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咸兴书记 下雨刮风后喜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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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唐咸兴书记 下雨刮风后喜从何来
——山村早婚现象调查:女孩13岁生娃大叔40岁当爷爷
2016年2月22日，广西南宁市马山县一对16岁新郎新娘的婚礼成为网络焦点。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在马山县的古零、金钗、林圩、永州、乔利等乡镇，都有少年早婚的个案。这些大山里的年轻人，过早离开学校，在短暂恋爱后进入婚姻。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多为留守少年、多为奉子成婚。而婚后，他们又大多选择了父辈的路，出外打工，把孩子留给家里的老辈。面对未来，他们表现出迷茫、纠结、忐忑。
当地政府感受到了压力，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要求落实五项措施应对辍学和早恋现象。希望通过关注在校青少年，特别是女生和留守学生的生理、心理、情感成长过程，引导学生正确处理男女生交往问题。
2月27日上午9点，广西马山县妇幼保健院，16岁的韦璇躺在床上，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病房顶上的黄渍出神，手上滴滴答答输着液。
如果不说，没人猜得到她在一天前刚生了孩子——她一脸稚气，刚上高一。怀孕7个月时，韦璇还不知自己有了孩子，以为是肚子胀气，一个劲吃健胃消食片。直到在广东打工的父母过年回家，才发现她怀孕。责备了几句，就准了她和19岁男友的婚约。
韦璇生产时，她的父母并不在身边。刚过了正月十二，他们便返回打工地。守在产房外的，是19岁的准新郎。几天后，韦璇将带着新出生的孩子进入婆家，与她的学生身份告别。
这也是大山深处，一部分少男少女正在经历的命运。“看雨下，喂孩子，等雨停，喂孩子……”广西的2月，一弯弯青山中，雨水久落不停。在国家级贫困县马山，外出打工的人们如迁徙的候鸟，又回到了大山深处的家。
这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不仅是因为新年，还因为人们会按传统习俗，把这一年的喜事都攒在这段时间操办。喜事里最多的，就是婚事。
今年办婚事的新人里，最出名的是16岁的张家乐和吴明敏，2月22日，马山县“16岁少年夫妻”的新闻成为网络焦点，他们婚礼的照片被推上各大网站。甚至“出门有人追着我要签名，还要和我合影”。张家乐说。
正月里，张家乐应酬多，除了吃酒就是出去玩，吴明敏经常一人呆在家里。客厅空空荡荡，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吴明敏两腿耷拉着坐在上面，总结自己的婚后生活：“看电视，睡觉，睡不着就逼着自己睡，再看电视，再睡觉。”
吴明敏说，最难打发的是无聊，好在还有两位堂嫂，她们勉强算是吴明敏的同龄人，也是她的初中校友，能一起解解闷。她们读完初中就放弃了学业，都是怀了孕，然后与丈夫结了婚。二嫂嫁过来时也才16岁，如今已经是一儿一女的母亲。
吴明敏的朋友们也大多嫁了人。吴明敏有时会烦恼丈夫总爱管她，不让她和姐妹逛街。
乔利乡16岁的韦静在2月15日办了婚礼，她19岁的丈夫随后去了新疆打工，她和公婆在家带着三个月的孩子。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看雨下，喂孩子，等雨停，喂孩子……”
丹丁屯16岁的韦礼芳在2月13日刚刚生了小孩，她准备等小孩满月时，满月酒和婚礼一起办了。即使是结了婚或有了孩子，这些女孩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大人还是孩子。吴明敏数着一块一块的零钱，憧憬着去买她最爱吃的辣条，韦礼芳喜欢回忆初中时光，“最好的是想去哪里玩都可以，什么都不用顾虑。”
在村里，人们把16岁生孩子的韦礼芳叫做小孩子，“喔唷，小孩子带小孩子，怎么得了哦。”几位妇女围在一起感叹。“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从南宁市区到马山县城有100公里，从马山县城到张家乐和吴明敏的家有50公里。要先乘巴士，再坐摩托，花上一个小时。公路建在一座座山的山腰上，路边没有完整的平地，都是小块不规则的梯田。
早晨，妇女们拎着木盆、衣服到溪水边，这里还保留着用木棒浣衣的习惯。同样被保留的还有对土地、宗庙的信仰，每个村口，都立着一个红色的土地庙，每家每户的堂屋里都供着一个祖宗牌位。
