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论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
| 发布时间： | 2009-06-25 | 点击次数： | 0 |
案情回放：
易中天：论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6-19
道德批评有“四项基本原则”，一是“保护隐私”，这是“隐私原则”；二是“尊重人格”，这是“人格原则”；三是“真实原则”，这是证据确凿；四是“公平原则”，这是立场公正。
其中，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是“真的原则”；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是“善的原则”。守住这四项基本原则，就守住了文明常识，现代文明就近在咫尺
一、程序最为重要
实话实说，我在撰写此文时，有过犹豫。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李辉先生这回可是做了一件好事。至少，从今往后，谁要再人模狗样地充“大师”，无论是自封还是退居，恐怕都得先考虑考虑了。这确实是很能宽慰人心的。想想也是！这年头，烟是假的，酒是假的，药是假的，奶粉是假的。好不容易出了个“国学大师”，又是假的，则公众之愤怒将如何？原本人五人六的“伪大师”终于被揭发了，则公众之兴奋又如何？
然而让我忧虑的，是在这“嘉年华”般的狂欢中，一些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被忘记了。比方说，文怀沙先生的基本人权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尊重？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不久，媒体上就赫然出现了“江湖骗子”之类的字眼。当然，那些狡猾的“标题党”，会虚情假意地打上引号，再加上问号，以规避责任。但他们难道真不知道，那些“看报只看标题”的读者，其实会得出什么结论？要知道，此时此刻，就连一些基本事实，都还没弄清楚呀！
同时被忘记的还有“程序公正”。也就是说，很少有人关心，李辉先生所持的立场是否公正，提供的证据是否确凿，使用的方法是否适当，论证的路径是否科学。实际上，由于李辉的“打假”既顺应民心，又一举成功，他的那些“犯规动作”也就无人在意，甚至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果不是何三畏先生出来说话，此案估计也就这样收场。
这就无疑会留下一个隐患，也会带来一个隐忧，即只要“师出有名”，任何人便都可以效法李辉，在公共空间“道德飙车”。因为李辉是“英雄”嘛，因为他赢得了一片喝彩嘛！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李辉做得，我做不得？其结果，势必是你也“质疑”，我也“质疑”；你也“揭短”，我也“揭短”。最后呢？尸横遍野，人人自危。
显然，李辉被媒体打造成“道德勇士”，比文怀沙被打扮成“国学大师”还要恐怖。“伪大师”顶多骗骗不懂事的，“真勇士”却是所向披靡，可以动不动就“手执钢鞭将你打”，无人能够幸免，下一个不知轮到谁。当然，也有不认为李辉先生是“勇士”，并对其动机表示怀疑的。但这，却为我所坚决反对。我认为，批评不能问动机，论事只能看结果。比方说，撞死谭卓的胡斌，难道会有“杀人动机”？当然没有。所以，李辉是不是与文老有“过节”，或者“受人指使”，我根本就不感兴趣。而且，我也坚决反对讨论动机问题，因为那只会造成新一轮的“道德飙车”。我甚至不关心他的结论是否正确，更不关心他倒腾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我关心的，只是“车速”和“交规”。或者说，只关心他的“质疑”是否做到了“程序公正”，因为程序比结果还重要。
还是打比方吧！闹市区，可不可以开车？可以。所以，在公共空间，也可以进行道德批评。在闹市区开车，能不能问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不能。所以，批评不能问动机。但是，如果他撞了人呢？对不起，必须接受处理。所以，论事只能看结果。至于如何处理，则要看是否违反交通规则。所以，程序比结果更重要。那么，如果一个人在闹市区飙车，被他撞死的，又碰巧是一个在逃的罪犯呢？我们能够因此就称他为“英雄”，不再追究他飙车的责任吗？恐怕不能吧！因为一旦飙车合法，那撞起人来可就不分好坏了。
