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饥荒 你永远不被老天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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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942饥荒 你永远不被老天饿死
——1942大饥荒是如何结束的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宋致新
2012-12-06 12:48:42 来源：南方周末
电影《一九四二》中，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直到看见白修德将河南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才承认了河南确实发生了大饥荒。此时白修德的文章已经发到了美国《时代》周刊，蒋介石被迫开始调查和赈灾。影片中没有提及的是，蒋介石开始清算的第一笔帐是新闻怎么没经审查就流传到了美国，帮助白修德发稿的洛阳电报局发报员以“泄露机密”为由被处决。
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达300万人。直到1980年代，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中国的雷声》和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先后被译介到中国，这场“抗日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才开始被一部分中国人知道。
又到了2012年，电影《一九四二》公映，这段历史才算是“路人皆知”。
老天开恩，灾民自救
在1940年代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的农村，造成灾荒的原因既然首先是天，那么缓解灾荒的原因也首先是天。从《前锋报》系列社评中可以看到，1942年夏秋之际旱灾发生后，从当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连下了好几场透雨，这段时候的雨水，对越冬的二麦的播种非常关键。
“所幸在天时，以后不久接二连三落了几场透雨，这样种麦是不成问题了。”（1942年11月17日《从这次灾荒里我们所得到的教训》）1943年3月7日的《前锋报》时论《喜雨雪，念灾民》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几场“喜雨快雪”：大旱成灾、哀鸿遍野的中原，这几日来，忽然甘霖普降之后，继之以瑞雪缤纷。喜雨快雪，丰年预兆，这不只是降霖雨，简直是降米粒；这不只是降瑞雪，简直是降面粉；这又不只是降米降面，简直是降圣水灵液，对于数百万眼看饿死的灾民，要起死回生；这又不只是降圣水灵液，简直是降飞机大炮，完善中国抗战力量，保证抗建必胜必成。
4月13日，《前锋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中谈到，还有三四十天就可以吃到大麦和豌豆，以及麦子的长势良好：小麦已起浆，大麦将抽穗……如膏的春雨，普降沾足，青葱压地，麦苗茂盛，为十年来所少见。
国民政府在大饥荒中并非毫无作为。1942年秋末，政府从陕西和安徽调运来近200万石麦种（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督促灾民们趁雨水充沛，不违农时地种上了越冬的二麦；1943年5月，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那些留守本土的灾民，又在政府的督导下，不失时机地种上秋粮。1942年大饥荒，主要是因为二麦的歉收和秋粮的绝收所造成；而1943年不仅二麦丰收，秋粮收成也还可观。这些收成，为大饥荒中尚未饿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带来了希望。1943年麦熟在5、6月间，灾民们只要熬过了1943年冬天，再坚持数月，就能吃到新麦。这样，饥荒的时间就不是遥遥无期，而是被锁定在麦熟之前。当大饥荒进入“倒计时”，政府和灾民都增强了熬过灾荒的信心。
1943年4月29日，《前锋报》社评《豫省府急应办的一件大事》中说：大麦出穗，豌豆结角，如拨开春云，雨润之后，再加之以日熙，一十日内，就可以吃大麦、吃豌豆。麦收有指望了，救灾工作也快结束了。6月麦熟时节，是千百万河南灾民渴望已久的日子。去岁四处逃荒的灾民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前锋报》1943年6月4日社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这样描述了灾区人民迎接丰收的场景：
熏风吹拂，热田蒸晒，大地上千千万万人渴望着的麦子，正由碧绿而微黄而金黄耀眼了。骨肉分散东西漂泊四方的河南同胞，荒村野店颠沛流离的我河南黎民，终于最近先先后后由鄂北、由陕西省与本省灾情较轻的县，陆续奔回他们的险些儿不能再见的故里，预备收地下的麦儿，种下秋禾的种子……这样的历史记载，说明1942年7月开始呈现的河南大饥荒，在持续一年后，便开始暂告结束。虽然，灾民们回到家乡后，重建家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有人逃荒之前已卖掉田地；有的负债累累，缺乏劳力；如有的患上疾病，有的甚至因胃肠虚弱，吃多了青麦做成的“捻转”而在灾后被撑死……灾民的生活悲剧并没有结束，但作为一场全省范围的大饥荒，随着1943年春夏之交的麦熟已告一段落。
政府“掩过”，发力救灾
从1942年7月河南大饥荒发生，直到1943年3月，在河南灾民最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确救灾很不得力，政策上错误迭出，致使灾情越演越烈。但是，当1943年3月中旬白修德把河南灾区的真相发表到美国《时代》周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他又面见蒋介石，拿出福尔曼在灾区拍摄的野狗拖食人尸的照片后，救灾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