四周都是高山，进入村子，手机就会处于无服务状态。想要收到网络，需要爬上周围的山。在村里，时常能看到一群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男孩们几乎留着一样的发型：厚刘海遮住眼睛，两侧头发削短，头发染成红色或黄色。他们喜欢在村子到镇上的山路上飙车，骑着摩托呼啸而过。女孩们，嫁了人的，往往手里抱一个，另一手还牵个孩子。没嫁人的，则出现在男孩们的摩托后座上。
在当地人眼里，早婚早育，在这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14岁就结婚了，别人还有定娃娃亲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嘛！”张家乐的叔公指着夫妻俩感叹道。张家乐的两位堂哥，一位22岁，生了一个男孩；另一位20岁，生了一男一女。
张家乐的堂叔，在40岁时已经成了爷爷，今年42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他对目前这种生活很满意，觉得趁自己还有能力，可以帮忙抚养孙子。等自己老了，儿子、儿媳又会来反哺他。
村民们回忆，早婚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盛行，到了八九十年代，村庄里的适龄青年受“晚婚晚育”政策影响，并未出现太多早婚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村里光棍逐渐增多，早婚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男人20岁结不了婚，就算是“老伙子”了。“姑娘就那么多，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马山县教育局一位官员介绍，在张家乐所在的这个村庄，40岁以上的“光棍”数量达40多个。“现在有些家长给男孩灌输观念，在外面读书能找到女朋友的，尽量就找一个，把这门亲定下来，完成一个家庭传宗接代的最大任务。”
早婚中的女方家长，常常处于被动的一方，“女儿怀了孕来跟我说，除了嫁他，还能怎么办？”一位父亲显得很无奈。在丹丁屯，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粗略算下来，屯里400人左右，大龄单身男青年能达到40个。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年纪在30到40岁，家庭贫困，和父母一起生活。
古零镇某村的村民李春红（化名）估计，村里“光棍”大约有四十个。李春红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要男孩，村里的妈妈们流掉了不少女孩，新生儿男女比例一度达到1：5。
上世纪90年代末，李春红和丈夫想要个儿子，但最后还是生了两个女儿。李春红认为自己为女儿黄娇娇做了最好的选择——挑了一个上门女婿。黄娇娇今年16岁，孩子刚出生。她与丈夫同在古零镇的一个村子长大，两家离得近，走路不过10分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这观念在李春红心里根深蒂固，没有儿子，就招个女婿进来。
她心里有杆秤，等到十年后夫妻俩无法工作了，女儿就能养活他们，不用为养老操心。对于生了男孩的家庭来说，娶到媳妇、传宗接代便成了首要的大事。2015年，乔利乡的李方明读到初二辍了学，跟着父母在广东打工。
在校时，他与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韦礼芳恋爱，知道了这个消息，母亲李敏（化名）没有反对，反而让李方明把辍学的恋人也接到广东，与自家人一起生活。到广东不过三个月，韦礼芳便怀上了孩子，知道消息时，李敏觉得“有点早”，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安慰，“至少传宗接代的任务完成了，生了第一胎，他们缓两年还能再生一胎”。
2月28日中午，孩子醒来，韦礼芳两手搂住孩子，一把抱起来。李敏怕她用力过猛，连忙上前帮忙。这个16岁的姑娘，如今一边看着动画片《海绵宝宝》、《熊出没》，一边在QQ上和同学聊着孩子怎么吃奶、丈夫公婆对自己是否好的话题。
“他来得太快了，我们措手不及。”从记事起，父母对韦璇来说就是一个模糊的印象。韦璇说，父母已经在广东打了十几年的工，每到过年或者寒暑假才能见一两面。
韦璇和姐姐被留在老家，由奶奶照看，说是照看，其实也就是做做饭。人生的前十几年，她们都是独自成长。四年前姐姐怀了孕，然后嫁人，如今，又轮到了韦璇。
和韦璇一样，记者采访到的吴明敏、韦静、唐妍等人，无一例外都是从留守儿童到留守少女。她们的父母都是常年在外地打工。吴明敏说：“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跟山里野草一样，和爸妈一年才见一次面。”
