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煌果老师 有多少红卫兵应当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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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李煌果老师 有多少红卫兵应当道歉
——历史深处的来信：44年后终有红卫兵公开道歉
2010年11月04日09:47南方周末
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行为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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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的更长。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10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个好头”。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60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动下溶解。发生在程璧与申小珂和胡滨之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本报记者寻找的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殴打过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的校庆选在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86岁了，曾在“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最初的构想中，庆典中将会加入一段默哀，以献给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长和老师们。不过很多人反对这一点。她认为这与当天的和谐场景不太相衬。最终祭奠体现在主持人的对白中：很遗憾老校长莫平等人未能到会。
莫平已经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杀”身亡。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本报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年离校下乡到内蒙三年，1971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
申小珂发道歉信是为了消解内心的一些东西。他写过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说，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故事并不复杂：曾经饱受酷刑A逃出后，放火烧了敌人B的家，并且带走了敌人之子。多年之后当A叫B领走自己的儿子时，B选择跳崖而死。“B见到自己的儿子，能说什么呢？”申小珂认为这同样不可能发生在现实当中：一个殴打过自己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但今年初夏，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程璧老师”。申小珂回忆说，他是含着眼泪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泽东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向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点。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辞的他，面对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钟，明确复述了自己当年的过错。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被批斗。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但在同学张大中他们看来，和老师邻座、“谈笑风生”是一回事，正式而庄重地向老师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这些往日的红卫兵自己有了儿孙之后。他们开始酝酿道歉行动。
张大中等学生们在聚会中谈及老师的现状异常难过，当年的红卫兵中当中有人打过老师，有人没有，但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哪怕下跪磕头，也要承认错误。”
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两次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近几年来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显，不能吃饭不能说话，意识也陷入混乱。他是否知道有人谢罪，一时无法求证。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尔叫出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她的意识好像清醒些了。她的爱人单忠健在身边告诉她，下午你的学生来看你们了，来道歉了。李煌果点了点头。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秀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记不得了。”
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81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
“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也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国内，昔日的学生张大中和王凤慧也参与到了照顾李煌果老师的行列当中。几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师突然发烧，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的急诊室。王凤慧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了老人的身边。CT检查之后，老人被送到了旁边精神科医院——北医六院。王凤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终不愿意住在窗户上有栏杆和门上有锁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
他甚至第一次对本报记者提及当年对李煌果老师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头，从家里揪出来跪10厘米宽的板凳并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郭灿辉1966年底声明脱离红卫兵组织，至今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他会想起“文革”还未开始时，经历过反右并被开除党籍的李煌果老师，曾经单独找他谈话，建议他不要狂热。
11月3日的郭灿辉懊悔不已：“如果当时听了李老师的，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
“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学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滨大哥的信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希望程书记能看到我们愧疚，也幻想莫校长的在天之灵能理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个后来也成为老师的同学写道：在我当了老师以后，我才明白当师长的含义……小珂学长的道歉信是我们一代人心里的隐痛。
初一一班的一个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了。
初一二班一个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和老师们道歉。”
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不只是申小珂他们这些“红小兵”。当年同样遭受迫害的关秋兰老师，在劳改期间恰逢毛主席像章发行的第一天，一个初一的孩子坚持不卖给她。关很恼火地说，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后一个高三孩子卖给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因为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内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
当年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很优秀。”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一个开始,只能是一个开始
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致歉者
