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松专利 人活着就是一张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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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李云松专利 人活着就是一张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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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维权还是“专利流氓”？男子诉多家拟上市公司侵权惹争议
——上海警方查明，2015至2017年间，李云松等人向4家单位索216.3万，实得款116.3万,被控敲诈勒索罪
2018年09月26日 星期三 新京报
以专利侵权的名义，向多家拟上市公司提出诉讼，得到和解费后再撤诉。上海多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李云松，被贴上“专利流氓”的标签。
李云松的家属王千文不认同“专利流氓”的说法。她说，被侵权后提起诉讼，是专利发明者的权利，“和解费”也并非敲诈勒索而来，“你用我的技术你就该付费，这是天经地义的。”
据上海市公安局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消息，2009年起，李云松用自己经营的公司，申请了六七百项专利。这些专利多数并未实际使用，但李云松经搜索发现如果拟上市企业侵犯专利权，就会“借专利诉讼之名敲诈勒索”。
2018年1月10日，李云松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拘留，次日，其弟弟李云柏被警方刑拘。据上海市公安局消息，李云松的公司没有任何实体业务，其专利大都是模仿其他品牌，技术含量低，营收大部分来自诉讼的和解费。2015年至2017年间，李云松等人以此方法，向4家单位索取216.3万元，实际得款116.3万元。
8月24日，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李云松、李云柏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发明大王”
今年36岁的山东滨州人李云松，在大学期间就是校内知名的“发明大王”。新型冲洗水箱、交叉式折叠自行车、超常寿命电灯……他的多项作品，获得山东省科技协会的奖项，发明的“循环自滤式水族箱”，申请到国家新型实用专利。为此，学校提供了一间实验室，专门供他做研究。
2007年毕业后，李云松来到上海，找了一份撰写专利的工作。两年后，他开始创业，注册了科斗、本星等多家公司，主要做知识产权服务和技术研发。
据李云松家属王千文介绍，公司的技术研发方向是智能家居，如智能遥控器，一个遥控可以控制多个家用电器；再如智能窗帘，可以用电子设备控制窗帘的开合。除此之外，不同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也是公司主要的研究项目。
“一项技术在研发过程中，往往有大量专利产生。”王千文称，项目推进过程中，李云松以个人或公司的名义，注册了大量专利。其申请的专利数量接近1000项，其中400-600项专利拿到证书，公司每年的专利维护费，达到10万余元。
李云松曾提到，专利产生经济价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专利出售给其他公司。2013年，他曾将汽车领域的专利卖给上海一家公司，赚取30多万元。这些年，他一共卖掉100余项专利，每项价格数万元不等。
2017年这一年，依靠手中的专利，李云松的公司盈利三四百万元。李云松供述，收入基本上来源于技术许可和代写专利，其中代写专利收入约占60万元。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诉讼。获取专利后，他会进行市场检索，寻找侵权产品，通过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偿，或并购买他的专利。
李云松供述，2016年至2017年，他以侵犯专利权为由，共发起30起左右的诉讼。这些诉讼大部分撤诉，其中有部分和解后撤诉，有些被法院判决败诉，有些还在诉讼过程中，无最终胜诉的诉讼。
上市前的诉讼
起诉侵权对象时，李云松常常会选行业的龙头企业。他曾起诉过微软公司，并获得30万美元的和解费，国内电商平台的领军企业，也轮番成为其诉讼对象。
此前的诉讼，大多以和解的方式顺利告终，唯独与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掌阅公司）的诉讼，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李云松与掌阅公司的交锋，始于2017年3月份。彼时，他申请的两项专利取得证书，专利名称分别为，“通过图像采集获取网络连接的数据传输方式及其系统（简称：图像获取系统）”和“通过图像采集启动设备间数据传输的方式及其系统”（简称：图像启动系统）。