显然，在公共空间进行道德批评，第一不能问动机，第二应该看结果，第三必须讲程序。而且，“程序公正”还必须高于“实质正义”，因为程序就是“交通规则”。因此，我们需要讨论“交规”问题，我们也必须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底线在哪？原则为何？
二、原则必须坚守
第一条，我想应该是“证据确凿”，这也就是“真实原则”。说白了，就是你批评某个人有什么不对，得真有这事才行。这就不是“自己说”或者“有人说”就算数的，得有证据，还得确凿。如果使用了伪证，打假的就会变成造假的；证据不全，也可能制造冤案。那怎样才算“证据确凿”？一是真实，二是可靠，三是全面。比如你要说某人“年龄造假”，就得说清楚三点：造了没有？为什么造？怎么造的？三个方面，都要有证据，一个不能少。
按照这个标准来检视李辉，问题就大了。他指控文怀沙“年龄造假”，第一个问题（造了没有），证据不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造），只有猜测；第三个问题（怎么造的），完全不知。不要以为手上有一份档案材料的复印件，就是“铁证如山”。实话实说，那只叫“有证据”，不能叫“证据确凿”。陈明远等先生，就提出了不同证据嘛！所以这事只能叫“存疑”，不能叫“定论”，更不能断言文老“造假”。
或许有人会说，道德批评又不是法庭审案，犯得着这么较真吗？没错，法庭不重证据，很可能“草菅人命”。批评不是判刑，多半“草菅”不了。不过，也就是“多半”而已，未必一定不会。2007年7月16日晚，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名叫《史上最恶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现场千人哭成一片》的帖子。此后，众多媒体也相继做出报道。纸媒与网络，立即骂声一片。然而警方的调查却证明，这是一起“冤假错案”。历史上最毒的后妈，忽然又成了最冤的。真相大白之后，义愤填膺的人都不见了；而那位被冤枉的继母，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据说，她甚至企图用自杀的方式，来洗清自己的冤屈。知道了这个故事，请问谁还敢说没有确凿证据的道德批评，就一定不会杀人？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证据确凿”呢？办法很多，深入调查啦，小心求证啦，等等。但最根本的，还是“立场公正”。然而李辉先生的做法，却是“使用单边信息，只听一面之词”。何三畏先生批评李辉“硬生生地强调了他的工作方法，是不屑于见他的主人公（指文怀沙）”。其实在我看来，见与不见，不是问题。就算李辉肯去见，文怀沙也肯见他，谁又能保证文老先生都说真话，不说假话？事主的话，就一定靠得住？也是“一面之词”嘛！
实际上，李辉的问题，不是“不见”，而是“不屑”。这就等于公开宣布放弃公正立场。由于放弃公正立场，这才只听另一面的“一面之词”。不是说“另一面”的话就听不得，何况其中还不乏令人尊敬的文化老人。所以，这里没有“价值判断”，只有“工作方法”。众所周知，但凡是人，就难免片面性；而“兼听则明”，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李辉先生即便“不屑于”听文怀老的，听听“第三方”的意见，总可以吧？然而他不。为什么不？因为用不着。为什么用不着？因为在收集证据之前，他已经判文怀沙道德死刑了。
说起来，这才是李辉先生的问题所在-先入为主。李辉先生说得很清楚，他是在2007年听到别人转述的文怀沙的一句话，才决定“追寻真相”的。决定之前，则已然骂过“王八蛋”。这可真是“冲冠一怒为传言，两年追寻‘王八蛋’”，可以写进文化史，或做茶余饭后之谈资的。只不过这样一来，证据的选择就有了一个“标准”：能证明是“王八蛋”的，就采信;不能证明的，就不采信。至于那些能够证明的说法，来自哪里，是否可靠，是证据确凿，还是街谈巷议，他就不管了。可见李辉先生对证据的收集，是既有“片面性”，又有“随意性”。这样的“调查”，还可信吗？这样的“文风”，能提倡吗？
