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瑞民市长  冬天里吹来刺骨风寒

——走失在信阳的“无名氏”
一个孩子是怎么失去生命和名字的

“他要走你们就让他走啊。”后来，苏美华哭着说，要是儿子当时跑掉了就好了。救助站的解释是，虽然是自愿救助，但何正果是警察送来的，让他跑掉，他们怕担不了责。

“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迷。”信阳市公安局对何正果的死因进行了调查，公安局局长陈洪杰向何正果的父母如是坦言。

“接下来的监控视频，孩子的母亲是不是就不要看了。”

信阳市公安局负责视频侦查的技术人员按下暂停，转过身来，小心地对来自湖南新化的苏美华说。视频里，时间暂停在2014年12月9日的清晨六点半，地点是河南信阳市精神病院的一号病房。画面里，苏美华17岁的儿子何正果，身上裹着被子，头埋在枕头下，侧躺着，睡熟了的样子。

苏美华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没听明白，一秒钟，她将身子扭向椅背，全身却颤了起来。12月9日的清晨，时间继续。起床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拿着杯子的精神病人站在了何正果的床尾，似乎是好奇他的毫无动静，用手推了推他的脚，看他没有反应，就焦躁起来，提起何正果的左脚脚踝，一把将他从被子里拖了出来。

像是一具被打翻的木偶，何正果歪斜着，仰面躺着，一只手从胸口滑了下来。这位被登记为“无名氏”的少年已经离开了人世。

离不开水的病人

“赔偿有几种方式，一种是走法律途径，一种是调解。如果是进法庭，那就要把所有的来龙去脉弄清楚，走失也是一个环节啊，何正果是未成年人，何文同志也是有责任的。如果是调解，就可以忽略。”何正果死亡半个月后，信阳市民政局局长邹洪邀请何正果的父母来信阳商量善后。

何文是何正果的父亲。12月4日上午，从北京开往湖南老家的火车上，他记得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他打哈哈，“爸，十点半的时候给我一根烟抽呗。”

17岁的何正果被检查出患有生殖细胞瘤和尿崩症。这一年，为了看病，何文带着儿子去了十次北京，辗转病床间。二十三次放疗、两次化疗后，病情有了好转，医生同意他们出院，一个月后再来。出院当晚，他们登上了回家的火车。上车前，他给儿子买了一大桶纯净水和两包红塔山。何正果的病症之一是嗜水，需要经常喝水。由于治病退了学，除了在家就是医院，见的人要么医生要么病友，何文说儿子心里烦躁，喜欢上了抽烟，他没有阻止，在北京的医院里，父子俩常常躲在厕所吞云吐雾。

到信阳的时候，是4日的早上8点20分，何文看了一眼站牌，又睡了过去，等他醒来，车开了，儿子却不见了。事后调看的火车站监控视频显示，早上9点11分，何正果出现在信阳火车站的出站口，混杂在一堆挑着大包小包的出站客中。他穿着深绿色的羽绒服，头上戴着一顶迷彩帽，这既是为了御寒，也是因为化疗后，他的头发刚长出来没多少。

如今，已经很难明白何正果为何会在信阳下车。可能是一时起意想透透气，错过了开车时间；可能是想趁父亲睡着出来抽根烟，没有及时赶回；也可能是想好了要离家出走。“得了病孩子心里也有压力。”何文说，让他懊悔的是，他没有发现一点儿征兆。

在火车站的监控视频里，何正果留下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出站前，他用手压了一下帽檐。他没有直接进入站前广场，而是向右转。那里有一块指示牌，显示厕所的位置，他的病让他嗜水，频繁上厕所。

后来，这一天中，人们看见何正果的地方，总离不开厕所和水源。在沃尔玛超市的卫生间外，一个当地人看见了他，他坐在休息的椅子上，“脸色煞白煞白的，像是得了很重的病”。

超市离火车站不足三百米，这时是下午四点半，一整个白天，何正果没有走出多远。超市的旁边就是小吃街，但他没钱，只有一个没有电话卡的手机。后来，他似乎决定沿着马路朝前走，他走得很慢，在路口右转。一家KTV的迎宾看见了他，何正果走上前，问能不能用下厕所。

再往前，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左转，离信阳市中医院就不远了。在不短的一段时光里，医院是他最熟悉的环境，而且，门口的指示牌上写着，“内有厕所，对外开放。”何正果出现在中医院的时候，是12月5日凌晨3点。这时，何文已经赶回了信阳，他在车站看了监控视频，确定儿子在信阳下车后，就去车站派出所报了警。这个时候，他正在火车站前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希冀能看见儿子。

这是何正果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里，和父亲相距最近的几分钟：不过一公里。3点09分，中医院妇产科的护士报了警，老城派出所的民警三分钟赶到医院，在走廊的椅子上发现了“嫌疑人”何正果：护士看见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还推婴儿室的门，以为他是偷小孩的。

“他要走你们就让他走啊”

赶到中医院的民警，是信阳市老城派出所的田圣保。在一份事后的报告中，他说当时他们排除了何正果偷婴儿的嫌疑，带回派出所后，何正果说了自己的名字和籍贯，但没有提供有效的父母联系方式。