《蒋介石日记》的被披露，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国统区最高统治者在1943年3月底接见白修德、听他叙述河南大饥荒惨状之后的内心震动。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这篇日记，写于蒋介石见过白修德后的几天。可以看到，虽然他过去对河南大饥荒已有所闻，但在他的周围，绝不可能会有人像白修德、福尔曼那样对他如此毫不隐讳地直言禀告，他也未必了解大饥荒酷烈到如此程度。
而蒋介石在1943年4月9日的日记中，却又这样写道：注意（三），郑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所引用的蒋介石日记，目前尚未发表，是由蒋介石的研究者杨天石先生在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本中抄录的。）
“狗吃人”“人吃人”的残酷现实，虽然让蒋介石深受震动，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有着超强的自尊，对外国记者深入河南灾区，扬了自己的“家丑”十分恼火。他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部的蒋鼎文、汤恩伯部迅速浅葬郑州铁路沿线的饿殍，以免有碍观瞻，并认为郑州专员和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由此推断，郑州的王专员和彭司令在接待白修德一行时，向他们透露了一些真实灾情。
蒋介石的这两篇日记，为他以后对河南灾区所采取的政策提供了佐证。一方面，蒋介石开始集中政府的力量，确有成效地去实行救灾；另一方面，他惩处了一批造成这次“灾情外泄”严重事件的人，也许不光是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还有那些“泄密”的官员，同时，中央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等措施，“以确保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美国乔伊斯·霍夫曼著《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工作状况日趋恶化，1943年3月份后，白修德再也没机会报道河南大饥荒。他把目光转向战场，随陈纳德的空军运输部队“飞虎队”，多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白修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向《时代》周刊报道河南灾情后的几个月，洛阳的梅根神父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自从你走后并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临时伙房。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并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从梅根神父的信中看，白修德离开河南、面见蒋介石不久，正是1943年4月，国民政府对救灾开始行动起来了。
流萤，这个敢于揭露国民党专制腐败的记者，在1943年5月5日和6日《前锋报》上连载的《郑州救灾运动的春潮》一文中，也客观地肯定了郑州的政府官员的救灾成绩。他说：
我到郑州时，那里的救灾已从零星的施舍而变为有计划的运动。党政军学及社会团体，视线力量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省政府一再急如星火地下令，把救灾运动作为目前行政的中心工作。
从4月1号开始，各保都设有粥厂，各乡镇都设有收容所，另外还有几个难童教养院——统计起来，救灾的单位，仅仅郑州市面就有十八九个，同时各乡镇，各保，粥厂也一个个成立了起来。
计算整个郑县的救济机关，收容的人数有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二人，而且各厂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如果能早几个月成立，不知能多救活几千条人命呢。流萤明确地谈到郑州救灾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从4月1号开始”。他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处于社会底层的他，哪里知道这个救灾运动是因何缘故才在4月发动起来的呢？
从《前锋报》1943年4月13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4月18日社评《迅速购运秋粮种子》、4月21日社评《大家一起来解决本年最严重的秋种问题》等文章，可以看到4月以来，河南省政府出台了督促灾民迅速回归故乡，呼吁乡村绅士富户集资贷款，向灾民贷放秋粮种子，还相应制定了一些鼓励灾民灾后重建的政策，如在大饥荒期间贱卖的土地，可以按原价赎回，打击高利贷者等。且不说这些政策措施贯彻执行得如何，至少，政策措施本身是对救灾有益的。
据《前锋报》社评报道，河南省政府“已将救灾列为第一要政，不但有办法，而且有奖惩，不但有奖惩，而且派委员厅长亲自出马督导救灾”。（1943年4月19日《严刑峻法督导救灾》）话又说回来，即使在灾荒发生的早期，国民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白修德1942年10月26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记载，在1942年10月播种冬麦的时候，“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在政府官员的督促下，灾民在逃荒之前，普遍地把冬麦种上了。这个举措非常关键，如若没有冬麦的种子，即使再好的气候也不可能有1943年春的二麦丰收。
此外，国民政府还饬令各报加强对救灾的统一宣传，在社会上广造舆论，号召用以富养贫的办法自救，表彰积极救灾的好人好事，惩办破坏救灾的坏人坏事等。1943年4月27日《前锋报》社评《救灾与宣传》中说：
我们顷奉到河南省党部、省政府曾衔令颁的春荒期间统一加强救灾宣传立案，其开宗明义就说：“发挥本省党政军教团之综合力量，以统一之步骤互相配合联系，加强春荒期间救灾宣传。在积极方面，使救灾工作渗透社会，有效推进；在消极方面，使错杂之观念与悖谬之言论无由发生。而后方能正视听，宏实效以度春荒。”其口号为集中人力物力、实行以富养贫的自救办法，并严惩救灾不力及舞弊徇私之人。不输捐、不恤贫的为富不仁的人就是灾民公敌，等于汉奸。其办法为组织宣传队，宣传救灾工作，查考如有舞弊、徇私等不法情事即报请惩办。为加强宣传，各报纸在春荒期间应尽量刊登与救灾有关之社论，对与宣传有关的办法，救灾事实、救灾义行，应尽量刊登。
