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先生 父亲的骨灰没有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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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高秉涵先生 父亲的骨灰没有家乡
——一个台湾老兵的遗愿：葬我于故乡
2010-10-13 09:54:5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她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们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来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每次都听同样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总是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讲起小时候在乡间犁地，和父亲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鹌鹑，讲起老家的风俗“压床”。当然，还有许多逃难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复讲述的故事之一。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仅仅就在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那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
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脸上的神情显得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同样在那个保险箱里的，还有他和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何时能再踏上家乡的土地。
台湾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蒋介石“反攻大陆”。1951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就可以兑换授田证上的土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愿意相信这一切，甚至有人喜气洋洋地规划着：“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麦子、玉米、高粱、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种点儿菜。”
很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和数百万从各个港口逃离、并最终汇聚在这个岛上的人一样，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家乡，尽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记忆。
当年，逃难路上连绵的战火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东西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证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以及“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
这几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尽管褪色发黄，却仍旧珍贵无比。除此之外，故乡留给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记忆。当他发现“反攻”无望，便开始拼命地要记住过去的每一个片断，并将家乡的每一点细节都写在日记本中：“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
他的家乡，就建筑在这样无数条细枝末节的记录之上。如今看来，它们大部分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他写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也记下了大豆、麦子、高粱、谷子是常见的庄稼。至于棉花，则“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就连家里的小狗也被记录在册，“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当然，还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树、一眼井和村西边的一座小庙。
“拼命地记，就好像给我家照相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划着，“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的7本日记，被他周围的菏泽同乡视为珍宝，每当想家的时候，总会向他借来看看。日记被来回传阅，直到翻得卷边儿、掉页。
199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家储藏日记的地下室。日记毁了，但记忆还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
当然，更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那条在年幼的孩子看起来很宽的村路，“今天看来原来这样窄”。他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经是一家远房亲戚。他找到了小时候和自己一起捉萤火虫的玩伴“粪叉子”，可是粪叉子也老了，“弓着腰，拄着拐杖，走路很慢”。就连棉花的开花时令，也向后延迟了两个节气。更何况，这里再没有他的母亲和姐弟了。
这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决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团圆。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当地一个“圆月祭灶，家人齐到”的习俗，竟然从来也没有完成过。
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因为担心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分不清方向，这个母亲反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星星的是八路，跟着军帽上有太阳的走，国军不回来，你就别回来。”
时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母亲讲这句话时的模样。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家时，外婆从树上摘下一颗咧嘴的石榴塞进他的手里。他坐上马车，使劲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头望时，马车转了一个弯，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飞扬的尘土。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脚底板上先长了水泡，又长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拔时间。
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挨饿。偶尔军队停下来吃饭，也给他一份。更多的时候，他只有去捡上一拨慌张逃走的人们的剩饭。一群山猫大小的老鼠和他抢食，他便一只手挥舞着木棒让它们不敢近身，另一只手抓起剩饭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间废弃书局散落一地的图书中，捡出了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从此之后，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现在再提起那条充满苦难的路，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回忆之中，并重重地叹一口气，“逃难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
一天傍晚，连续走了两天的高秉涵终于跟上了正在安营开饭的国军，炊事员大声喊：“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但他身上只背着一副瘪瘪的包袱，没有茶缸，也没有碗。他连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张芭蕉叶，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还没等他挤到粥锅旁边，前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追上来了！”那些士兵举起还没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挤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间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满茶缸滚烫的稀粥都泼在了他的腿上。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肿得像冬瓜一样的两条腿”坚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觉到自己的小腿一阵阵痒。坐在河岸上，撩起裤脚，那些烫伤的地方竟然生满了蠕动的蛆虫。这时，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是一个“包上画着红十字”的人，长期逃亡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个共产党”。
“我那时很害怕。”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却打开了自己并不充实的急救包，先是帮他把表面上的蛆虫清理干净，再敷了点药，用纱布将腿紧紧地包扎。
直到那人离开，高秉涵都不敢出声，“我当时心想，难道共军里也有好人？”
只不过，这次治疗不算成功，没过几天，他的双腿就不停地流脓，纱布和新长出来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纱布变成了散发着臭味的黄色的硬梆梆一团。这些伤口最终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的黑色疤痕。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最后一班船。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工作。“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条与死尸为邻、和山猫大小的老鼠抢食的逃难路上，他曾经也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时，他是多么地想念妈妈，想家里的小狗“花脸儿”，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学同学“粪叉子”，想菏泽的烧饼，想极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弃了。在福建龙岩，他随国军部队一起住在白土镇，那时，他已经由一个小难民被收为学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个平常不太讲话的福建女人，过了数日，她突然问这个流浪的孩子：“我是个寡妇，没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儿子吧。”
那时，高秉涵已经听说队伍将要去台湾，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言未来，但就连这个孩子也模糊地感觉到，“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队离开白土镇的夜晚，这个想当母亲的女人将他藏了起来。但没过几天，部队发现这个一路像影子一样跟着的小孩失踪了，断定是被寡妇“绑走了”，于是派来4名士兵，将他押回。
一个小小的转折，却足以改变他的人生。
最终他过了大海，去了台湾，在那里度过大半个人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
他不知道，在海峡这头，杳无音信的两个姐姐实际上是从国民党家庭出走后投奔延安，成了共产党的干部，直到他踏上逃难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迈的母亲找回了女儿们，却失去了儿子的音讯，等待耗尽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世于吉林辽源，她的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两个女儿，分别安家在广州和沈阳。