“他只是找我要水喝，把我热水瓶里的水喝了一大半。”田圣保说，当时他还让何正果写了身份证号，但他写得不对，没有查出结果。但后来，他也告诉何正果的母亲苏美华，写有这个错误的身份证号的纸片，被他弄丢了。

5日凌晨3点43分，田圣保将何正果送到了信阳市救助站。“说句实话，警察将何正果送到救助站来，我们是可以不收的。我们救助的是流浪乞讨人员，他不是，他是走失人员。严格讲，何正果我们不应该接。”信阳市民政局副局长胡海峰说，当晚，他们接收这个小孩，也是出于好心。

一位当地民警称，原来也出现过警察将流浪乞讨人员送到救助站，最后死亡的事情。政府回过头来追究警察的责任，让他们很不服气，“错误主要在救助站”。

但信阳市民政局也有自己的说法。胡海峰称，按照国务院2011年关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建设的规定，公安机关要在救助保护机构建立警务室，派驻民警。

“如果我们那里有个警务室，何正果到我们那，首先警务室介入，查信息，就可能不会出现后面的情况。”胡海峰说，在救助站，警务室的门牌他们都配好了，但里面的桌子积了一层灰。市督查室督查了两次，公安局根本不理睬。

而胡海峰口中，那个不把民政局放在眼里的强势公安局原局长李长根，在何正果死前一个月，已经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

何正果进入救助站休息室的时候，是凌晨4点，里面摆了六张铁架床，四张床上都睡了人，另一张上堆着两个大包。唯一空着的床在最里面靠墙的位置。何正果在床上发现了一件红色的绒衣，他想问问这是谁的，但被吵醒的人都有些气急败坏。他站在自己的床前，没有躺下，站着发呆。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腐烂的气味，夜风让室温降低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所有人都将自己紧紧裹在被子里。何文说，他的儿子很爱干净，洗手都要洗两次。所以，何正果没有盖被子，他将双手插在兜里，坐在床上，睡着了。

5日早上7点42分，就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救助站的值班室有饮水机，监控录像里，何正果来到门口，看见一个受助人员在里面接水，他也想进来。值班人员伸出手，将他拦在门外。僵持了一会儿，何正果突然发力，冲到了饮水机前，这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一个受助人员从门外拖住何正果的衣领，将他往外拉，何正果抱着饮水机不松手，和水桶一起倒在了地上。屋里的人也赶来帮忙，用力掰开何正果的手指。但何正果不肯松手，在一旁看着的值班人员，便抬手打了一下他的头。最终，何正果被拖出门外，在地上打了个滚。

25分钟后，何正果试图逃跑。他冲向铁门，跑出了救助站。但一个工作人员正好站在门外，堵住了路，四个受助人员被叫了来，将他反剪双手押了回去。

“他要走你们就让他走啊。”后来，苏美华哭着说，要是儿子当时跑掉了就好了。救助站的解释是，虽然是自愿救助，但何正果是警察送来的，让他跑掉，他们怕担不了责。

何正果的帽子，就是在这时弄丢的。

一个小时后，另一件事，让救助站认定何正果袭击了工作人员。一个清洁工进入房间打扫卫生，何正果突然从后面抱住他的腰，似乎想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什么，清洁工打了一下他的手，何正果便顺势坐在床上，放弃了行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频繁喝水的缘故，何正果一直随身带一个接水的塑料瓶，但这时，瓶子不见了，他怀疑是清洁工将他的塑料瓶收了起来。

于是，工作人员判断，何正果“精神异常，有狂躁举止”，于是在上午11点，将他送往了信阳市精神病院。
 

一个接一个“失误”

何文的寻找只能用失败来形容。

他又一次和儿子失之交臂。5日这一天，旅店老板娘告诉他，信阳市只有一个救助站，他应该去那里看看。但何文决定先去派出所报案。他打印了儿子的照片，在背面写上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送往附近的四个派出所。

但可惜的是，他没有去稍远一点的老城派出所，而这个将他的儿子送往救助站的派出所，也没有将这一信息上报指挥中心。第二天，何文去了救助站。两个值班人员，一个在睡觉，一个说，今天是周六，要等周一才能核实。他拿出儿子的照片，照片里的何正果，穿着和送往救助站时一样的衣服，值班人员说，没有见过这个小孩。

实际上，这时，他的儿子已经在精神病院过了一天。

精神病院的生活非常规律。一道铁门将精神病区隔绝成封闭的环境。早上6点，病人起床，然后集体进餐，集体活动，集体服药，集体睡觉。送来精神病院时，何正果的身上沾有大小便，他换上了病号服，成人的病号服对他来说太大了，走路时，他不得不一手提着裤子。监控录像里，精神病院中的何正果，显得紧张而戒备。他没有人可以说话，也不大吃东西。

他的父亲在救助站寻找他的这一天，精神病院对何正果进行了常规的检查。除了发现他的身体虚弱外，主治医生王有斌诊断他患有疑似情感性精神障碍，安排服用小剂量的精神类药物。