除了是留守少年，他们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早恋”。张家乐说，他所在的初中恋爱很普遍，班上50个人有30个都谈恋爱。在他们就读的中学里，“性”不是新鲜事。
韦璇、韦礼芳都强调，她们绝非班上的第一例。在自己与男友发生关系前，已经听说过很多同学都“那个”了。因此，她们也觉得，“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韦璇的丈夫蓝盛龙刚满20岁，听到怀孕的消息，他说自己“蒙了”，本来和朋友约好出去玩，结果一晚上没睡着。
初中毕业后，他在南宁一家餐馆做厨师，一个月挣2500块，本来觉得很满足。但孩子的花费让他压力陡增，他眉头皱了起来，说回去打算做两份工，白天在餐馆，晚上去烧烤摊。“他来得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措手不及。”
这个孩子是在中考结束的夏天怀上的。当时，这对小情侣讨论过“性”，韦璇还有些扭捏，蓝盛龙说服了她：“反正也是在一起，早一点又有什么问题？”怀孕时，唐妍15岁，已经辍学。谈起性，她意外地直白，“我不是个例，其实也没有什么，双方真心喜欢就可以。”
马山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陆荣莉认为，虽然初中有生理卫生课，但大多数少男少女都没有做保护措施的意识。这催生了一批低龄产妇，她们是生产事故的高发群体。
根据马山县妇幼保健院的入院记录，仅在今年1月份，就有8名未成年孕妇在此生子，最年轻的15岁。据此推算，马山县仅该院一年就收治近百位未成年孕妇。陆荣莉接治过的最小的孕妇是13岁，“生产时，根本使不上劲儿，很危险。”
一位马山县教育系统的人士认为，正是因为这些留守少年在性上的随意，导致早孕，而有了孩子，就只能选择辍学嫁人，这也是马山当地早婚现象的一个原因。
“不读就算了，我们有什么办法？”2月28日，开学第一天。乔利初中初三年级的普通班里，人群稀稀拉拉。一个学生说，在初一时，年级有7个班，初二时，变成6个，初三时，已经只有5个班了。
曾在乔利乡读过初中的韦礼芳说，初二升初三时，年级里6个班变成了5个，有接近一个班的同学都退学了。在韦礼芳的记忆里，同学们辍学的理由五花八门：因为怀孕要结婚、因为被同学嫌弃不爱干净、因为打架、因为睡眠不足……
初三上学期，金钗镇的唐妍和四五个同学都放弃了学业去广东打工。她承认，离开学校是因为学校“不好玩”，“外面的吸引力太大了”。出门打工能挣钱，读书有什么好？张家乐在初二时辍学，到南宁做建筑工，一个月能挣3500元左右。这让不少年轻人艳羡不已。
“我爸妈和老师总是跟我讲知识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这么想。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读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的案例，有些人读到20多岁，家里爸妈要养，但还是在做啃老族，还不如早点出来打工。”一位刚刚成亲的女孩说。
韦静的心情有些复杂。15岁时，她意外怀了孕，那时还在读初三，成绩在班上能排到前十，她一心想着要靠读书走出大山、出人头地，想打掉孩子，检查时却发现太迟了——已经五个月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参加了中考，达到了重点中学分数线，但她也无法再读书了。
根据2014年马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全县小学、普通中学全年招生数14112人，毕业生数11843人，出现了2269人的缺口。
马山县一位教育系统的官员说，事实上，政府一直在做“控辍保学”工作，力图杜绝辍学和早婚。在片联中学，记者看到县教育局发的一份文件，鼓励学生完成学业。文件上说，这里上学不收学费、杂费，只有一些自愿交纳的资料费，家庭困难的学生每个学期还有650块钱的补助。
吴明敏承认，她退学时，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劝过。“老师一直跟我讲，读书有补助，但我不愿为补助去读。”在马山县教育局长黄汉仕看来，年轻人出外打工和意外怀孕是“控辍保学”工作难做的原因之一。在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过6058元（2014年数据）的马山，出门打工，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是一件诱人的事情。
“学校会做劝导，但有的家长觉得早务工早养家，说哎呀，算了，读就读，不读就算了，我们有什么办法？”黄汉仕说。