因此，我们还应该提出第二条原则，即“公平原则”，也就是必须“立场公正”。立场公正，才不会偏听偏信；不偏听偏信，才能证据确凿，也才能做到“真实”。可见真实与公正，是必须坚守的原则。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就不但会让自己的结论丧失公信力，也很容易会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而这，则正是李辉先生“道德飙车”的又一个问题。
三、底线不能突破
李辉先生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吗？突破了。哪一条？不能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的隐私道德，无论是似是而非的或是真实确凿的追查。当然，他事出有因。原因，就是要证明文怀沙的入狱不是“政治迫害”；而某些人作此“篡改”，无论有意无意，都是“欺骗公众”。这并没有错，做起来也很简单，只要公布两个事实就行：一、文怀沙被强制劳教是在1963年；二、正式拘留是在1964年。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人反对江青，也不可能有人因此入狱。讲清楚了这一点，则谣言也好，谎言也罢，都不攻自破。如果觉得还不够落实，也可以说：据我掌握的确凿证据，文怀沙的入狱决非“政治迫害”，而是“另有原因”。但为了保护诸多当事人的隐私，恕不公布。如果文怀沙先生提出反诉，则不再保密。
可惜李辉不。为什么不？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以我小人之心，度他君子之腹，或许是觉得“不过瘾”。总之，由于只有李辉自己知道的原因，他把“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这句话说了出来，而且前面连“涉嫌”两个字都没有。或许有人会说，判都判了，还说什么“涉嫌”？对不起，阁下又忘记历史背景了。再说一遍：所谓“劳教”，是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审判”，更没有“律师辩护”，就可以随便执行的。因此，只要说到“劳教”，无论是说“文怀沙”，抑或是说“武怀沙”，其“罪名”之前，都必须冠以“涉嫌”二字，或“所谓”二字，否则就是对那个“违宪制度”的默认，也是对众多无辜的亵渎，其中就包括李辉向所尊敬的一些文化老人，比如黄苗子先生。
更何况，“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这句话，不但公布了文怀沙先生的隐私，也公布了那“妇女十余人”的隐私。如果有“狗仔队”之流，依据李辉先生提供的方向，按图索骥，把这“十余人”的名单都公布出来，以证明李辉先生“所言不诬”，试想将会是什么结果？那可真是“伤及无辜”！这种后果，李辉先生真没想过？所谓“投鼠忌器”，李辉先生当真不知？如此不假思索、匆忙上路，难道还不是“飙车”？
飙车的感觉确实很爽，然而人类文明的又一条底线却也被突破，那就是“即便证据确凿的罪犯，也享有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可是，当某些媒体和某些人因此群起而攻之，痛骂“骗子”、“流氓”的时候，老人的人格，可曾得到起码的尊重？没错，文怀沙不是“大师”。但不是大师，就一定是骗子？或者就“什么都不是”？至少也是“公民”吧！说得再绝一点，就算文怀沙是一个“杀人犯”或“强奸犯”，是不是也还有受到起码尊重的权利？
欺人不能太甚，过度就是不公。我同意何三畏先生的观点：“只要是有价值的命题，对谁都可以质疑。但一定要有人格尊重。即便你‘不喜欢的人’，也跟你有同样人格。”然而李辉先生却“一开始就是凌厉的道德攻势，就没有把文怀沙先生摆在平等的人格上”。这就不可效法，也必须批评。因为如果大家都跟着他这样做，你也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也不尊重，大家都不尊重，则普天之下，请问谁还有被尊重的人格？
因此，我们还必须强调两条底线：一是“保护隐私”，这就是“隐私原则”；二是“尊重人格”，这就是“人格原则”。它们与前面说的“真实原则”（证据确凿）和“公平原则”（立场公正），合为道德批评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是“真的原则”；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是“善的原则”。守住这些原则，现代文明就近在咫尺；背弃这些原则，现代文明就远在天边。所言妥否，请李辉先生和衮衮诸公赐教。
