。”
天安门广场加减法
当初，苏联专家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他们的灵感来自以纪念为主的莫斯科红场，这与中共高层的想法合拍。曾与苏联专家合作规划天安门广场工程的建筑师张形容这个建议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张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性质应该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味道的”
本刊记者/王婧
60年前，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声音传遍神州大地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便成了举世闻名的广场。
天安门城楼在广场整体布局上，大有“横空出世”之气象。广场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必须陪衬这一主体建筑。这便是天安门广场兴建的奥秘。
在西方城市史上，一个重要广场的形成，往往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岁月。而中国在短短近30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董光器总结：“天安门广场的每一次扩建和改造，都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也凝聚了新中国几代城市规划专家的心血。”
新生：第一面红旗
1949年7月上旬，斯大林提醒中国，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前提下，要注意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利用中国暂时没有中央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
在认真审视国际国内形势后，中共中央决定：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同时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盛大的典礼最终“落户”到天安门广场。
彼时，这里刚刚结束了历时91天的大清扫。
此前，天安门城楼荒冢般寂静，仅留在城楼上的野鸽子粪就能装几大卡车。有资料记载，当时，天安门前的垃圾堆足有3层楼高。
天安门守护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垮台之前，皇帝的权威一向是通过这道大门向外传播的。
1919年，“五四”运动的大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举起，天安门广场自此就成为了中国人举行爱国运动的地方。
为了阻止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当时的政府还在天安门前种植白丁香、黄刺玫，目的是为了缩小天安门广场的面积。
1949年8月上旬，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做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整修天安门的决议，由建设局承担这项任务。
9月底，开国大典举行前夕，一个辽阔的广场诞生了。这个广场以天安门作为主席台，南至中华门，东至公安街，西至西皮市。整个广场可以容纳16万人。
另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修建国旗旗杆，因为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将要亲手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各界代表在国旗旗杆的选址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杆应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同高。经过实地测量，高度为35米。
但刚刚解放的北京百废待兴，要找出一根适合做旗杆的材料相当困难。最后只能选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接而成，完成之后，高度仅为22.5米，不能再加高了，达不到35米的要求。这个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最后决定，国旗旗杆的高度可以定为22.5米。
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按动了电钮。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定格在22.5米。直至1990年，这根旗杆被送进了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取而代之的是一根33米高的不锈钢旗杆。
规划：性质之争
开国大典让天安门广场成了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如何规划天安门广场，让其成为展现新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了此后的重中之重。
从1950年至1954年间，规划部门陆续做了15个方案，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旧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问题展开了讨论。
有关天安门广场的性质，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天安门象征国家政权，故而广场周围应该以国家主要的机关为重点建筑物，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政治中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广场应该发展成为文化中心，周围的建筑物应以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主。
苏联专家团的看法接近前者，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烈士纪念馆，性质是庄严、肃穆的。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莫斯科红场，曾与苏联专家合作规划天安门广场工程的建筑师张形容，这个建议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
这个建议和中共当时的构思颇为接近。早在1949年9月30日，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广场上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天安门广场这种“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的性质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后来，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中，东为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今天的国家博物馆)，西为人民大会堂，也体现了这种性质。
广场的性质，在张看来应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的味道”。他认为天安门广场与外国的首都广场不同，因为这里“五一和十一游行是政治性活动。节日晚间狂欢、放烟花是满足群众性活动的要求。平日更是人们瞻仰、流连的场所。”张的话道出这个广场的独特之处，在50年代，中国几乎每年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五一”和“十一”的大型游行。
董光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当年对天安门广场性质的大争论，直接决定了天安门广场日后的布局和发展。直到今天，当年为天安门广场定下的基调都没有发生过改变。
中心：人民的纪念碑
天安门广场上修建的第一座纪念性建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开国前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做出了决定，要为纪念1840年至1949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建碑立塔。