该技术“相当于拿手机扫一个特定的二维码，就可以很便捷地获取数据，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用手机扫码，可以下载电子书”。李云松的辩护律师袁洋解释。
李云松供述，获得证书后，他通过专利特征，在网上进行筛查，发现掌阅公司在使用这个专利。袁洋律师解释称，在电脑上登录掌阅公司官网，点开一本图书，会出现一个二维码，用掌阅手机APP扫描这个二维码，便可下载图书。他提到，这项技术侵犯了李云松上述两项专利权。
2017年3、4月份，李云松找到掌阅公司谈判，但没有谈妥。随后，他以科斗公司的名义，向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称掌阅公司侵犯其图像获取系统的专利权。作为数字阅读平台的龙头，那时，掌阅公司正处于拟上市阶段。据中国证券网消息称，在2015年底完成首轮融资后，掌阅公司开启了IPO（首次公开募股）征程。这一情况，李云松是知情的。
诉讼期间，他和掌阅公司进行商谈，但未达成统一意见。之后，李云松以专利无法当庭演示，证据上有瑕疵为由撤诉。几个月后，他以相同原因，又向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对此，李云松供述称，他公司地址在上海，且取得新证据，所以又一次起诉。
法院开庭前，他再次与掌阅公司进行和谈。此次和谈达成统一意见：掌阅公司以80万元，购买科斗公司及相关公司持有的所有专利项目许可。双方签订协议后，掌阅公司先行支付了50万元，科斗公司撤诉。
二次谈判
“这次协议，掌阅公司留了两个漏洞。”李云松的辩护律师斯伟江提到，一个漏洞是，李云松将上述专利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给掌阅公司，但未提及掌阅的客户——预装掌阅APP的手机商，“协议中，并未约定，掌阅的客户也可以使用该专利。”第二个漏洞是，协议中没有保证，许可给掌阅公司的专利，在此之前未许可给他人。
斯伟江说，据此，李云松发起诉讼。一诉掌阅公司违约；二诉掌阅的客户——多家使用该技术的手机商。此外，李云松虚构日期，以科斗公司的名义，与弟弟李云柏名下的步岛公司，签订专利许可协议，谎称在掌阅公司之前，科斗公司已将图像启动系统的专利权，独家许可给步岛公司。实际上，步岛公司是由李云松控制。
发起诉讼后，李云松授意弟媳以步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披露对掌阅公司发起的专利纠纷诉讼。斯伟江说，据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一旦涉及专利诉讼，企业上市的计划可能被终止。
2017年8月27日，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立案。不久，掌阅公司的代表和李云松再次坐到谈判桌前。据李云柏供述，2017年9月17日，李云松打电话告诉他，向证监会提交举报材料后，掌阅公司收到证监会的问询函，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主动联系他，要求和步岛公司的负责人见面谈谈。
之后，李云柏以步岛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与李云松一起同掌阅公司谈解决方案。谈判最终结果是，掌阅公司支付给步岛公司80万元，先支付10万元，上市后再付尾款。两天后，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作出裁定：步岛公司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按撤诉处理。
“专利流氓”
除掌阅公司，厦门的盈趣公司，杭州的古北公司、鸿雁公司，也在李云松发起诉讼后，与其签订和解协议或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并支付钱款。上述公司被诉时，一家公司在IPO阶段，一家公司处于深圳股市主板上市进程中，还有一家公司则处于融资阶段。据此，李云松被认为“专挑拟上市公司起诉”。与这四家公司的“诉后和解”，也成为检方指控其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
检方提到，李云松向这四家公司索取216.3万元，实际得款116.3万元。另外，检方提出，四家公司均认为不构成侵权，但为了避免影响上市、融资或担心诉讼成本过高，被迫和李云松签订协议。
据上海市公安局7月26日消息，2017年，部分受访单位向警方反映，近年来，拟IPO（首次公开募股）企业在上市阶段，常收到同行、竞争对手专利权诉讼。不少IPO企业倒在“专利”门前。获悉相关线索后，经侦总队会同浦东分局组成联合专案组，破获上述案件。
2018年1月10日，李云松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李云柏也因此罪名被刑拘。警方提到，李云松等人储备了六七百项专利，待合适的拟上市企业出现后，再借专利诉讼之名敲诈勒索。其公司没有任何实体业务，营收大部分来自诉讼和“和解费”，而其专利大都是模仿其他品牌，技术含量低。