（作者：易中天；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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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批评有“四项基本原则”，一是“保护隐私”，这是“隐私原则”；二是“尊重人格”，这是“人格原则”；三是“真实原则”，这是证据确凿；四是“公平原则”，这是立场公正。
其中，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是“真的原则”；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是“善的原则”。守住这四项基本原则，就守住了文明常识，现代文明就近在咫尺
一、程序最为重要
实话实说，我在撰写此文时，有过犹豫。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李辉先生这回可是做了一件好事。至少，从今往后，谁要再人模狗样地充“大师”，无论是自封还是退居，恐怕都得先考虑考虑了。这确实是很能宽慰人心的。想想也是！这年头，烟是假的，酒是假的，药是假的，奶粉是假的。好不容易出了个“国学大师”，又是假的，则公众之愤怒将如何？原本人五人六的“伪大师”终于被揭发了，则公众之兴奋又如何？
然而让我忧虑的，是在这“嘉年华”般的狂欢中，一些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被忘记了。比方说，文怀沙先生的基本人权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尊重？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不久，媒体上就赫然出现了“江湖骗子”之类的字眼。当然，那些狡猾的“标题党”，会虚情假意地打上引号，再加上问号，以规避责任。但他们难道真不知道，那些“看报只看标题”的读者，其实会得出什么结论？要知道，此时此刻，就连一些基本事实，都还没弄清楚呀！
同时被忘记的还有“程序公正”。也就是说，很少有人关心，李辉先生所持的立场是否公正，提供的证据是否确凿，使用的方法是否适当，论证的路径是否科学。实际上，由于李辉的“打假”既顺应民心，又一举成功，他的那些“犯规动作”也就无人在意，甚至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果不是何三畏先生出来说话，此案估计也就这样收场。
这就无疑会留下一个隐患，也会带来一个隐忧，即只要“师出有名”，任何人便都可以效法李辉，在公共空间“道德飙车”。因为李辉是“英雄”嘛，因为他赢得了一片喝彩嘛！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李辉做得，我做不得？其结果，势必是你也“质疑”，我也“质疑”；你也“揭短”，我也“揭短”。最后呢？尸横遍野，人人自危。
显然，李辉被媒体打造成“道德勇士”，比文怀沙被打扮成“国学大师”还要恐怖。“伪大师”顶多骗骗不懂事的，“真勇士”却是所向披靡，可以动不动就“手执钢鞭将你打”，无人能够幸免，下一个不知轮到谁。当然，也有不认为李辉先生是“勇士”，并对其动机表示怀疑的。但这，却为我所坚决反对。我认为，批评不能问动机，论事只能看结果。比方说，撞死谭卓的胡斌，难道会有“杀人动机”？当然没有。所以，李辉是不是与文老有“过节”，或者“受人指使”，我根本就不感兴趣。而且，我也坚决反对讨论动机问题，因为那只会造成新一轮的“道德飙车”。我甚至不关心他的结论是否正确，更不关心他倒腾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我关心的，只是“车速”和“交规”。或者说，只关心他的“质疑”是否做到了“程序公正”，因为程序比结果还重要。
还是打比方吧！闹市区，可不可以开车？可以。所以，在公共空间，也可以进行道德批评。在闹市区开车，能不能问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不能。所以，批评不能问动机。但是，如果他撞了人呢？对不起，必须接受处理。所以，论事只能看结果。至于如何处理，则要看是否违反交通规则。所以，程序比结果更重要。那么，如果一个人在闹市区飙车，被他撞死的，又碰巧是一个在逃的罪犯呢？我们能够因此就称他为“英雄”，不再追究他飙车的责任吗？恐怕不能吧！因为一旦飙车合法，那撞起人来可就不分好坏了。