马山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黄子江坦承“压力很大”，马山县刚刚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验收，今年，将迎来全国验收。黄子江说，16岁夫妻的事情是一个提醒，政府一直在思考怎样在控辍保学方面继续加强。挠了挠头，他反问记者，“到底要怎么办呢？”
“我老公现在对我很好，但以后呢？”对于未来的日子，这些早婚少年们似乎除了外出打工外，再无其他规划。吴明敏和韦礼芳的打算是打工挣了钱给丈夫买辆车。韦璇则希望先带好孩子，等孩子大点了再去打工。
结婚、打工、盖房、生子，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父辈，都是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如今，这也成为年轻夫妻们一种不曾怀疑的生活。也有早婚少年对未来感到迷茫和忐忑。
韦璇的姐姐初二辍学，15岁便怀了孕，不得已结婚，现在与丈夫在广东中山打工，孩子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看管。因为丈夫经常不回家，夫妻间常爆发激烈冲突，感情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
躺在产床上，说起未来，韦璇声音带着不确定：“我老公现在对我很好，但以后呢？我说不好。”韦礼芳的二姐16岁时就瞒着爸妈结了婚，很快生下孩子，后来与丈夫不和，丈夫把她打到“浑身青紫”，她选择了逃跑，如今又另外嫁人、生子。
由于这些婚姻都没有走法律程序，政府部门也无法统计这些少年婚姻的真实数据。马山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就拿张家乐结婚这件事来说吧，不是出了新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深山里结婚，也不登记，谁会了解？”
在马山县一个乡镇中学做过班主任的黄莉（化名）说，她见证过很多无疾而终的恋情。这些早恋、早婚的孩子，有时通过QQ、短信聊天就能确定关系，他们把彼此作为寂寞生活里的一个寄托。但这种感情来得猛烈，走得迅速。她用了一个比喻：像一场烟花，很绚烂，但很快就消失了。
看到张家乐和吴明敏的早婚新闻时，黄莉说自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他俩的婚姻，不要像她以前见证过的那些案例一样。
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锦华认为，并不是尽早成家立业就是好的，有时反而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些偏僻的山村早婚现象，父母是始作俑者，早婚背后，是父母的推动和家庭压力。普法的重心应当放在监护人身上。
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余超说，早婚早育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违反婚姻法规定，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一旦怀孕，不利于胎儿发育也不利于母体健康；缩短了人口增长周期、早婚者年龄较小不能很好地处理家庭矛盾，为家庭不稳定和社会矛盾埋下隐患。
这种背景下，要深入地开展《婚姻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等法律的宣传教育，民政、妇联、计生、各村组干部甚至可以直接干预早婚现象，做到早发现、早制止。
张家乐与吴明敏的婚礼走红网络后，马山县于2月22日下午组织工作组进行了深入调查。查实有关情况后，工作组对张某、吴某双方及其父母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马山县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召开了联席会议。教育局局长黄汉仕说，会上各个部门都做了检讨：从法制部门来说，婚姻法宣传不到位；从教育部门来说，教育的体制有问题；对妇联来说，妇女维权没做好；还有乡镇，也有问题。
会后政府落实了五大措施应对辍学和早恋现象，包括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完善德育关爱机制、建立“控辍保学”网络、提升贫困救助力度、拓宽升学就学渠道等。