程璧以及关秋兰已经原谅当年骂过她们的学生了。她们仍像44年前一样称他们为“孩子”。“孩子们”已经年近六旬。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所有纠缠着普通老人的疾病纠缠着这些前红卫兵们。
道歉以及宽恕,使前迫害者与前受害者,在充满人道灾难的往事里结成了同盟。此后,他们能够一同来摆脱残酷记忆的追杀。
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回忆的折磨意味着什么:前文提到的李煌果老人,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会因病床窗户上的铁栅栏而感到不安(这让她想起监禁和私刑)；在硬币的另一面,几十年后,受害者“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当年迫害者的记忆中(胡滨道歉信语)。
当年“口含天宪”的红卫兵以及命如蝼蚁、劫后余生的教师们,在劫难后遗症这一点,是平等的。噩梦、仇恨、惊恐、自责、羞愧。这些负面情绪,几乎会随时降临。“在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胡滨在信中说,“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耐。”这也便是为什么人至暮年之后,远在湖北的申小珂、寄身海外的胡滨他们要向已经86岁的北京老太太程璧投书致歉。“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申小珂在信中说。
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在1966年仅北京一地的死亡人数便不少于1772人。“北京的校园惨剧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王友琴说。此次当年的红卫兵向受迫害的老师道歉,亦是王通过南方周末首度对外披露。
1966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帮”行动,红卫兵们虐杀死者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手段包括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
很多恶行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北大附中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已经怀孕,红卫兵们把她剪成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把地上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强迫十多名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
基于尊重死者以及读者,此处省略更为匪夷所思的暴行。从申小珂他们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开忏悔的几个人,多是当年“犯错不大”的。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命案。“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申小珂在另一封信中说。
沉默的大多数
但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迫害者。很多红卫兵当年尚是未成年人。一个14岁的少年欢迎“停课革命”,仅是因为他那时候欠了老师三篇作文,革命来了,作文不用再交了。
另外一些人仍然坚信“文革”的正当性。“所有的指令都来自最高层,怎么可能错呢?”重庆的一名前红卫兵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里,在1966年的校园中,充满着亢奋。每个革命者的头都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受害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今天,程璧他们也不愿更多的提及当年的经历。很多研究者都提及过人们对于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这甚至成了这段历史研究的主要障碍,王友琴说,“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牛鬼蛇神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
王友琴清楚地记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老校长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后,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年轻女服务员被绑在化学实验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学杨某父母“有问题”,同班的红卫兵在黑板上写了“杨狗,勒令你每天扫教室”。
在随后的几年里,王友琴试图解释这些暴行的“理由”,这名女中学生当然解释不了。于是她决定把这些都写下来。“文革”结束后,王友琴考进北京大学,买了第一辆旧自行车之后,第一次骑出校门,便去了附近的一零一中学。1966年8月17日,美术教员陈葆坤被丢入喷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坏领袖纸像,被打还被和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以致终身精神失常。“我见到了那个喷水池,池中没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积着枯叶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鹤则早已被砸了。”
由真相而宽恕,由宽恕而拯救
忏悔者则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遗忘斗争着。而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一些当年的受害者所做的忏悔。
和西方人因宗教而忏悔不同,北京曾经伤害过李煌果老师的郭灿辉先生提及,有了儿孙之后,是他们酝酿给老师道歉的原因。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情感,不能心里藏着愧疚去教育儿孙。
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万邦如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万校长便去世了。”王友琴说。
关秋兰是另一个作为受害者的反思者。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之一,学校一位名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后来,李洁被红卫兵虐待至死。关秋兰老人因当年没有帮李洁说话而后悔。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同事的死做点什么。
更早的私人之间的忏悔和和解,这些年一直在当年的红卫兵的重灾区发生。1993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前副校长胡志涛收到过一个前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间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时间也在慢慢地清洗着仇恨。重庆企业家席庆生告诉记者,文革期间,他亲眼看到母亲被人打死。后来找到了枪手,他们兄弟甚至摸清了枪手的生活规律,打算把枪手绑到偏僻处处以私刑。但一直没有动手,拖着拖着,反而没有这个冲动了。“人上年纪了就更理性了。”劫后余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令让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个夏天,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极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在寻找惨剧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申小珂如此反思自己的改变。这几乎也是他们这一波忏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极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德裔美籍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便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他们只是在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王友琴披露此次前红卫兵道歉时,将之称为一个“良好的开始”。———是的,如果相对于红卫兵的庞大规模以及对历史和现实造成的深远伤害,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想,文革后的我们,对受难者的死亡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王友琴说。
著名的伦理学家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依据他的理论,宽恕抑或和解,并非不计前嫌不记过往。“宽恕是一种拯救,它将每一个人都从往昔灾难的阴影里拯救出来了。”可以预见的是,已经人到老年的受害者、迫害者以及沉默的那些围观者,都将在不久的将来陆续辞世。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这个星球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她更加强大,也必将更有自信。