此时国民政府将救灾作为中心工作，既是“补过”，也是“掩过”。文中的“加强救灾宣传”“使错杂之观念与悖谬之言论无由发生，而后方能正视听”，明显有掩人耳目之嫌。同时，蒋介石采用的办法是化被动为主动，把救灾的话语权抢到自己手上。
民间组织，义赈募捐
自古以来，赈灾就分朝赈、官赈和义赈三部分，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组织都应依次肩负救灾的责任。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由于中央政府的衰微、地方吏治的腐败，民间义赈的力量便格外突出。
其中成绩最好的，首推国际救济会。国际救济会是一个全国范围的、长期性的民间赈灾机构。其组织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传教士。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布道传教，而救灾恰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西方传教士的救灾，往往选择“官赈不及之处，奇穷极苦之民”，确定在某一地区进行经常性赈济。在赈济过程中，他们又特别注重区分轻重缓急，首先赈济受灾最严重者，因此救灾的成效特别显著。
国际救济会的重点救灾地区是郑州。流萤在《友情的巨手》《“死角”的弦上》等通讯报道中，对国际救济会在郑州的工作做了详细报道。《“死角”的弦上》说，郑州在1943年4月前，除了国际救济会的4个可以吃半饱的粥厂、一个难童学校以外，救灾工作根本没有开展，只有散发馍票之类零星的布施。
在《友情的巨手》（《前锋报》1943年4月17日）中，流萤写道：郑州的救灾工作，现在虽然大规模地展开，但入手最早，成绩也最好的，仍是国际救济会。
他们已经办起的，现有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十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国际救济会在大饥荒发生前就存在，目的是为救济从沦陷区来的难民。1942年7月河南旱象呈现后，他们便开始收罗流浪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孤儿。到9月，灾情更加严重，他们设置了4个粥厂。另外，请救济总会拨来巨款，分配给第一专区灾重的县份，除郑州外，还有广武、荥阳、汜水、密县、中牟、尉氏、洧川、新郑等8县。
赈灾款每月开支有240多万元，但负会计责任的人，只有年逾七十的谢可法老牧师一人。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除了传教士外，河南各界民间的赈济力量也发挥了作用。
在重庆，中央政府要员中有很多人捐献字画，于右任等写了对联，冯玉祥画了《耕地图》，后来在当时河南省政府驻地鲁山举办了书画展览，义卖捐献（司殿选《200万元赈济款之谜》）。河南前财政厅厅长曹仲植，虽已卸任，仍关心豫灾。为了募集赈灾款，他在四川自贡宴请当地的巨绅富商，一席酒下来，就募集到捐款四十多万元（《前锋报》社评，1943年2月28日《一切施政要配合救灾》）。
《前锋报》中记载了河南各地人民捐款捐物、力谋自救、以富养贫的不少善行义举。如《前锋报》社评《伟大的同情，可感的义举》（1943年3月8日），谈到南阳为了发动普遍的劝募劝借，救灾委员会的委员们，不顾雨雪，亲自挨家挨户地劝告有饭吃的人家为灾民舍馍舍饭；《前锋报》1943年4月7日社评《此时还不行善还待何时》，报道了信阳师范师生发出的“每餐节省一口馍”运动，“全校每日能节约四五十斤馍，半斤馍即可救一人一日不致饿死，信阳一校每日即可救活百人”。
弃婴，是大饥荒中常见的事。许多饥民总是趁着夜色，偷偷地把自己的婴儿扔到城内大街上，希望有好心人收养。婴儿的哭声划破夜空，显得特别凄惨。据杨却俗回忆，许昌县长李峰于1942年9月设立了一所育婴堂，杨却俗的夫人吴云芳是三青团中央团部女青年处的通讯员，作为女性，她对于随处可见的弃婴感到特别痛心，于是向女青年处递交了一份报告，申请收容弃婴。
女青年处对吴云芳表示支持，给她拨了4万元法币，让她收容了50名弃婴。
1943年2月底，《大公报》发起为豫灾募捐，数额已超过10万元。南阳《前锋报》连发4篇为灾童请命的社评，尤其强调对灾童的救助。报社自1942年9月起，就呼吁为灾童募捐（1942年9月13日《抢救河南灾童》）；从1943年4月起，报社代收捐款，这些捐款，大多来自政府、机关和学校，仅内乡县政府就捐了10万元，到了5月，报社已用募集到的捐款，救助了一千多个孩子（见《前锋报》社评，1943年5月6日《四为灾童请命》）。
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
1943年6月麦熟之后，历时近一年的河南大饥荒得到暂时的缓解，灾民们陆续回到故乡，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但在兵连祸结的河南，1943年，只是两次灾难之间的一个空隙。1944年春天，另一场灾难降临了。1944年4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即湘豫桂战役，意欲打通平汉线，建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
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豫中三十多个县城。尽管国民党军队确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诸如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河南的军队上层腐败，士气低落，更由于失去了河南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汤恩伯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截击他们，缴获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
1944年7月，河南南部桐柏山数万农民组成“国民救国军”，抗击国民党军队镇压。为什么河南老百姓会攻击驻扎河南的国民党军队？须知，这些军队是抗日军队，是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才驻扎在河南的呀！河南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思考的。他的部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河南民众截击后，他便把会战的失败归罪于老百姓，认为河南民众都是汉奸。于是造出舆论，甚至贴出标语，要对河南民众实行大屠杀（见《江河天地外》郭仲隗文）。