警方发布的消息指出，由于对此类案件的处置在上海无先例可循，李云松等人的“收益”，是在看似“合法合理”的民事诉讼及庭外和解中产生。于是，警方深入高校法学院及相关司法部门，开展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得出的结论是：李云松的手法，表面是争夺专利权，实质上是一边打官司，一边对企业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企业交出财物，符合敲诈勒索的罪名特征。
李云松因此被贴上“专利流氓”的标签。
对此，王千文并不认可。她说，签订和解协议时并不存在敲诈和协迫，其中有两家公司，是在法院调解下进行和解的。李云松发起诉讼时，也没有专门挑选时间节点，“检方提到的鸿雁公司，并不是上市企业，而且也没有融资历史。”王千文说，与掌阅公司的诉讼，也是在专利得到授权半年后才提起的，“专利授权后，如果想要发起诉讼，通常要购买涉嫌侵权产品、侵权分析、准备起诉资料，所以半年后向掌阅公司提起诉讼，时间上是合理的，并不是专门挑对方上市或融资时起诉。”
袁洋律师提到，“选择合适的公司上市或融资时，提起诉讼，这也是一种策略，本身并不违法。”在真实维权的情况下，即便在维权时机等方面进行有意选择，仍属行使权利的自由，不能认定这一行为具有不正当性。
8月24日，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显示，2009年至案发，李云松申请大量技术领域的专利，未实际使用却通过上网搜索等途径，寻找在生产经营中使用与其相似专利的单位，向法院提起专利权纠纷诉讼，以影响企业经营、上市、融资为要挟，与被诉方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解协议等，迫使对方支付钱款，换取其撤诉或者不再主张权利。
李云松和李云柏被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要挟手段，强行索取公私财物，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正常维权or恶意诉讼
起诉他人专利侵权，反而被警方以敲诈勒索罪抓捕，此案引发司法界关注。京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学平告诉新京报记者，警方认为李云松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归纳起来，共有四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恶意诉讼和恶意举报，在法院终审中从来没有胜诉过；其二，专门选择拟上市的公司进行诉讼和举报；其三，名下的公司没有任何实体业务，营收大部分来自诉讼及和解费；其四，控制的专利大都是模仿其他品牌，技术含量低。
邓学平律师提到，我国法律中并不存在“恶意诉讼”或“恶意举报”的正式概念。诉讼或者举报，并不需要提起者出自善意。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在处理案件时，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甄别原告或者举报人的主观意图，而只需要审查判断起诉的理由是否成立、举报的事实是否属实。至于此前的诉讼是否胜诉，更非判断是否“恶意”的标准。“因为从逻辑上讲，每个案件都是不同的，此前败诉不代表今后永远败诉。”
另外，他解释称，拟上市的公司并非维权的禁区，如果其存在侵权行为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选择拟上市公司，利用其害怕影响上市进程的心理进行诉讼或者举报，充其量只是一种维权策略的选择，本身并不违法。至于当地警方提到的“威胁、要挟和恫吓”，需要结合证据判断李的言行是否超越了正常谈判的法律限度。
北京盛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利玮，对此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李云松第二次起诉掌阅公司，属于典型的“恶意诉讼”。“提起诉讼固然是一种权利，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披上诉讼外衣的行为，都可以免除刑事责任。”
知识产权行业微信公众号“IPRdaily”的署名文章也提到，基于诚实信用和节约程序的原则，李云松等人，应该将掌阅公司涉嫌侵犯的全部自有专利进行完整、及时地披露，这是其应尽的义务。李云松等人先是隐瞒了相关专利没有许可给掌阅公司的重要事实，再伪造文本时间，并将相关专利独占许可，给了他们所控制的步岛公司，然后再次以步岛公司的名义，起诉掌阅公司专利侵权，并向证监会举报。从这些行为的紧密联系和因果关系上判断，李云松具有非法获取掌阅公司更多和解费的预谋和主观故意。
蒋利玮律师认为，对于本案中的被告来说，无效宣告以及诉讼周期漫长，影响上市融资，提出专利无效宣告以及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应诉的律师费用，又高于和解金额。因此，即便明知道不侵权，也只能接受和解。