记者采访时，少年夫妻们对政府的举措表达了一致的观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了，我们不需要管那么多。”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帆 王昱倩 广西马山报道
——山村早婚现象调查:女孩13岁生娃大叔40岁当爷爷
2016年2月22日，广西南宁市马山县一对16岁新郎新娘的婚礼成为网络焦点。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在马山县的古零、金钗、林圩、永州、乔利等乡镇，都有少年早婚的个案。这些大山里的年轻人，过早离开学校，在短暂恋爱后进入婚姻。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多为留守少年、多为奉子成婚。而婚后，他们又大多选择了父辈的路，出外打工，把孩子留给家里的老辈。面对未来，他们表现出迷茫、纠结、忐忑。
当地政府感受到了压力，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要求落实五项措施应对辍学和早恋现象。希望通过关注在校青少年，特别是女生和留守学生的生理、心理、情感成长过程，引导学生正确处理男女生交往问题。
2月27日上午9点，广西马山县妇幼保健院，16岁的韦璇躺在床上，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病房顶上的黄渍出神，手上滴滴答答输着液。
如果不说，没人猜得到她在一天前刚生了孩子——她一脸稚气，刚上高一。怀孕7个月时，韦璇还不知自己有了孩子，以为是肚子胀气，一个劲吃健胃消食片。直到在广东打工的父母过年回家，才发现她怀孕。责备了几句，就准了她和19岁男友的婚约。
韦璇生产时，她的父母并不在身边。刚过了正月十二，他们便返回打工地。守在产房外的，是19岁的准新郎。几天后，韦璇将带着新出生的孩子进入婆家，与她的学生身份告别。
这也是大山深处，一部分少男少女正在经历的命运。“看雨下，喂孩子，等雨停，喂孩子……”广西的2月，一弯弯青山中，雨水久落不停。在国家级贫困县马山，外出打工的人们如迁徙的候鸟，又回到了大山深处的家。
这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不仅是因为新年，还因为人们会按传统习俗，把这一年的喜事都攒在这段时间操办。喜事里最多的，就是婚事。
今年办婚事的新人里，最出名的是16岁的张家乐和吴明敏，2月22日，马山县“16岁少年夫妻”的新闻成为网络焦点，他们婚礼的照片被推上各大网站。甚至“出门有人追着我要签名，还要和我合影”。张家乐说。
正月里，张家乐应酬多，除了吃酒就是出去玩，吴明敏经常一人呆在家里。客厅空空荡荡，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吴明敏两腿耷拉着坐在上面，总结自己的婚后生活：“看电视，睡觉，睡不着就逼着自己睡，再看电视，再睡觉。”
吴明敏说，最难打发的是无聊，好在还有两位堂嫂，她们勉强算是吴明敏的同龄人，也是她的初中校友，能一起解解闷。她们读完初中就放弃了学业，都是怀了孕，然后与丈夫结了婚。二嫂嫁过来时也才16岁，如今已经是一儿一女的母亲。
吴明敏的朋友们也大多嫁了人。吴明敏有时会烦恼丈夫总爱管她，不让她和姐妹逛街。
乔利乡16岁的韦静在2月15日办了婚礼，她19岁的丈夫随后去了新疆打工，她和公婆在家带着三个月的孩子。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看雨下，喂孩子，等雨停，喂孩子……”
丹丁屯16岁的韦礼芳在2月13日刚刚生了小孩，她准备等小孩满月时，满月酒和婚礼一起办了。即使是结了婚或有了孩子，这些女孩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大人还是孩子。吴明敏数着一块一块的零钱，憧憬着去买她最爱吃的辣条，韦礼芳喜欢回忆初中时光，“最好的是想去哪里玩都可以，什么都不用顾虑。”
在村里，人们把16岁生孩子的韦礼芳叫做小孩子，“喔唷，小孩子带小孩子，怎么得了哦。”几位妇女围在一起感叹。“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从南宁市区到马山县城有100公里，从马山县城到张家乐和吴明敏的家有50公里。要先乘巴士，再坐摩托，花上一个小时。公路建在一座座山的山腰上，路边没有完整的平地，都是小块不规则的梯田。
早晨，妇女们拎着木盆、衣服到溪水边，这里还保留着用木棒浣衣的习惯。同样被保留的还有对土地、宗庙的信仰，每个村口，都立着一个红色的土地庙，每家每户的堂屋里都供着一个祖宗牌位。
四周都是高山，进入村子，手机就会处于无服务状态。想要收到网络，需要爬上周围的山。在村里，时常能看到一群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男孩们几乎留着一样的发型：厚刘海遮住眼睛，两侧头发削短，头发染成红色或黄色。他们喜欢在村子到镇上的山路上飙车，骑着摩托呼啸而过。女孩们，嫁了人的，往往手里抱一个，另一手还牵个孩子。没嫁人的，则出现在男孩们的摩托后座上。