然而中原会战的实际情况，却被当时身陷战火、从逃难民众口中了解到汤恩伯军队如何腐败、如何见敌望风而逃、如何侵民扰民实况的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看在眼里，这位参政员，正是被河南人民誉为“郭青天”的郭仲隗。1944年9月，当重庆召开国民参议会第三届会议之时，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他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的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弹劾汤恩伯的《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
郭仲隗的这一提案，既是对汤恩伯罪行的揭露，也是为河南人民辩诬。显然，河南民众反抗汤恩伯、截击他的军队，并非是他们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而是汤恩伯的暴政引起了河南民众的刻骨仇恨。中原会战失败后，重庆河南同乡会推举老同盟会成员、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靳志执笔，给蒋介石上书，痛斥汤恩伯的所作所为，为河南老百姓鸣冤。《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中写道：
河南之败，在于军民不合作，中外皆知，不能隐讳。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国民，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
连蒋介石本人谈起河南的民变时，都不得不承认部队军纪的败坏、不得人心是主要原因，他说：
我们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辎重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用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1944年7月21日蒋中正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前锋报》1944年7月19日社评《豫省府应先从收拾人心作起》中谈到中原战争的失利时也说：
中央失去数十县关系已大，而中央失去千百万人心，所关之大，简直不可形容。老百姓的道理也很简单，到现在仍抱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观念。……抚民之政，又首先要从减轻人民负担与澄清吏治作起。河南人民尽其所能地支援国民政府抗日，抗战六年来，河南征兵、征实都是全国第一，他们对抗战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河南人民为什么会从最初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转而发展到与此目标截然相反的民变呢？
1990年代以来，随着白修德的晚年回忆录被译介到大陆，国人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这段历史的资料极度匮乏，也导致了有人对这段历史的种种误解和妄加猜测。在如何评价1944年春日军进犯时，河南民众夺国民党军队的枪支、发生民变一事时，“河南人是汉奸吗”的疑问又浮出水面。1994年2月9日，当年《豫灾剪影》的作者、年已83岁高龄的李蕤（即流萤）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以亲见亲历的当事人资格，再度为河南人民辩诬。他说：
这些灾民，尽管千辛万苦，死于途中的成百上千，但却没有人“就近”跑到沦陷区去享受日本人宣扬的“皇道乐土”“幸福生活”。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仍然知道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知道“西省”连着自己的祖国……
帮助日本人的汉奸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沦陷后的“维持会”，干这勾当的，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这和河南“许多老百姓”可以说毫无牵连，恰恰相反，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这些汉奸的受害者……
当时河南的“国军”主力，是蒋介石嫡系的汤恩伯部队。汤恩伯，依靠蒋介石的宠信，集党政军的权于一身，有“中原王”之称……日本兵一到，他们闻风丧胆，听到枪声便仓皇逃跑，而且沿途拉夫抓车，护送他们整箱满笼的货物及妻子儿女。行至豫西、豫西南山区一带，那里民风强悍，对这样的“国军”自然忍无可忍，便起来反抗，有下他们枪支的。特别到了宛西十三县，那里搞“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对这些溃兵毫不客气，迫使他们交出手中的武器。这些被截留下来的武器，绝大多数还是用来抗日自保，并未落入日本军人之手。这就是历史事实。
关于1942大饥荒的几个片段
人们用镰刀、菜刀剥树皮，把树皮磨成粉和面来吃，爱树军阀吴佩孚当年种下的榆树全被剥光了树皮。灾区的边缘地带有一个培训年轻军官的军事学院，几个军官经不住野蛮贪欲的普遍诱惑，到一个荒弃的村庄去打劫。此事激怒了他们的长官司令胡宗南，他下令把三个年轻的抢劫者拉到沙地上活埋，并且马上就执行了。
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在1942年10月决定要免除河南的征税，而当时地方上已经征齐了当年的税粮。
重庆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了2亿元法币，但运到灾区却只有8000万，都是百元一张的大票。然而，政府的银行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只兑给83元零钞。
——选自白修德关于1942大饥荒的系列报道