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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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维权还是“专利流氓”？男子诉多家拟上市公司侵权惹争议
——上海警方查明，2015至2017年间，李云松等人向4家单位索216.3万，实得款116.3万,被控敲诈勒索罪
2018年09月26日 星期三 新京报
以专利侵权的名义，向多家拟上市公司提出诉讼，得到和解费后再撤诉。上海多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李云松，被贴上“专利流氓”的标签。
李云松的家属王千文不认同“专利流氓”的说法。她说，被侵权后提起诉讼，是专利发明者的权利，“和解费”也并非敲诈勒索而来，“你用我的技术你就该付费，这是天经地义的。”
据上海市公安局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消息，2009年起，李云松用自己经营的公司，申请了六七百项专利。这些专利多数并未实际使用，但李云松经搜索发现如果拟上市企业侵犯专利权，就会“借专利诉讼之名敲诈勒索”。
2018年1月10日，李云松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拘留，次日，其弟弟李云柏被警方刑拘。据上海市公安局消息，李云松的公司没有任何实体业务，其专利大都是模仿其他品牌，技术含量低，营收大部分来自诉讼的和解费。2015年至2017年间，李云松等人以此方法，向4家单位索取216.3万元，实际得款116.3万元。
8月24日，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李云松、李云柏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发明大王”
今年36岁的山东滨州人李云松，在大学期间就是校内知名的“发明大王”。新型冲洗水箱、交叉式折叠自行车、超常寿命电灯……他的多项作品，获得山东省科技协会的奖项，发明的“循环自滤式水族箱”，申请到国家新型实用专利。为此，学校提供了一间实验室，专门供他做研究。
2007年毕业后，李云松来到上海，找了一份撰写专利的工作。两年后，他开始创业，注册了科斗、本星等多家公司，主要做知识产权服务和技术研发。
据李云松家属王千文介绍，公司的技术研发方向是智能家居，如智能遥控器，一个遥控可以控制多个家用电器；再如智能窗帘，可以用电子设备控制窗帘的开合。除此之外，不同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也是公司主要的研究项目。
“一项技术在研发过程中，往往有大量专利产生。”王千文称，项目推进过程中，李云松以个人或公司的名义，注册了大量专利。其申请的专利数量接近1000项，其中400-600项专利拿到证书，公司每年的专利维护费，达到10万余元。
李云松曾提到，专利产生经济价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专利出售给其他公司。2013年，他曾将汽车领域的专利卖给上海一家公司，赚取30多万元。这些年，他一共卖掉100余项专利，每项价格数万元不等。
2017年这一年，依靠手中的专利，李云松的公司盈利三四百万元。李云松供述，收入基本上来源于技术许可和代写专利，其中代写专利收入约占60万元。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诉讼。获取专利后，他会进行市场检索，寻找侵权产品，通过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偿，或并购买他的专利。
李云松供述，2016年至2017年，他以侵犯专利权为由，共发起30起左右的诉讼。这些诉讼大部分撤诉，其中有部分和解后撤诉，有些被法院判决败诉，有些还在诉讼过程中，无最终胜诉的诉讼。
上市前的诉讼
起诉侵权对象时，李云松常常会选行业的龙头企业。他曾起诉过微软公司，并获得30万美元的和解费，国内电商平台的领军企业，也轮番成为其诉讼对象。
此前的诉讼，大多以和解的方式顺利告终，唯独与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掌阅公司）的诉讼，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李云松与掌阅公司的交锋，始于2017年3月份。彼时，他申请的两项专利取得证书，专利名称分别为，“通过图像采集获取网络连接的数据传输方式及其系统（简称：图像获取系统）”和“通过图像采集启动设备间数据传输的方式及其系统”（简称：图像启动系统）。
该技术“相当于拿手机扫一个特定的二维码，就可以很便捷地获取数据，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用手机扫码，可以下载电子书”。李云松的辩护律师袁洋解释。