在当地人眼里，早婚早育，在这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14岁就结婚了，别人还有定娃娃亲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嘛！”张家乐的叔公指着夫妻俩感叹道。张家乐的两位堂哥，一位22岁，生了一个男孩；另一位20岁，生了一男一女。
张家乐的堂叔，在40岁时已经成了爷爷，今年42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他对目前这种生活很满意，觉得趁自己还有能力，可以帮忙抚养孙子。等自己老了，儿子、儿媳又会来反哺他。
村民们回忆，早婚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盛行，到了八九十年代，村庄里的适龄青年受“晚婚晚育”政策影响，并未出现太多早婚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村里光棍逐渐增多，早婚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男人20岁结不了婚，就算是“老伙子”了。“姑娘就那么多，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马山县教育局一位官员介绍，在张家乐所在的这个村庄，40岁以上的“光棍”数量达40多个。“现在有些家长给男孩灌输观念，在外面读书能找到女朋友的，尽量就找一个，把这门亲定下来，完成一个家庭传宗接代的最大任务。”
早婚中的女方家长，常常处于被动的一方，“女儿怀了孕来跟我说，除了嫁他，还能怎么办？”一位父亲显得很无奈。在丹丁屯，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粗略算下来，屯里400人左右，大龄单身男青年能达到40个。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年纪在30到40岁，家庭贫困，和父母一起生活。
古零镇某村的村民李春红（化名）估计，村里“光棍”大约有四十个。李春红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要男孩，村里的妈妈们流掉了不少女孩，新生儿男女比例一度达到1：5。
上世纪90年代末，李春红和丈夫想要个儿子，但最后还是生了两个女儿。李春红认为自己为女儿黄娇娇做了最好的选择——挑了一个上门女婿。黄娇娇今年16岁，孩子刚出生。她与丈夫同在古零镇的一个村子长大，两家离得近，走路不过10分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这观念在李春红心里根深蒂固，没有儿子，就招个女婿进来。
她心里有杆秤，等到十年后夫妻俩无法工作了，女儿就能养活他们，不用为养老操心。对于生了男孩的家庭来说，娶到媳妇、传宗接代便成了首要的大事。2015年，乔利乡的李方明读到初二辍了学，跟着父母在广东打工。
在校时，他与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韦礼芳恋爱，知道了这个消息，母亲李敏（化名）没有反对，反而让李方明把辍学的恋人也接到广东，与自家人一起生活。到广东不过三个月，韦礼芳便怀上了孩子，知道消息时，李敏觉得“有点早”，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安慰，“至少传宗接代的任务完成了，生了第一胎，他们缓两年还能再生一胎”。
2月28日中午，孩子醒来，韦礼芳两手搂住孩子，一把抱起来。李敏怕她用力过猛，连忙上前帮忙。这个16岁的姑娘，如今一边看着动画片《海绵宝宝》、《熊出没》，一边在QQ上和同学聊着孩子怎么吃奶、丈夫公婆对自己是否好的话题。
“他来得太快了，我们措手不及。”从记事起，父母对韦璇来说就是一个模糊的印象。韦璇说，父母已经在广东打了十几年的工，每到过年或者寒暑假才能见一两面。
韦璇和姐姐被留在老家，由奶奶照看，说是照看，其实也就是做做饭。人生的前十几年，她们都是独自成长。四年前姐姐怀了孕，然后嫁人，如今，又轮到了韦璇。
和韦璇一样，记者采访到的吴明敏、韦静、唐妍等人，无一例外都是从留守儿童到留守少女。她们的父母都是常年在外地打工。吴明敏说：“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跟山里野草一样，和爸妈一年才见一次面。”
除了是留守少年，他们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早恋”。张家乐说，他所在的初中恋爱很普遍，班上50个人有30个都谈恋爱。在他们就读的中学里，“性”不是新鲜事。