（本文节选自湖北人民出版社《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版序言。宋致新为《豫灾剪影》作者流萤的女儿，《1942——河南大饥荒》的编著者）
——1942大饥荒是如何结束的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宋致新
2012-12-06 12:48:42 来源：南方周末
电影《一九四二》中，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直到看见白修德将河南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才承认了河南确实发生了大饥荒。此时白修德的文章已经发到了美国《时代》周刊，蒋介石被迫开始调查和赈灾。影片中没有提及的是，蒋介石开始清算的第一笔帐是新闻怎么没经审查就流传到了美国，帮助白修德发稿的洛阳电报局发报员以“泄露机密”为由被处决。
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达300万人。直到1980年代，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中国的雷声》和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先后被译介到中国，这场“抗日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才开始被一部分中国人知道。
又到了2012年，电影《一九四二》公映，这段历史才算是“路人皆知”。
老天开恩，灾民自救
在1940年代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的农村，造成灾荒的原因既然首先是天，那么缓解灾荒的原因也首先是天。从《前锋报》系列社评中可以看到，1942年夏秋之际旱灾发生后，从当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连下了好几场透雨，这段时候的雨水，对越冬的二麦的播种非常关键。
“所幸在天时，以后不久接二连三落了几场透雨，这样种麦是不成问题了。”（1942年11月17日《从这次灾荒里我们所得到的教训》）1943年3月7日的《前锋报》时论《喜雨雪，念灾民》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几场“喜雨快雪”：大旱成灾、哀鸿遍野的中原，这几日来，忽然甘霖普降之后，继之以瑞雪缤纷。喜雨快雪，丰年预兆，这不只是降霖雨，简直是降米粒；这不只是降瑞雪，简直是降面粉；这又不只是降米降面，简直是降圣水灵液，对于数百万眼看饿死的灾民，要起死回生；这又不只是降圣水灵液，简直是降飞机大炮，完善中国抗战力量，保证抗建必胜必成。
4月13日，《前锋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中谈到，还有三四十天就可以吃到大麦和豌豆，以及麦子的长势良好：小麦已起浆，大麦将抽穗……如膏的春雨，普降沾足，青葱压地，麦苗茂盛，为十年来所少见。
国民政府在大饥荒中并非毫无作为。1942年秋末，政府从陕西和安徽调运来近200万石麦种（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督促灾民们趁雨水充沛，不违农时地种上了越冬的二麦；1943年5月，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那些留守本土的灾民，又在政府的督导下，不失时机地种上秋粮。1942年大饥荒，主要是因为二麦的歉收和秋粮的绝收所造成；而1943年不仅二麦丰收，秋粮收成也还可观。这些收成，为大饥荒中尚未饿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带来了希望。1943年麦熟在5、6月间，灾民们只要熬过了1943年冬天，再坚持数月，就能吃到新麦。这样，饥荒的时间就不是遥遥无期，而是被锁定在麦熟之前。当大饥荒进入“倒计时”，政府和灾民都增强了熬过灾荒的信心。
1943年4月29日，《前锋报》社评《豫省府急应办的一件大事》中说：大麦出穗，豌豆结角，如拨开春云，雨润之后，再加之以日熙，一十日内，就可以吃大麦、吃豌豆。麦收有指望了，救灾工作也快结束了。6月麦熟时节，是千百万河南灾民渴望已久的日子。去岁四处逃荒的灾民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前锋报》1943年6月4日社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这样描述了灾区人民迎接丰收的场景：
熏风吹拂，热田蒸晒，大地上千千万万人渴望着的麦子，正由碧绿而微黄而金黄耀眼了。骨肉分散东西漂泊四方的河南同胞，荒村野店颠沛流离的我河南黎民，终于最近先先后后由鄂北、由陕西省与本省灾情较轻的县，陆续奔回他们的险些儿不能再见的故里，预备收地下的麦儿，种下秋禾的种子……这样的历史记载，说明1942年7月开始呈现的河南大饥荒，在持续一年后，便开始暂告结束。虽然，灾民们回到家乡后，重建家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有人逃荒之前已卖掉田地；有的负债累累，缺乏劳力；如有的患上疾病，有的甚至因胃肠虚弱，吃多了青麦做成的“捻转”而在灾后被撑死……灾民的生活悲剧并没有结束，但作为一场全省范围的大饥荒，随着1943年春夏之交的麦熟已告一段落。
政府“掩过”，发力救灾
从1942年7月河南大饥荒发生，直到1943年3月，在河南灾民最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确救灾很不得力，政策上错误迭出，致使灾情越演越烈。但是，当1943年3月中旬白修德把河南灾区的真相发表到美国《时代》周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他又面见蒋介石，拿出福尔曼在灾区拍摄的野狗拖食人尸的照片后，救灾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
《蒋介石日记》的被披露，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国统区最高统治者在1943年3月底接见白修德、听他叙述河南大饥荒惨状之后的内心震动。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这篇日记，写于蒋介石见过白修德后的几天。可以看到，虽然他过去对河南大饥荒已有所闻，但在他的周围，绝不可能会有人像白修德、福尔曼那样对他如此毫不隐讳地直言禀告，他也未必了解大饥荒酷烈到如此程度。