李云松供述，获得证书后，他通过专利特征，在网上进行筛查，发现掌阅公司在使用这个专利。袁洋律师解释称，在电脑上登录掌阅公司官网，点开一本图书，会出现一个二维码，用掌阅手机APP扫描这个二维码，便可下载图书。他提到，这项技术侵犯了李云松上述两项专利权。
2017年3、4月份，李云松找到掌阅公司谈判，但没有谈妥。随后，他以科斗公司的名义，向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称掌阅公司侵犯其图像获取系统的专利权。作为数字阅读平台的龙头，那时，掌阅公司正处于拟上市阶段。据中国证券网消息称，在2015年底完成首轮融资后，掌阅公司开启了IPO（首次公开募股）征程。这一情况，李云松是知情的。
诉讼期间，他和掌阅公司进行商谈，但未达成统一意见。之后，李云松以专利无法当庭演示，证据上有瑕疵为由撤诉。几个月后，他以相同原因，又向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对此，李云松供述称，他公司地址在上海，且取得新证据，所以又一次起诉。
法院开庭前，他再次与掌阅公司进行和谈。此次和谈达成统一意见：掌阅公司以80万元，购买科斗公司及相关公司持有的所有专利项目许可。双方签订协议后，掌阅公司先行支付了50万元，科斗公司撤诉。
二次谈判
“这次协议，掌阅公司留了两个漏洞。”李云松的辩护律师斯伟江提到，一个漏洞是，李云松将上述专利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给掌阅公司，但未提及掌阅的客户——预装掌阅APP的手机商，“协议中，并未约定，掌阅的客户也可以使用该专利。”第二个漏洞是，协议中没有保证，许可给掌阅公司的专利，在此之前未许可给他人。
斯伟江说，据此，李云松发起诉讼。一诉掌阅公司违约；二诉掌阅的客户——多家使用该技术的手机商。此外，李云松虚构日期，以科斗公司的名义，与弟弟李云柏名下的步岛公司，签订专利许可协议，谎称在掌阅公司之前，科斗公司已将图像启动系统的专利权，独家许可给步岛公司。实际上，步岛公司是由李云松控制。
发起诉讼后，李云松授意弟媳以步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披露对掌阅公司发起的专利纠纷诉讼。斯伟江说，据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一旦涉及专利诉讼，企业上市的计划可能被终止。
2017年8月27日，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立案。不久，掌阅公司的代表和李云松再次坐到谈判桌前。据李云柏供述，2017年9月17日，李云松打电话告诉他，向证监会提交举报材料后，掌阅公司收到证监会的问询函，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主动联系他，要求和步岛公司的负责人见面谈谈。
之后，李云柏以步岛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与李云松一起同掌阅公司谈解决方案。谈判最终结果是，掌阅公司支付给步岛公司80万元，先支付10万元，上市后再付尾款。两天后，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作出裁定：步岛公司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按撤诉处理。
“专利流氓”
除掌阅公司，厦门的盈趣公司，杭州的古北公司、鸿雁公司，也在李云松发起诉讼后，与其签订和解协议或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并支付钱款。上述公司被诉时，一家公司在IPO阶段，一家公司处于深圳股市主板上市进程中，还有一家公司则处于融资阶段。据此，李云松被认为“专挑拟上市公司起诉”。与这四家公司的“诉后和解”，也成为检方指控其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
检方提到，李云松向这四家公司索取216.3万元，实际得款116.3万元。另外，检方提出，四家公司均认为不构成侵权，但为了避免影响上市、融资或担心诉讼成本过高，被迫和李云松签订协议。
据上海市公安局7月26日消息，2017年，部分受访单位向警方反映，近年来，拟IPO（首次公开募股）企业在上市阶段，常收到同行、竞争对手专利权诉讼。不少IPO企业倒在“专利”门前。获悉相关线索后，经侦总队会同浦东分局组成联合专案组，破获上述案件。
2018年1月10日，李云松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李云柏也因此罪名被刑拘。警方提到，李云松等人储备了六七百项专利，待合适的拟上市企业出现后，再借专利诉讼之名敲诈勒索。其公司没有任何实体业务，营收大部分来自诉讼和“和解费”，而其专利大都是模仿其他品牌，技术含量低。