关于纪念碑的选址，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但更多主张建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心脏，更是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地方。
而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也曾选了三处：一处是东绒线胡同延长线与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地位比较适中，大体在天安门与正阳门中间偏北12米处。另两处一处偏北，离天安门、旗杆较近。最后一处偏南在中华门与正阳门之间，离天安门较远。
到底该定在何处，谁也不敢决定，但纪念碑即将奠基，已经没有时间再斟酌了。据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长赵鹏飞回忆，周总理亲自前来催促，听了建设局汇报后，决定把纪念碑定在比较适中的位置——五星红旗之南、天安门与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并与天安门和正阳门距离大致相等。
这一方案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由朱德带队，从中南海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在纪念碑奠基之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
到1951年，来自全国的两百多份方案汇集到京。纪念碑设计方案各有千秋，梁思成领导设计的纪念碑方案最终获得了各界认可。但浮雕主题和碑顶的形式却成了两大久悬不决的难题。
范文澜主持的史料专门委员会提出了9幅浮雕主题方案，报请毛主席指示，经多次讨论后定下了8幅。而碑顶最终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亲自敲定采用“建筑顶”。
纪念碑的朝向问题，最初是根据传统布局，以朝南方向作为主要立面。在建筑过程中，周恩来考虑到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广场，并集中在广场北部，最好能从背面看到毛主席题字。由此决定，一反传统的格局，以朝北一面作为主要立面。这种面向，对广场后来的扩建，特别是对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落成，新华社在当年4月22日发表消息称，这“是天安门广场改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扩建：十周年的十大工程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年建成的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让“纪念性”在天安门广场上得到了更好的延伸。
两大博物馆属于为国庆十周年而建的“十大工程”。在当时，十大工程的选择是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不忘革命与历史，反映工、农、兵、文化、科技界各阶层人士和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景象。
为此，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天安门和长安街的规划编制。
但这次规划编制有三个前提已经有了明确指示：一是广场要大；二是在广场上建设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三是设计思想要解放，大屋顶解禁。
在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转而下，中国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首先提出要建成一个与苏联红场不同，甚至在各方面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来。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44公顷，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
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回忆，195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取了彭真关于改建天安门广场的汇报后指示，6亿人口大国的集会广场，太小了不行，天安门广场宽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红墙一直向南通出去，直到护城河，东西宽500米。
而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意见，最后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敲定下来的，随后根据拍板的方案建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在“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大、要求最高的建筑是大会堂，占地15公顷，总建筑面积17万多平方米，比明清两代经营了数百年的皇宫总建筑面积还大。光是观众 席部分所占的体积就足以装得下整个天安门城楼。
这次工程庞大繁复，北京市委因此邀请全国一千多名建筑师及艺术家参加筹划，后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审查了国庆工程模型。12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正式通过了整体工程和施工方案。
但由于一年的工期十分紧迫，国家剧院未能建设，科技馆也只完成了基础，美术馆也无法在十年大庆前如期完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古老的天安门经过重修，焕然一新，三面红墙连同“阻碍交通”的东、西长安门一并彻底拆除。广场西侧是象征着人民政治权力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连同广场先已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政治活动中心。
一个规模雄伟、气势磅礴的人民广场呈现在人们面前。
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政治空间上也增添了新的含义。侯仁之和吴良镛写道：“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成为平面布局的中心，占据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地位。对比之下，紫禁城这个旧日的中轴，则已经退居到类似广场‘后院’的次要地位，并已经被改造成一座最具体、最生动的阶级教育大课堂。”
定型：毛主席纪念堂落成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点。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上为毛泽东纪念堂预留了位置，这在1964年的长安街规划中就有所考虑。在当年的国际饭店会议记录中，戴念慈的发言提到，天安门广场“南部即使压缩一些，放毛泽东纪念馆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出当时内部讨论时，专家们已了解了这个意图。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有人提出，应该像北大校园的斯诺墓一样，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为毛主席立一块洁白的石碑。然而这个建议立即遭到彻底否定，理由是毛主席的身体不能埋葬，虽然他已去世，也得让人民群众永远能看到他。
于是，中央决定建一座宫殿式纪念堂，用来保存遗体，供人们瞻仰仪容。按照中央指示，由北京、上海等8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等组成了选址设计工作组。
选址设计组的成员到了中南海、昆明湖等地，设计出了“水上日出”的方案；到了香山、景山、玉泉山，又设计出了“山顶红星”的方案，但无论山水，设计组的成员都觉得不太合适。
当时从政治意义和客观条件等方面，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的意见自然地占了上风。设计组的成员认为，毛的伟大身躯，江河湖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但具体位置，当时方案有三：