就像在10月31日,当程璧颤巍巍地拿着放大镜、一行行扫过拿着申小珂给她的道歉信时,应该有另外一个放大镜扫过1966年的那一段历史。然后在真相的基础上,一切都走向和解。就像程璧和申小珂的和解一样。
——历史深处的来信：44年后终有红卫兵公开道歉
2010年11月04日09:47南方周末
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行为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的更长。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10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个好头”。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60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动下溶解。发生在程璧与申小珂和胡滨之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本报记者寻找的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殴打过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的校庆选在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86岁了，曾在“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最初的构想中，庆典中将会加入一段默哀，以献给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长和老师们。不过很多人反对这一点。她认为这与当天的和谐场景不太相衬。最终祭奠体现在主持人的对白中：很遗憾老校长莫平等人未能到会。
莫平已经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杀”身亡。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本报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年离校下乡到内蒙三年，1971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
申小珂发道歉信是为了消解内心的一些东西。他写过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说，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故事并不复杂：曾经饱受酷刑A逃出后，放火烧了敌人B的家，并且带走了敌人之子。多年之后当A叫B领走自己的儿子时，B选择跳崖而死。“B见到自己的儿子，能说什么呢？”申小珂认为这同样不可能发生在现实当中：一个殴打过自己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但今年初夏，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程璧老师”。申小珂回忆说，他是含着眼泪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泽东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向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点。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辞的他，面对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钟，明确复述了自己当年的过错。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被批斗。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但在同学张大中他们看来，和老师邻座、“谈笑风生”是一回事，正式而庄重地向老师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这些往日的红卫兵自己有了儿孙之后。他们开始酝酿道歉行动。
张大中等学生们在聚会中谈及老师的现状异常难过，当年的红卫兵中当中有人打过老师，有人没有，但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哪怕下跪磕头，也要承认错误。”
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两次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近几年来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显，不能吃饭不能说话，意识也陷入混乱。他是否知道有人谢罪，一时无法求证。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尔叫出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她的意识好像清醒些了。她的爱人单忠健在身边告诉她，下午你的学生来看你们了，来道歉了。李煌果点了点头。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秀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记不得了。”
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81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
“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也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国内，昔日的学生张大中和王凤慧也参与到了照顾李煌果老师的行列当中。几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师突然发烧，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的急诊室。王凤慧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了老人的身边。CT检查之后，老人被送到了旁边精神科医院——北医六院。王凤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终不愿意住在窗户上有栏杆和门上有锁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
他甚至第一次对本报记者提及当年对李煌果老师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头，从家里揪出来跪10厘米宽的板凳并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郭灿辉1966年底声明脱离红卫兵组织，至今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他会想起“文革”还未开始时，经历过反右并被开除党籍的李煌果老师，曾经单独找他谈话，建议他不要狂热。
11月3日的郭灿辉懊悔不已：“如果当时听了李老师的，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
“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学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滨大哥的信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希望程书记能看到我们愧疚，也幻想莫校长的在天之灵能理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个后来也成为老师的同学写道：在我当了老师以后，我才明白当师长的含义……小珂学长的道歉信是我们一代人心里的隐痛。
初一一班的一个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了。
初一二班一个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和老师们道歉。”
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不只是申小珂他们这些“红小兵”。当年同样遭受迫害的关秋兰老师，在劳改期间恰逢毛主席像章发行的第一天，一个初一的孩子坚持不卖给她。关很恼火地说，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后一个高三孩子卖给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因为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内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
当年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很优秀。”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一个开始,只能是一个开始
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致歉者
程璧以及关秋兰已经原谅当年骂过她们的学生了。她们仍像44年前一样称他们为“孩子”。“孩子们”已经年近六旬。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所有纠缠着普通老人的疾病纠缠着这些前红卫兵们。
道歉以及宽恕,使前迫害者与前受害者,在充满人道灾难的往事里结成了同盟。此后,他们能够一同来摆脱残酷记忆的追杀。