而蒋介石在1943年4月9日的日记中，却又这样写道：注意（三），郑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所引用的蒋介石日记，目前尚未发表，是由蒋介石的研究者杨天石先生在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本中抄录的。）
“狗吃人”“人吃人”的残酷现实，虽然让蒋介石深受震动，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有着超强的自尊，对外国记者深入河南灾区，扬了自己的“家丑”十分恼火。他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部的蒋鼎文、汤恩伯部迅速浅葬郑州铁路沿线的饿殍，以免有碍观瞻，并认为郑州专员和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由此推断，郑州的王专员和彭司令在接待白修德一行时，向他们透露了一些真实灾情。
蒋介石的这两篇日记，为他以后对河南灾区所采取的政策提供了佐证。一方面，蒋介石开始集中政府的力量，确有成效地去实行救灾；另一方面，他惩处了一批造成这次“灾情外泄”严重事件的人，也许不光是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还有那些“泄密”的官员，同时，中央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等措施，“以确保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美国乔伊斯·霍夫曼著《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工作状况日趋恶化，1943年3月份后，白修德再也没机会报道河南大饥荒。他把目光转向战场，随陈纳德的空军运输部队“飞虎队”，多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白修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向《时代》周刊报道河南灾情后的几个月，洛阳的梅根神父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自从你走后并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临时伙房。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并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从梅根神父的信中看，白修德离开河南、面见蒋介石不久，正是1943年4月，国民政府对救灾开始行动起来了。
流萤，这个敢于揭露国民党专制腐败的记者，在1943年5月5日和6日《前锋报》上连载的《郑州救灾运动的春潮》一文中，也客观地肯定了郑州的政府官员的救灾成绩。他说：
我到郑州时，那里的救灾已从零星的施舍而变为有计划的运动。党政军学及社会团体，视线力量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省政府一再急如星火地下令，把救灾运动作为目前行政的中心工作。
从4月1号开始，各保都设有粥厂，各乡镇都设有收容所，另外还有几个难童教养院——统计起来，救灾的单位，仅仅郑州市面就有十八九个，同时各乡镇，各保，粥厂也一个个成立了起来。
计算整个郑县的救济机关，收容的人数有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二人，而且各厂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如果能早几个月成立，不知能多救活几千条人命呢。流萤明确地谈到郑州救灾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从4月1号开始”。他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处于社会底层的他，哪里知道这个救灾运动是因何缘故才在4月发动起来的呢？
从《前锋报》1943年4月13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4月18日社评《迅速购运秋粮种子》、4月21日社评《大家一起来解决本年最严重的秋种问题》等文章，可以看到4月以来，河南省政府出台了督促灾民迅速回归故乡，呼吁乡村绅士富户集资贷款，向灾民贷放秋粮种子，还相应制定了一些鼓励灾民灾后重建的政策，如在大饥荒期间贱卖的土地，可以按原价赎回，打击高利贷者等。且不说这些政策措施贯彻执行得如何，至少，政策措施本身是对救灾有益的。
据《前锋报》社评报道，河南省政府“已将救灾列为第一要政，不但有办法，而且有奖惩，不但有奖惩，而且派委员厅长亲自出马督导救灾”。（1943年4月19日《严刑峻法督导救灾》）话又说回来，即使在灾荒发生的早期，国民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白修德1942年10月26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记载，在1942年10月播种冬麦的时候，“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在政府官员的督促下，灾民在逃荒之前，普遍地把冬麦种上了。这个举措非常关键，如若没有冬麦的种子，即使再好的气候也不可能有1943年春的二麦丰收。
此外，国民政府还饬令各报加强对救灾的统一宣传，在社会上广造舆论，号召用以富养贫的办法自救，表彰积极救灾的好人好事，惩办破坏救灾的坏人坏事等。1943年4月27日《前锋报》社评《救灾与宣传》中说：
我们顷奉到河南省党部、省政府曾衔令颁的春荒期间统一加强救灾宣传立案，其开宗明义就说：“发挥本省党政军教团之综合力量，以统一之步骤互相配合联系，加强春荒期间救灾宣传。在积极方面，使救灾工作渗透社会，有效推进；在消极方面，使错杂之观念与悖谬之言论无由发生。而后方能正视听，宏实效以度春荒。”其口号为集中人力物力、实行以富养贫的自救办法，并严惩救灾不力及舞弊徇私之人。不输捐、不恤贫的为富不仁的人就是灾民公敌，等于汉奸。其办法为组织宣传队，宣传救灾工作，查考如有舞弊、徇私等不法情事即报请惩办。为加强宣传，各报纸在春荒期间应尽量刊登与救灾有关之社论，对与宣传有关的办法，救灾事实、救灾义行，应尽量刊登。
此时国民政府将救灾作为中心工作，既是“补过”，也是“掩过”。文中的“加强救灾宣传”“使错杂之观念与悖谬之言论无由发生，而后方能正视听”，明显有掩人耳目之嫌。同时，蒋介石采用的办法是化被动为主动，把救灾的话语权抢到自己手上。