第一个，纪念堂紧靠纪念碑。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
第二个纪念堂位置偏南。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让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布局，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太大。
第三个纪念堂紧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达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最后中央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的正中，等距各200米，也就是原中华门的位置。
纪念堂的高度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而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避免纪念堂正面重叠着一个正阳门城楼大屋顶的剪影，这就要求纪念堂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又会压倒纪念碑。
经过视线分析，最后确定纪念堂的高度为33.6米。
在纪念堂的朝向上，打破了中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然而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会使人心里不安。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设计组领导成员赵鹏飞提出了一个想法，把纪念堂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毛主席就在群众中了，心里不安的问题就解决了。
1977年5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竣工。建成后的毛主席纪念堂，正好位于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它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高度相当、色彩接近、风格协调、互相呼应，形成一个统一的建筑群。
至此，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整个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定型于北京市中心。直至团结柱即将“扎根”广场的消息被曝出，广场成长的记忆才又被人们重提
专访路建康：团结柱设计者的“人海经”
每一次创新都挖空心思。中国整体创意的人文精神和完整性还需要提高
本刊记者/陈晓舒
路建康的会议室里依次挂着各种色彩斑斓、人潮涌动的夹板画，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活字印刷术、建国50周年群众游行组字背景、景观歌剧《阿依达》、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等等。
他制作的大型活动涵盖各类运动会的开闭幕式，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等大型文艺演出，周年的群众背景表演。
总而言之，只要是大型广场艺术，需要人海来支撑的，路建康就是组织策划的最佳人选之一。
路建康的最新作品是建国60周年庆典的组字背景表演，而可能让他名垂青史的则是，天安门广场上的56根民族团结柱。这是路建康从他策划的民族运动会上提炼出的创意，它们将有可能永远留在天安门广场。
把群众组织起来
“我算是国内最早的大型团体活动策划人。”比共和国还年长3岁的路建康说。
70年代末的一天，在海淀剧院当文艺领导的路建康带着海淀剧院办起了“街道文化之夜”。这是路建康首次尝试群众团体活动。
1984年，路建康当选了海淀文化局副局长。这为他以后协调各种关系铺垫了基础。也让他有更大的空间去尝试自己在大型活动上的一些想法。
1987年，路建康成立了自己的演出公司。开始更广泛地尝试群体性文艺活动，甚至于第一个引进国外摇滚乐团。为此，担心出乱子的北京市公安局曾给路建康发了通报，要求他加强安保。
1994年，路建康将自己公司命名“北奥”，意指为“北京奥运”服务。
“北奥”公司的成立，让路建康有了专业组织大型活动的团队。公司成立至今，他们策划了国家级大型活动40多项，多数属于运动会开闭幕式等国家级大型庆典活动。
路建康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中国特色的团体表演。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四个八拍、八个八拍的团体操，慢慢改良，演变成为后来的大型舞蹈类表演。
他需要调动的是千军万马。他说：“50年大庆的时候，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指挥10万人，30分钟10万人就位，18分钟撤场，这完全是一个将军的记忆。”60年大庆更是让他过足了将军瘾。
台上一分钟，在台下，路建康需要掌握了大量的细节，如何召集学生，到哪报批充气物，到哪联系飞机，动用解放军找哪个部队，怎么用武警的渠道，燃气、供气谁负责等等。
而在台上的每一分钟也让路建康提心吊胆。“很多时候完全是靠运气。”他说，“奥运会开幕的点火仪式，在彩排时并不成功，那天实在运气，老天长眼。”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路建康放过话：“如果国旗升不起，胡总书记的话筒不响，我就跳楼。”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放了两个话筒，每个话筒里面有多个麦克风，同时还在主席台上接上隐形麦克风，防范“话筒不响”。
但即便精密的部署，也有失算的时候。1999年9月9日，路建康的团队在天坛搞“九九归一”的大型活动，他们的计划是在这天的9时9分9秒由56个民族汇聚成“九九归一”的画面。
“最后的四秒，技术人员走神了，太遗憾了。”路建康说。
2006年8月第11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路建康组织开幕式大型活动，活动的高潮是无数颗星球伴随一个硕大的地球冉冉升起。在现场器械却出了故障，“所有的星球都升起来了，就只有地球没有升起来。”
路建康当时都被汗打湿了，“可能观众没看出破绽，我们一看这个画面就知道完蛋了。”
每一次创新都挖空心思
2006年4月16日，是路建康圆梦的一天，北京奥组委举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仪式主要工作人员聘书颁发仪式。路建康被聘为制作总监，与总导演张艺谋共事，成为五个总负责人之一。
这个时候，路建康已经听到很多反馈：“大型活动团体操似的表演是人海战术，缺乏新意。”而路建康的看法是：“大型活动创意和风格谈不上什么过时，只是在国内见得多了，久而久之就缺乏新意，事实上，国外想搞我们这种人海战术，还没有人员和训练条件。”
奥运会让路建康印象深刻的是总导演张艺谋向他提出的一个创意。张艺谋希望让几百个字模活起来，每个字都可以迅速准确地上下移动，合起来组成一个活的图案。
路建康的团队马上开始研制活字模型。896块字模需要896个演员操控，制作人员采用“剪刀叉”的方式，将道具的骨架设计成可以张合的活动机关。
最后，观众在奥运会开幕式看到的是“孔子周游列国图”瞬间变为“活字印刷版”，同时所有活字模开始变换，渐次推出三个“和”字。
“每一次创新都很艰难，都是挖空心思的琢磨。”路建康在建国60年大庆时，就挖空心思想，“如何能更有效地指挥做字幕、变换背景的人群。”
以往的指挥方式是红旗准备，绿旗变，“这个不但考验指挥者的反应，也考验表演人群的眼力。”北奥公司的员工说。
路建康每天思考着怎么把这套规矩变过来，直到有一天排练结束，他在长安街等红绿灯，“当下灵光一闪，就有了主意”。路建康说，“可以用信号灯啊，方便快捷，也不会让指挥者埋没在人群中，或者很突兀地站在那。”
还是按照多重准备的经验，路建康把信号灯引进了国庆指挥后，还给每个表演字幕的学生佩戴无线耳机，方便发号施令。
他甚至在60年大庆时编写了一本背景表演的《培训手册》，将规则和办法编成顺口溜。如何使用道具包，如何表演，什么时候表演，在培训手册里简单易记。
升旗仪式时背景表演的顺口溜是：“一是国庆呈平显，二变平凸在身边；通道合拢要迅速，三把年号国徽添；第四五星红旗展，等待阅兵心相连。”
在操作上，插花部分的顺口溜是：“手拿花柄最外边，翻开并拢入孔端；左前右后握住杆，昂首挺胸站后边。”
“大型活动大多还是乱乱哄哄，圆满成功。”路建康说。中国整体创意的人文精神和完整性还需要提高。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