警方发布的消息指出，由于对此类案件的处置在上海无先例可循，李云松等人的“收益”，是在看似“合法合理”的民事诉讼及庭外和解中产生。于是，警方深入高校法学院及相关司法部门，开展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得出的结论是：李云松的手法，表面是争夺专利权，实质上是一边打官司，一边对企业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企业交出财物，符合敲诈勒索的罪名特征。
李云松因此被贴上“专利流氓”的标签。
对此，王千文并不认可。她说，签订和解协议时并不存在敲诈和协迫，其中有两家公司，是在法院调解下进行和解的。李云松发起诉讼时，也没有专门挑选时间节点，“检方提到的鸿雁公司，并不是上市企业，而且也没有融资历史。”王千文说，与掌阅公司的诉讼，也是在专利得到授权半年后才提起的，“专利授权后，如果想要发起诉讼，通常要购买涉嫌侵权产品、侵权分析、准备起诉资料，所以半年后向掌阅公司提起诉讼，时间上是合理的，并不是专门挑对方上市或融资时起诉。”
袁洋律师提到，“选择合适的公司上市或融资时，提起诉讼，这也是一种策略，本身并不违法。”在真实维权的情况下，即便在维权时机等方面进行有意选择，仍属行使权利的自由，不能认定这一行为具有不正当性。
8月24日，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显示，2009年至案发，李云松申请大量技术领域的专利，未实际使用却通过上网搜索等途径，寻找在生产经营中使用与其相似专利的单位，向法院提起专利权纠纷诉讼，以影响企业经营、上市、融资为要挟，与被诉方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解协议等，迫使对方支付钱款，换取其撤诉或者不再主张权利。
李云松和李云柏被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要挟手段，强行索取公私财物，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正常维权or恶意诉讼
起诉他人专利侵权，反而被警方以敲诈勒索罪抓捕，此案引发司法界关注。京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学平告诉新京报记者，警方认为李云松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归纳起来，共有四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恶意诉讼和恶意举报，在法院终审中从来没有胜诉过；其二，专门选择拟上市的公司进行诉讼和举报；其三，名下的公司没有任何实体业务，营收大部分来自诉讼及和解费；其四，控制的专利大都是模仿其他品牌，技术含量低。
邓学平律师提到，我国法律中并不存在“恶意诉讼”或“恶意举报”的正式概念。诉讼或者举报，并不需要提起者出自善意。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在处理案件时，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甄别原告或者举报人的主观意图，而只需要审查判断起诉的理由是否成立、举报的事实是否属实。至于此前的诉讼是否胜诉，更非判断是否“恶意”的标准。“因为从逻辑上讲，每个案件都是不同的，此前败诉不代表今后永远败诉。”
另外，他解释称，拟上市的公司并非维权的禁区，如果其存在侵权行为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选择拟上市公司，利用其害怕影响上市进程的心理进行诉讼或者举报，充其量只是一种维权策略的选择，本身并不违法。至于当地警方提到的“威胁、要挟和恫吓”，需要结合证据判断李的言行是否超越了正常谈判的法律限度。
北京盛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利玮，对此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李云松第二次起诉掌阅公司，属于典型的“恶意诉讼”。“提起诉讼固然是一种权利，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披上诉讼外衣的行为，都可以免除刑事责任。”
知识产权行业微信公众号“IPRdaily”的署名文章也提到，基于诚实信用和节约程序的原则，李云松等人，应该将掌阅公司涉嫌侵犯的全部自有专利进行完整、及时地披露，这是其应尽的义务。李云松等人先是隐瞒了相关专利没有许可给掌阅公司的重要事实，再伪造文本时间，并将相关专利独占许可，给了他们所控制的步岛公司，然后再次以步岛公司的名义，起诉掌阅公司专利侵权，并向证监会举报。从这些行为的紧密联系和因果关系上判断，李云松具有非法获取掌阅公司更多和解费的预谋和主观故意。
蒋利玮律师认为，对于本案中的被告来说，无效宣告以及诉讼周期漫长，影响上市融资，提出专利无效宣告以及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应诉的律师费用，又高于和解金额。因此，即便明知道不侵权，也只能接受和解。
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发自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