显然，在公共空间进行道德批评，第一不能问动机，第二应该看结果，第三必须讲程序。而且，“程序公正”还必须高于“实质正义”，因为程序就是“交通规则”。因此，我们需要讨论“交规”问题，我们也必须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底线在哪？原则为何？
二、原则必须坚守
第一条，我想应该是“证据确凿”，这也就是“真实原则”。说白了，就是你批评某个人有什么不对，得真有这事才行。这就不是“自己说”或者“有人说”就算数的，得有证据，还得确凿。如果使用了伪证，打假的就会变成造假的；证据不全，也可能制造冤案。那怎样才算“证据确凿”？一是真实，二是可靠，三是全面。比如你要说某人“年龄造假”，就得说清楚三点：造了没有？为什么造？怎么造的？三个方面，都要有证据，一个不能少。
按照这个标准来检视李辉，问题就大了。他指控文怀沙“年龄造假”，第一个问题（造了没有），证据不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造），只有猜测；第三个问题（怎么造的），完全不知。不要以为手上有一份档案材料的复印件，就是“铁证如山”。实话实说，那只叫“有证据”，不能叫“证据确凿”。陈明远等先生，就提出了不同证据嘛！所以这事只能叫“存疑”，不能叫“定论”，更不能断言文老“造假”。
或许有人会说，道德批评又不是法庭审案，犯得着这么较真吗？没错，法庭不重证据，很可能“草菅人命”。批评不是判刑，多半“草菅”不了。不过，也就是“多半”而已，未必一定不会。2007年7月16日晚，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名叫《史上最恶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现场千人哭成一片》的帖子。此后，众多媒体也相继做出报道。纸媒与网络，立即骂声一片。然而警方的调查却证明，这是一起“冤假错案”。历史上最毒的后妈，忽然又成了最冤的。真相大白之后，义愤填膺的人都不见了；而那位被冤枉的继母，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据说，她甚至企图用自杀的方式，来洗清自己的冤屈。知道了这个故事，请问谁还敢说没有确凿证据的道德批评，就一定不会杀人？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证据确凿”呢？办法很多，深入调查啦，小心求证啦，等等。但最根本的，还是“立场公正”。然而李辉先生的做法，却是“使用单边信息，只听一面之词”。何三畏先生批评李辉“硬生生地强调了他的工作方法，是不屑于见他的主人公（指文怀沙）”。其实在我看来，见与不见，不是问题。就算李辉肯去见，文怀沙也肯见他，谁又能保证文老先生都说真话，不说假话？事主的话，就一定靠得住？也是“一面之词”嘛！
实际上，李辉的问题，不是“不见”，而是“不屑”。这就等于公开宣布放弃公正立场。由于放弃公正立场，这才只听另一面的“一面之词”。不是说“另一面”的话就听不得，何况其中还不乏令人尊敬的文化老人。所以，这里没有“价值判断”，只有“工作方法”。众所周知，但凡是人，就难免片面性；而“兼听则明”，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李辉先生即便“不屑于”听文怀老的，听听“第三方”的意见，总可以吧？然而他不。为什么不？因为用不着。为什么用不着？因为在收集证据之前，他已经判文怀沙道德死刑了。
说起来，这才是李辉先生的问题所在-先入为主。李辉先生说得很清楚，他是在2007年听到别人转述的文怀沙的一句话，才决定“追寻真相”的。决定之前，则已然骂过“王八蛋”。这可真是“冲冠一怒为传言，两年追寻‘王八蛋’”，可以写进文化史，或做茶余饭后之谈资的。只不过这样一来，证据的选择就有了一个“标准”：能证明是“王八蛋”的，就采信;不能证明的，就不采信。至于那些能够证明的说法，来自哪里，是否可靠，是证据确凿，还是街谈巷议，他就不管了。可见李辉先生对证据的收集，是既有“片面性”，又有“随意性”。这样的“调查”，还可信吗？这样的“文风”，能提倡吗？
因此，我们还应该提出第二条原则，即“公平原则”，也就是必须“立场公正”。立场公正，才不会偏听偏信；不偏听偏信，才能证据确凿，也才能做到“真实”。可见真实与公正，是必须坚守的原则。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就不但会让自己的结论丧失公信力，也很容易会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而这，则正是李辉先生“道德飙车”的又一个问题。