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这不是讲的故事，是生命写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地讲述着一些故事，关于童年和乡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看看田里生长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一个台湾老兵的遗愿：葬我于故乡
2010-10-13 09:54:5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她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们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来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每次都听同样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总是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讲起小时候在乡间犁地，和父亲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鹌鹑，讲起老家的风俗“压床”。当然，还有许多逃难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复讲述的故事之一。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仅仅就在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那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
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脸上的神情显得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同样在那个保险箱里的，还有他和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何时能再踏上家乡的土地。
台湾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蒋介石“反攻大陆”。1951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就可以兑换授田证上的土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愿意相信这一切，甚至有人喜气洋洋地规划着：“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麦子、玉米、高粱、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种点儿菜。”
很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和数百万从各个港口逃离、并最终汇聚在这个岛上的人一样，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家乡，尽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记忆。
当年，逃难路上连绵的战火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东西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证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以及“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
这几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尽管褪色发黄，却仍旧珍贵无比。除此之外，故乡留给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记忆。当他发现“反攻”无望，便开始拼命地要记住过去的每一个片断，并将家乡的每一点细节都写在日记本中：“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
他的家乡，就建筑在这样无数条细枝末节的记录之上。如今看来，它们大部分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他写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也记下了大豆、麦子、高粱、谷子是常见的庄稼。至于棉花，则“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就连家里的小狗也被记录在册，“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当然，还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树、一眼井和村西边的一座小庙。
“拼命地记，就好像给我家照相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划着，“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的7本日记，被他周围的菏泽同乡视为珍宝，每当想家的时候，总会向他借来看看。日记被来回传阅，直到翻得卷边儿、掉页。
199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家储藏日记的地下室。日记毁了，但记忆还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
当然，更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那条在年幼的孩子看起来很宽的村路，“今天看来原来这样窄”。他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经是一家远房亲戚。他找到了小时候和自己一起捉萤火虫的玩伴“粪叉子”，可是粪叉子也老了，“弓着腰，拄着拐杖，走路很慢”。就连棉花的开花时令，也向后延迟了两个节气。更何况，这里再没有他的母亲和姐弟了。
这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决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团圆。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当地一个“圆月祭灶，家人齐到”的习俗，竟然从来也没有完成过。
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因为担心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分不清方向，这个母亲反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星星的是八路，跟着军帽上有太阳的走，国军不回来，你就别回来。”
时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母亲讲这句话时的模样。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家时，外婆从树上摘下一颗咧嘴的石榴塞进他的手里。他坐上马车，使劲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头望时，马车转了一个弯，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飞扬的尘土。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脚底板上先长了水泡，又长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拔时间。
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挨饿。偶尔军队停下来吃饭，也给他一份。更多的时候，他只有去捡上一拨慌张逃走的人们的剩饭。一群山猫大小的老鼠和他抢食，他便一只手挥舞着木棒让它们不敢近身，另一只手抓起剩饭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间废弃书局散落一地的图书中，捡出了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从此之后，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现在再提起那条充满苦难的路，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回忆之中，并重重地叹一口气，“逃难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
一天傍晚，连续走了两天的高秉涵终于跟上了正在安营开饭的国军，炊事员大声喊：“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但他身上只背着一副瘪瘪的包袱，没有茶缸，也没有碗。他连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张芭蕉叶，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还没等他挤到粥锅旁边，前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追上来了！”那些士兵举起还没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挤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间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满茶缸滚烫的稀粥都泼在了他的腿上。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肿得像冬瓜一样的两条腿”坚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觉到自己的小腿一阵阵痒。坐在河岸上，撩起裤脚，那些烫伤的地方竟然生满了蠕动的蛆虫。这时，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是一个“包上画着红十字”的人，长期逃亡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个共产党”。
“我那时很害怕。”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却打开了自己并不充实的急救包，先是帮他把表面上的蛆虫清理干净，再敷了点药，用纱布将腿紧紧地包扎。
直到那人离开，高秉涵都不敢出声，“我当时心想，难道共军里也有好人？”
只不过，这次治疗不算成功，没过几天，他的双腿就不停地流脓，纱布和新长出来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纱布变成了散发着臭味的黄色的硬梆梆一团。这些伤口最终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的黑色疤痕。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最后一班船。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工作。“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条与死尸为邻、和山猫大小的老鼠抢食的逃难路上，他曾经也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时，他是多么地想念妈妈，想家里的小狗“花脸儿”，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学同学“粪叉子”，想菏泽的烧饼，想极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弃了。在福建龙岩，他随国军部队一起住在白土镇，那时，他已经由一个小难民被收为学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个平常不太讲话的福建女人，过了数日，她突然问这个流浪的孩子：“我是个寡妇，没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儿子吧。”
那时，高秉涵已经听说队伍将要去台湾，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言未来，但就连这个孩子也模糊地感觉到，“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队离开白土镇的夜晚，这个想当母亲的女人将他藏了起来。但没过几天，部队发现这个一路像影子一样跟着的小孩失踪了，断定是被寡妇“绑走了”，于是派来4名士兵，将他押回。
一个小小的转折，却足以改变他的人生。
最终他过了大海，去了台湾，在那里度过大半个人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
他不知道，在海峡这头，杳无音信的两个姐姐实际上是从国民党家庭出走后投奔延安，成了共产党的干部，直到他踏上逃难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迈的母亲找回了女儿们，却失去了儿子的音讯，等待耗尽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世于吉林辽源，她的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两个女儿，分别安家在广州和沈阳。
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这不是讲的故事，是生命写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地讲述着一些故事，关于童年和乡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看看田里生长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