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回忆的折磨意味着什么:前文提到的李煌果老人,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会因病床窗户上的铁栅栏而感到不安(这让她想起监禁和私刑)；在硬币的另一面,几十年后,受害者“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当年迫害者的记忆中(胡滨道歉信语)。
当年“口含天宪”的红卫兵以及命如蝼蚁、劫后余生的教师们,在劫难后遗症这一点,是平等的。噩梦、仇恨、惊恐、自责、羞愧。这些负面情绪,几乎会随时降临。“在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胡滨在信中说,“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耐。”这也便是为什么人至暮年之后,远在湖北的申小珂、寄身海外的胡滨他们要向已经86岁的北京老太太程璧投书致歉。“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申小珂在信中说。
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在1966年仅北京一地的死亡人数便不少于1772人。“北京的校园惨剧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王友琴说。此次当年的红卫兵向受迫害的老师道歉,亦是王通过南方周末首度对外披露。
1966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帮”行动,红卫兵们虐杀死者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手段包括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
很多恶行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北大附中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已经怀孕,红卫兵们把她剪成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把地上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强迫十多名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
基于尊重死者以及读者,此处省略更为匪夷所思的暴行。从申小珂他们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开忏悔的几个人,多是当年“犯错不大”的。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命案。“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申小珂在另一封信中说。
沉默的大多数
但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迫害者。很多红卫兵当年尚是未成年人。一个14岁的少年欢迎“停课革命”,仅是因为他那时候欠了老师三篇作文,革命来了,作文不用再交了。
另外一些人仍然坚信“文革”的正当性。“所有的指令都来自最高层,怎么可能错呢?”重庆的一名前红卫兵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里,在1966年的校园中,充满着亢奋。每个革命者的头都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受害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今天,程璧他们也不愿更多的提及当年的经历。很多研究者都提及过人们对于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这甚至成了这段历史研究的主要障碍,王友琴说,“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牛鬼蛇神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
王友琴清楚地记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老校长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后,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年轻女服务员被绑在化学实验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学杨某父母“有问题”,同班的红卫兵在黑板上写了“杨狗,勒令你每天扫教室”。
在随后的几年里,王友琴试图解释这些暴行的“理由”,这名女中学生当然解释不了。于是她决定把这些都写下来。“文革”结束后,王友琴考进北京大学,买了第一辆旧自行车之后,第一次骑出校门,便去了附近的一零一中学。1966年8月17日,美术教员陈葆坤被丢入喷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坏领袖纸像,被打还被和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以致终身精神失常。“我见到了那个喷水池,池中没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积着枯叶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鹤则早已被砸了。”
由真相而宽恕,由宽恕而拯救
忏悔者则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遗忘斗争着。而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一些当年的受害者所做的忏悔。
和西方人因宗教而忏悔不同,北京曾经伤害过李煌果老师的郭灿辉先生提及,有了儿孙之后,是他们酝酿给老师道歉的原因。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情感,不能心里藏着愧疚去教育儿孙。
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万邦如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万校长便去世了。”王友琴说。
关秋兰是另一个作为受害者的反思者。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之一,学校一位名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后来,李洁被红卫兵虐待至死。关秋兰老人因当年没有帮李洁说话而后悔。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同事的死做点什么。
更早的私人之间的忏悔和和解,这些年一直在当年的红卫兵的重灾区发生。1993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前副校长胡志涛收到过一个前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间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时间也在慢慢地清洗着仇恨。重庆企业家席庆生告诉记者,文革期间,他亲眼看到母亲被人打死。后来找到了枪手,他们兄弟甚至摸清了枪手的生活规律,打算把枪手绑到偏僻处处以私刑。但一直没有动手,拖着拖着,反而没有这个冲动了。“人上年纪了就更理性了。”劫后余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令让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个夏天,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极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在寻找惨剧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申小珂如此反思自己的改变。这几乎也是他们这一波忏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极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德裔美籍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便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他们只是在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王友琴披露此次前红卫兵道歉时,将之称为一个“良好的开始”。———是的,如果相对于红卫兵的庞大规模以及对历史和现实造成的深远伤害,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想,文革后的我们,对受难者的死亡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王友琴说。
著名的伦理学家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依据他的理论,宽恕抑或和解,并非不计前嫌不记过往。“宽恕是一种拯救,它将每一个人都从往昔灾难的阴影里拯救出来了。”可以预见的是,已经人到老年的受害者、迫害者以及沉默的那些围观者,都将在不久的将来陆续辞世。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这个星球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她更加强大,也必将更有自信。
就像在10月31日,当程璧颤巍巍地拿着放大镜、一行行扫过拿着申小珂给她的道歉信时,应该有另外一个放大镜扫过1966年的那一段历史。然后在真相的基础上,一切都走向和解。就像程璧和申小珂的和解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