民间组织，义赈募捐
自古以来，赈灾就分朝赈、官赈和义赈三部分，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组织都应依次肩负救灾的责任。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由于中央政府的衰微、地方吏治的腐败，民间义赈的力量便格外突出。
其中成绩最好的，首推国际救济会。国际救济会是一个全国范围的、长期性的民间赈灾机构。其组织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传教士。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布道传教，而救灾恰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西方传教士的救灾，往往选择“官赈不及之处，奇穷极苦之民”，确定在某一地区进行经常性赈济。在赈济过程中，他们又特别注重区分轻重缓急，首先赈济受灾最严重者，因此救灾的成效特别显著。
国际救济会的重点救灾地区是郑州。流萤在《友情的巨手》《“死角”的弦上》等通讯报道中，对国际救济会在郑州的工作做了详细报道。《“死角”的弦上》说，郑州在1943年4月前，除了国际救济会的4个可以吃半饱的粥厂、一个难童学校以外，救灾工作根本没有开展，只有散发馍票之类零星的布施。
在《友情的巨手》（《前锋报》1943年4月17日）中，流萤写道：郑州的救灾工作，现在虽然大规模地展开，但入手最早，成绩也最好的，仍是国际救济会。
他们已经办起的，现有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十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国际救济会在大饥荒发生前就存在，目的是为救济从沦陷区来的难民。1942年7月河南旱象呈现后，他们便开始收罗流浪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孤儿。到9月，灾情更加严重，他们设置了4个粥厂。另外，请救济总会拨来巨款，分配给第一专区灾重的县份，除郑州外，还有广武、荥阳、汜水、密县、中牟、尉氏、洧川、新郑等8县。
赈灾款每月开支有240多万元，但负会计责任的人，只有年逾七十的谢可法老牧师一人。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除了传教士外，河南各界民间的赈济力量也发挥了作用。
在重庆，中央政府要员中有很多人捐献字画，于右任等写了对联，冯玉祥画了《耕地图》，后来在当时河南省政府驻地鲁山举办了书画展览，义卖捐献（司殿选《200万元赈济款之谜》）。河南前财政厅厅长曹仲植，虽已卸任，仍关心豫灾。为了募集赈灾款，他在四川自贡宴请当地的巨绅富商，一席酒下来，就募集到捐款四十多万元（《前锋报》社评，1943年2月28日《一切施政要配合救灾》）。
《前锋报》中记载了河南各地人民捐款捐物、力谋自救、以富养贫的不少善行义举。如《前锋报》社评《伟大的同情，可感的义举》（1943年3月8日），谈到南阳为了发动普遍的劝募劝借，救灾委员会的委员们，不顾雨雪，亲自挨家挨户地劝告有饭吃的人家为灾民舍馍舍饭；《前锋报》1943年4月7日社评《此时还不行善还待何时》，报道了信阳师范师生发出的“每餐节省一口馍”运动，“全校每日能节约四五十斤馍，半斤馍即可救一人一日不致饿死，信阳一校每日即可救活百人”。
弃婴，是大饥荒中常见的事。许多饥民总是趁着夜色，偷偷地把自己的婴儿扔到城内大街上，希望有好心人收养。婴儿的哭声划破夜空，显得特别凄惨。据杨却俗回忆，许昌县长李峰于1942年9月设立了一所育婴堂，杨却俗的夫人吴云芳是三青团中央团部女青年处的通讯员，作为女性，她对于随处可见的弃婴感到特别痛心，于是向女青年处递交了一份报告，申请收容弃婴。
女青年处对吴云芳表示支持，给她拨了4万元法币，让她收容了50名弃婴。
1943年2月底，《大公报》发起为豫灾募捐，数额已超过10万元。南阳《前锋报》连发4篇为灾童请命的社评，尤其强调对灾童的救助。报社自1942年9月起，就呼吁为灾童募捐（1942年9月13日《抢救河南灾童》）；从1943年4月起，报社代收捐款，这些捐款，大多来自政府、机关和学校，仅内乡县政府就捐了10万元，到了5月，报社已用募集到的捐款，救助了一千多个孩子（见《前锋报》社评，1943年5月6日《四为灾童请命》）。
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
1943年6月麦熟之后，历时近一年的河南大饥荒得到暂时的缓解，灾民们陆续回到故乡，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但在兵连祸结的河南，1943年，只是两次灾难之间的一个空隙。1944年春天，另一场灾难降临了。1944年4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即湘豫桂战役，意欲打通平汉线，建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
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豫中三十多个县城。尽管国民党军队确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诸如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河南的军队上层腐败，士气低落，更由于失去了河南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汤恩伯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截击他们，缴获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
1944年7月，河南南部桐柏山数万农民组成“国民救国军”，抗击国民党军队镇压。为什么河南老百姓会攻击驻扎河南的国民党军队？须知，这些军队是抗日军队，是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才驻扎在河南的呀！河南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思考的。他的部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河南民众截击后，他便把会战的失败归罪于老百姓，认为河南民众都是汉奸。于是造出舆论，甚至贴出标语，要对河南民众实行大屠杀（见《江河天地外》郭仲隗文）。