韦璇、韦礼芳都强调，她们绝非班上的第一例。在自己与男友发生关系前，已经听说过很多同学都“那个”了。因此，她们也觉得，“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韦璇的丈夫蓝盛龙刚满20岁，听到怀孕的消息，他说自己“蒙了”，本来和朋友约好出去玩，结果一晚上没睡着。
初中毕业后，他在南宁一家餐馆做厨师，一个月挣2500块，本来觉得很满足。但孩子的花费让他压力陡增，他眉头皱了起来，说回去打算做两份工，白天在餐馆，晚上去烧烤摊。“他来得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措手不及。”
这个孩子是在中考结束的夏天怀上的。当时，这对小情侣讨论过“性”，韦璇还有些扭捏，蓝盛龙说服了她：“反正也是在一起，早一点又有什么问题？”怀孕时，唐妍15岁，已经辍学。谈起性，她意外地直白，“我不是个例，其实也没有什么，双方真心喜欢就可以。”
马山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陆荣莉认为，虽然初中有生理卫生课，但大多数少男少女都没有做保护措施的意识。这催生了一批低龄产妇，她们是生产事故的高发群体。
根据马山县妇幼保健院的入院记录，仅在今年1月份，就有8名未成年孕妇在此生子，最年轻的15岁。据此推算，马山县仅该院一年就收治近百位未成年孕妇。陆荣莉接治过的最小的孕妇是13岁，“生产时，根本使不上劲儿，很危险。”
一位马山县教育系统的人士认为，正是因为这些留守少年在性上的随意，导致早孕，而有了孩子，就只能选择辍学嫁人，这也是马山当地早婚现象的一个原因。
“不读就算了，我们有什么办法？”2月28日，开学第一天。乔利初中初三年级的普通班里，人群稀稀拉拉。一个学生说，在初一时，年级有7个班，初二时，变成6个，初三时，已经只有5个班了。
曾在乔利乡读过初中的韦礼芳说，初二升初三时，年级里6个班变成了5个，有接近一个班的同学都退学了。在韦礼芳的记忆里，同学们辍学的理由五花八门：因为怀孕要结婚、因为被同学嫌弃不爱干净、因为打架、因为睡眠不足……
初三上学期，金钗镇的唐妍和四五个同学都放弃了学业去广东打工。她承认，离开学校是因为学校“不好玩”，“外面的吸引力太大了”。出门打工能挣钱，读书有什么好？张家乐在初二时辍学，到南宁做建筑工，一个月能挣3500元左右。这让不少年轻人艳羡不已。
“我爸妈和老师总是跟我讲知识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这么想。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读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的案例，有些人读到20多岁，家里爸妈要养，但还是在做啃老族，还不如早点出来打工。”一位刚刚成亲的女孩说。
韦静的心情有些复杂。15岁时，她意外怀了孕，那时还在读初三，成绩在班上能排到前十，她一心想着要靠读书走出大山、出人头地，想打掉孩子，检查时却发现太迟了——已经五个月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参加了中考，达到了重点中学分数线，但她也无法再读书了。
根据2014年马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全县小学、普通中学全年招生数14112人，毕业生数11843人，出现了2269人的缺口。
马山县一位教育系统的官员说，事实上，政府一直在做“控辍保学”工作，力图杜绝辍学和早婚。在片联中学，记者看到县教育局发的一份文件，鼓励学生完成学业。文件上说，这里上学不收学费、杂费，只有一些自愿交纳的资料费，家庭困难的学生每个学期还有650块钱的补助。
吴明敏承认，她退学时，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劝过。“老师一直跟我讲，读书有补助，但我不愿为补助去读。”在马山县教育局长黄汉仕看来，年轻人出外打工和意外怀孕是“控辍保学”工作难做的原因之一。在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过6058元（2014年数据）的马山，出门打工，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是一件诱人的事情。
“学校会做劝导，但有的家长觉得早务工早养家，说哎呀，算了，读就读，不读就算了，我们有什么办法？”黄汉仕说。
马山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黄子江坦承“压力很大”，马山县刚刚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验收，今年，将迎来全国验收。黄子江说，16岁夫妻的事情是一个提醒，政府一直在思考怎样在控辍保学方面继续加强。挠了挠头，他反问记者，“到底要怎么办呢？”