三、底线不能突破
李辉先生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吗？突破了。哪一条？不能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的隐私道德，无论是似是而非的或是真实确凿的追查。当然，他事出有因。原因，就是要证明文怀沙的入狱不是“政治迫害”；而某些人作此“篡改”，无论有意无意，都是“欺骗公众”。这并没有错，做起来也很简单，只要公布两个事实就行：一、文怀沙被强制劳教是在1963年；二、正式拘留是在1964年。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人反对江青，也不可能有人因此入狱。讲清楚了这一点，则谣言也好，谎言也罢，都不攻自破。如果觉得还不够落实，也可以说：据我掌握的确凿证据，文怀沙的入狱决非“政治迫害”，而是“另有原因”。但为了保护诸多当事人的隐私，恕不公布。如果文怀沙先生提出反诉，则不再保密。
可惜李辉不。为什么不？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以我小人之心，度他君子之腹，或许是觉得“不过瘾”。总之，由于只有李辉自己知道的原因，他把“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这句话说了出来，而且前面连“涉嫌”两个字都没有。或许有人会说，判都判了，还说什么“涉嫌”？对不起，阁下又忘记历史背景了。再说一遍：所谓“劳教”，是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审判”，更没有“律师辩护”，就可以随便执行的。因此，只要说到“劳教”，无论是说“文怀沙”，抑或是说“武怀沙”，其“罪名”之前，都必须冠以“涉嫌”二字，或“所谓”二字，否则就是对那个“违宪制度”的默认，也是对众多无辜的亵渎，其中就包括李辉向所尊敬的一些文化老人，比如黄苗子先生。
更何况，“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这句话，不但公布了文怀沙先生的隐私，也公布了那“妇女十余人”的隐私。如果有“狗仔队”之流，依据李辉先生提供的方向，按图索骥，把这“十余人”的名单都公布出来，以证明李辉先生“所言不诬”，试想将会是什么结果？那可真是“伤及无辜”！这种后果，李辉先生真没想过？所谓“投鼠忌器”，李辉先生当真不知？如此不假思索、匆忙上路，难道还不是“飙车”？
飙车的感觉确实很爽，然而人类文明的又一条底线却也被突破，那就是“即便证据确凿的罪犯，也享有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可是，当某些媒体和某些人因此群起而攻之，痛骂“骗子”、“流氓”的时候，老人的人格，可曾得到起码的尊重？没错，文怀沙不是“大师”。但不是大师，就一定是骗子？或者就“什么都不是”？至少也是“公民”吧！说得再绝一点，就算文怀沙是一个“杀人犯”或“强奸犯”，是不是也还有受到起码尊重的权利？
欺人不能太甚，过度就是不公。我同意何三畏先生的观点：“只要是有价值的命题，对谁都可以质疑。但一定要有人格尊重。即便你‘不喜欢的人’，也跟你有同样人格。”然而李辉先生却“一开始就是凌厉的道德攻势，就没有把文怀沙先生摆在平等的人格上”。这就不可效法，也必须批评。因为如果大家都跟着他这样做，你也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也不尊重，大家都不尊重，则普天之下，请问谁还有被尊重的人格？
因此，我们还必须强调两条底线：一是“保护隐私”，这就是“隐私原则”；二是“尊重人格”，这就是“人格原则”。它们与前面说的“真实原则”（证据确凿）和“公平原则”（立场公正），合为道德批评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是“真的原则”；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是“善的原则”。守住这些原则，现代文明就近在咫尺；背弃这些原则，现代文明就远在天边。所言妥否，请李辉先生和衮衮诸公赐教。
（作者：易中天；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