何文坚决否认儿子的精神有问题，出院报告中，何正果被认为“神志清楚”，符合出院条件。“何正果交流没有问题，他的病灶可能让他有些冲动。”北京普仁医院陈雅静医生是何正果的主治医生，她说化疗带来的后果，除了身体比较虚弱，就是白细胞可能减少。

而信阳市精神病院让何正果服用的治疗情感性精神障碍的药物，盐酸丁螺环酮片，则是一种在病人白细胞减少时，需要谨慎使用的药物。

“我们不知道小孩的病史，他也没有说。”信阳市精神病院副院长周刚柱说，当他们发现何正果出现低烧时，还给他做了胸片检查。12月8日晚上，何正果上床睡觉前，还让护士帮他接了水喝。凌晨4点26分，他的腿在被子里弓了起来，胳膊摆了几下，而后便静止，没有动过了。

到底什么造成了何正果的死亡，可能永远也弄不清了。在死亡的第二天，他的遗体被火化。而骨灰，是没法检验的。“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信阳市公安局对何正果的死因进行了调查，公安局局长陈洪杰向何正果的父母如是坦言。

“命里没有救星”

12月10日，何正果的母亲苏美华在信阳贴吧上发帖，寻求帮助。她觉得孩子的父亲用错了方法，只有发动热心人，才可能找到自己的儿子。

事情的发展证实了她的判断。她的求助帖，在信阳最大的本地论坛上引发了回帖的狂潮。评论、转发、顶贴，贴吧吧主高攀发现，许多长期潜水的用户都开始发声，号召要帮忙寻找。他给苏美华打电话，告诉她，他们要组织志愿者全城寻找。

正能量澎湃勃发，一切似乎都光明起来，当天，就有人回帖，称曾见到过何正果。

苏美华随即赶赴信阳。她和几个志愿者决定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散发寻人启事，寻找目击者，动员志愿者。

每一项工作都富有成效。

11日晚上，他们打印了三百份寻人启事，第二天则是八百份。苏美华和高攀，每天都会接到十几个电话，向他们报告何正果可能的行踪，人们还看见他走在国道上，坐在花坛边，以及进商店买洗头膏。

许多的志愿者加入进来，本地的摩托车协会，义工组织，与何正果同样年纪的高中生，有人通知了本地的邮政员和城管，让他们时时注意。甚至，一个工厂的小老板，还给员工们放了假，专心找人。

12月13日，早上8点，苏美华接到了一个电话，信阳市中医院，当天报警的护士看到了寻人启事，告诉她，小孩早就被派出所带走了。

苏美华赶到了老城派出所，田圣保承认是自己将何正果送往救助站的。他于是开车送苏美华过去。一路上，田圣保都没想到事情会变得不可收拾，他向苏美华说，他今天本来休息，接了她的电话专门赶来。

到了救助站，田圣保出示了警官证，让值班人员拿来值班记录本，翻到5日那天，看到何正果的名字被错写成“何正国”，已经被送往了精神病院。

这时，高攀和几个志愿者也赶了来，大家便一起赶去精神病院。在值班室，护士同样告诉他们，没有收到一个叫“何正果”的孩子。如果他们不相信，收治的精神病人都在五楼病区，可以去找。他们于是上了五楼。

在第二道铁门之后，一间大房子里，病人们贴着墙，站成一排，目光游移。苏美华、田圣保和高攀被几个男护士保护在中间，匆匆看了一圈：只有精神病人，没有她的儿子。

她无法想象自己的儿子是如何熬下去的。他们只好又下去一楼，请求值班护士再找找记录。翻了三个记录本，护士告诉他们，真的没有收过一个叫“何正果”的孩子。12月5日这天，只收过一个精神病人，他的名字是“无名氏”。

护士告诉她，“无名氏”的主治医生叫王有斌。来到他的办公室，苏美华还没有拿出何正果的照片，王有斌便点点头，承认“我们是收了你的孩子”。高攀突然想起来，之前他们在五楼病区和护士交涉时，王有斌便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我的崽哪去了？”苏美华急急地问。王有斌却开始告诉她，他们对何正果进行了恰当的检查，护士们还给他买了牛奶。“我崽呢？”这不是她想听到的，苏美华突然觉得不妙。

“小孩猝死了。”后来，高攀打了电话，让志愿者不要再找了，但原因却一时讲不出口。为什么何正果的名字变成了“无名氏”，调查显示，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精神病院的登记表上，将何正果描述为“我站一流浪无名氏”。

何正果的遗体在死亡第二天就被火化，而没有遵循公示一个月的规定。胡海峰承认这是重大的失职，但也强调，在公示一月的新规没有出现之前，对于无名氏的遗体处理，确实是尽快火化。

何正果死亡十天后，信阳市公安局出具了调查报告，作出了两点结论：何正果在信阳活动期间，未受到殴打及其他暴力侵害；信阳市精神病医院未有明显过错。

“可能是孩子命里没有救星吧。”何文这么说，用来解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