然而中原会战的实际情况，却被当时身陷战火、从逃难民众口中了解到汤恩伯军队如何腐败、如何见敌望风而逃、如何侵民扰民实况的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看在眼里，这位参政员，正是被河南人民誉为“郭青天”的郭仲隗。1944年9月，当重庆召开国民参议会第三届会议之时，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他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的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弹劾汤恩伯的《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
郭仲隗的这一提案，既是对汤恩伯罪行的揭露，也是为河南人民辩诬。显然，河南民众反抗汤恩伯、截击他的军队，并非是他们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而是汤恩伯的暴政引起了河南民众的刻骨仇恨。中原会战失败后，重庆河南同乡会推举老同盟会成员、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靳志执笔，给蒋介石上书，痛斥汤恩伯的所作所为，为河南老百姓鸣冤。《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中写道：
河南之败，在于军民不合作，中外皆知，不能隐讳。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国民，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
连蒋介石本人谈起河南的民变时，都不得不承认部队军纪的败坏、不得人心是主要原因，他说：
我们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辎重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用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1944年7月21日蒋中正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前锋报》1944年7月19日社评《豫省府应先从收拾人心作起》中谈到中原战争的失利时也说：
中央失去数十县关系已大，而中央失去千百万人心，所关之大，简直不可形容。老百姓的道理也很简单，到现在仍抱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观念。……抚民之政，又首先要从减轻人民负担与澄清吏治作起。河南人民尽其所能地支援国民政府抗日，抗战六年来，河南征兵、征实都是全国第一，他们对抗战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河南人民为什么会从最初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转而发展到与此目标截然相反的民变呢？
1990年代以来，随着白修德的晚年回忆录被译介到大陆，国人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这段历史的资料极度匮乏，也导致了有人对这段历史的种种误解和妄加猜测。在如何评价1944年春日军进犯时，河南民众夺国民党军队的枪支、发生民变一事时，“河南人是汉奸吗”的疑问又浮出水面。1994年2月9日，当年《豫灾剪影》的作者、年已83岁高龄的李蕤（即流萤）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以亲见亲历的当事人资格，再度为河南人民辩诬。他说：
这些灾民，尽管千辛万苦，死于途中的成百上千，但却没有人“就近”跑到沦陷区去享受日本人宣扬的“皇道乐土”“幸福生活”。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仍然知道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知道“西省”连着自己的祖国……
帮助日本人的汉奸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沦陷后的“维持会”，干这勾当的，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这和河南“许多老百姓”可以说毫无牵连，恰恰相反，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这些汉奸的受害者……
当时河南的“国军”主力，是蒋介石嫡系的汤恩伯部队。汤恩伯，依靠蒋介石的宠信，集党政军的权于一身，有“中原王”之称……日本兵一到，他们闻风丧胆，听到枪声便仓皇逃跑，而且沿途拉夫抓车，护送他们整箱满笼的货物及妻子儿女。行至豫西、豫西南山区一带，那里民风强悍，对这样的“国军”自然忍无可忍，便起来反抗，有下他们枪支的。特别到了宛西十三县，那里搞“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对这些溃兵毫不客气，迫使他们交出手中的武器。这些被截留下来的武器，绝大多数还是用来抗日自保，并未落入日本军人之手。这就是历史事实。
关于1942大饥荒的几个片段
人们用镰刀、菜刀剥树皮，把树皮磨成粉和面来吃，爱树军阀吴佩孚当年种下的榆树全被剥光了树皮。灾区的边缘地带有一个培训年轻军官的军事学院，几个军官经不住野蛮贪欲的普遍诱惑，到一个荒弃的村庄去打劫。此事激怒了他们的长官司令胡宗南，他下令把三个年轻的抢劫者拉到沙地上活埋，并且马上就执行了。
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在1942年10月决定要免除河南的征税，而当时地方上已经征齐了当年的税粮。
重庆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了2亿元法币，但运到灾区却只有8000万，都是百元一张的大票。然而，政府的银行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只兑给83元零钞。
——选自白修德关于1942大饥荒的系列报道
（本文节选自湖北人民出版社《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版序言。宋致新为《豫灾剪影》作者流萤的女儿，《1942——河南大饥荒》的编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