“我老公现在对我很好，但以后呢？”对于未来的日子，这些早婚少年们似乎除了外出打工外，再无其他规划。吴明敏和韦礼芳的打算是打工挣了钱给丈夫买辆车。韦璇则希望先带好孩子，等孩子大点了再去打工。
结婚、打工、盖房、生子，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父辈，都是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如今，这也成为年轻夫妻们一种不曾怀疑的生活。也有早婚少年对未来感到迷茫和忐忑。
韦璇的姐姐初二辍学，15岁便怀了孕，不得已结婚，现在与丈夫在广东中山打工，孩子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看管。因为丈夫经常不回家，夫妻间常爆发激烈冲突，感情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
躺在产床上，说起未来，韦璇声音带着不确定：“我老公现在对我很好，但以后呢？我说不好。”韦礼芳的二姐16岁时就瞒着爸妈结了婚，很快生下孩子，后来与丈夫不和，丈夫把她打到“浑身青紫”，她选择了逃跑，如今又另外嫁人、生子。
由于这些婚姻都没有走法律程序，政府部门也无法统计这些少年婚姻的真实数据。马山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就拿张家乐结婚这件事来说吧，不是出了新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深山里结婚，也不登记，谁会了解？”
在马山县一个乡镇中学做过班主任的黄莉（化名）说，她见证过很多无疾而终的恋情。这些早恋、早婚的孩子，有时通过QQ、短信聊天就能确定关系，他们把彼此作为寂寞生活里的一个寄托。但这种感情来得猛烈，走得迅速。她用了一个比喻：像一场烟花，很绚烂，但很快就消失了。
看到张家乐和吴明敏的早婚新闻时，黄莉说自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他俩的婚姻，不要像她以前见证过的那些案例一样。
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锦华认为，并不是尽早成家立业就是好的，有时反而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些偏僻的山村早婚现象，父母是始作俑者，早婚背后，是父母的推动和家庭压力。普法的重心应当放在监护人身上。
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余超说，早婚早育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违反婚姻法规定，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一旦怀孕，不利于胎儿发育也不利于母体健康；缩短了人口增长周期、早婚者年龄较小不能很好地处理家庭矛盾，为家庭不稳定和社会矛盾埋下隐患。
这种背景下，要深入地开展《婚姻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等法律的宣传教育，民政、妇联、计生、各村组干部甚至可以直接干预早婚现象，做到早发现、早制止。
张家乐与吴明敏的婚礼走红网络后，马山县于2月22日下午组织工作组进行了深入调查。查实有关情况后，工作组对张某、吴某双方及其父母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马山县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召开了联席会议。教育局局长黄汉仕说，会上各个部门都做了检讨：从法制部门来说，婚姻法宣传不到位；从教育部门来说，教育的体制有问题；对妇联来说，妇女维权没做好；还有乡镇，也有问题。
会后政府落实了五大措施应对辍学和早恋现象，包括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完善德育关爱机制、建立“控辍保学”网络、提升贫困救助力度、拓宽升学就学渠道等。
记者采访时，少年夫妻们对政府的举措表达了一致的观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了，我们不需要管那么多。”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帆 王昱倩 广西马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