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传奇：起来，起来，不愿沉沦的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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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浦东传奇：起来，起来，不愿沉沦的上海人
1990 开发浦东“中国正在建立亚洲的金融中心，同时向世界证明，他仍然未关闭对世界的大门”1990年7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在一篇关于浦东开发报道的开头写道。
1990年的中国似乎需要向世界证明，他仍然在积极地融入世界，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纪思道这名普利策奖得主，当时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将他经济发展的中心从珠三角移到了长三角，这被后来将近20年的历史所证明。
但他没有看到的是，无论是财税制度的设计，还是政治体制，中国的城市都高度依赖中央政策，20年过去了，通过政策，中国锻造了深圳、上海，后来则是天津等城市，但政策光环的褪去，也让深圳这样的城市感觉到世道的艰难。
解放前，上海就是中国城市的骄傲，虽然革命后被诟病为代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革命年代的中国人，都以拥有一款上海生产的工业品而自豪。
但上海人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市伟大带来的便利。计划经济像抽水机一样，使得上海虽然贵为全国工业先驱，体现工农优越性的城市，但无奈不仅钱无法留在自己手上，而且由于上海拥有大量的工业人才，在1960年代以备战为主题的三线建设中，上海人被大量调至中西部，从此在那扎根。此后，上山下乡对上海又是一次人才的大量流失。
19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窘境：上海 “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1980年代中期，江泽民任上海市长时，浦东开发就被列入议事日程。1986年，上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上海总体规划方案》，在国务院的批复中正式明确了开发浦东。1988年5月，上海组织召开了有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
但浦东开发真正被确立还是1990年。此前，党内头号人物邓小平一直念叨着让上海也成为像深圳那样的经济特区，但党内也有老同志认为，不能把口子开得太多。从建国后一直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曾经批示了一份材料，名为《旧中国租借的由来》，对经济特区的建设持保留意见。
1989年政治风波后，对特区的建设显得更为敏感，全世界都想看看中国，是否还在保持与世界的接触。
此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在89之后受到了动摇，苏东局势的发展使得防止和平演变之声甚嚣尘上。此时的浦东开发被看成是一场保守和改革之间的拉锯战。
1990年5月，在首次浦东开发开放新闻发布会上，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就质问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我个人认为中国在退步，浦东的开发开放能行吗？
谁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力挺。1991年1月27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前往上海，1月28日晚上抵达上海。在去驻地途中，他听取朱镕基的汇报，然后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此间，邓小平在上海呆了一个月，四处参观走访，并到处宣扬改革和开放。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他给上海打气之后，3月2日、12日和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但即使如此，中共党刊《求是》还是在1991年第9期发表了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在文章的末尾，这篇文章严厉地问道：”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1991年，苏联的倒台让官方舆论中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即要求有两个中心，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以“防止和平演变为中心”。
1992年1月，邓小平又带着全家老小进行了著名的“南巡”，途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也为当时争论不下的路线之争基本划伤了句号。
邓小平在南巡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后来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写入党章，也被看成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个一锤定音式的南巡使得浦东开始了一段飞速的发展。他也印证了朱镕基之前的话。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朱镕基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浦东开发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政府印迹。他的发展主要依靠城市建设和外资投入，与浙江、江苏、广东的许多自发的“中国制造”模式颇有差别。浦东的城市建设资金一开始就大量来自于政府的土地批租，可以说是中国各个地方卖地财政的先驱。
朱镕基在1990年5月1日专门为浦东开发筹资做宣传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开发浦东需要投入几百亿元的资金。而当时，来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内仅给上海提供65亿元资金，而且主要是贷款，大部分资金要靠上海自筹。
1995年3月，上海的一批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学者在川沙召开了一次延续三天的研讨会，形成了一份提交给中央、请求浦东在服务贸易领域向外资先行先试开放的请示报告。
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建议中央允许浦东新区在服务贸易某些领域实行对外资开放。包括：一、允许外资银行在浦东试营人民币业务；二、允许在浦东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三、允许在浦东设立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四、允许内地其他省份的外贸公司到浦东设立子公司；五、在外高桥保税区实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
“深圳人看到这个文件非常惊讶。”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说，这个文件奠定了浦东发展金融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基础。“浦东的发展，与中央的功能性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八五”、“九五”和“十五”期间。这些政策首先体现在资金支持上，允许浦东多渠道筹措资金。“八五”时期，通过优惠政策，浦东先后从中央和银行获得资金217.5亿元人民币。“九五”期间则筹资到了200亿元人民币。这些融资被主要投向浦东国际机场、地铁二号线等第二轮十大基础设施建设。
在财政体制方面，则有“八五”期间新增财力全留浦东，和“九五”期间的“浦发基金”政策(以1995年为基数，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中央拿走的部分，再返还给浦东作为发展基金)等。
浦东通过财政体制获得留用增量财政收入59.4亿元，为以“两桥一路”(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杨高路)为主的第一轮十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使浦东新区形象开发轮廓初现。
不仅如此，在“十五”期间，中央还允许浦东先行试点离岸金融业务、允许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燃油期货等交易品种。
在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征收15%的所得税，并根据项目和行业不同分别实施“五免五减半”、“二免三减半”、“一免二减半”等；对产品出口企业减征所得税，对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境外或用于境内再投资免征或减征所得税等——正是在此政策的巨大吸引下，大批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来浦东投资。
更关键的是功能开放政策，中央也允许浦东“先行先试”。比如，贸易服务业开放方面，国务院允许在浦东，外商投资经营金融服务业和商品零售业、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在浦东和上海市开展保险服务业务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十五”期间，国家还赋予了浦东“保税区政策”。外高桥保税区更是在“区港联动”方面争取到了“先行先试”，即在1.03平方公里国际物流园区实行进区退税政策、中转集装箱拼拆箱政策、非贸易项下的购汇试点等。
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的一份内部文件说，与其他经济特区相比，浦东新区除没有立法权外，“享受的功能性政策与经济特区基本并列，部分政策还优于经济特区”。
但是政府规划的弊端也渐渐显现。浦东低价飞涨后，可卖之地急速下降。另外，高昂的地价使得浦东的商务成本高企，许多企业纷纷迁往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等地。
而可以消耗得起高昂成本的金融等服务业企业，又暂时无法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在一片追赶上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鼓噪声中，上海受限于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完全非主导性，利率无法市场化，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等。这些都是目前浦东发展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特区和浦东的发展，是全国各地争取中央政策支持的最好范例。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26个城市提出要建金融中心，而东西南北又出现了众多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比拼成为一个城市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
浦东开发，确实晚了——专访前浦东新区区委常委邵煜栋
浦东开发什么时候开始迅速推进的？为什么选在浦东？
邵煜栋：上海是国家的钱袋子，每年要交钱的。但是这个钱袋子年久失修，漏钱了，破了。80年代后期上海得了严重的“城市病”，道路拥挤，空气污染，人均绿化全国倒数：80万个煤球炉，还有80万个马桶，算一个国际大都市，但黄埔江上发生大雾的时候，船就过不了。1987年12月10号发生了“黄埔江踩踏血案”。当时在码头上踩死了3个人，伤15个人，全国震动。上海又没人搞破坏，就是大雾天过过江人还踩死了。
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是当时上海的主要领导，当时就提出来，“起来，不愿意上海沉沦的人们”，喊出了这个口号。当时由汪道涵同志，上海的老市长组成了一个组，开始整个浦东进行全的规划调查。
发展的时候当时上海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北上，和宝钢联在一起，想在那里发展；还有一个南下，在金山石化杭州湾的地方发展。但是开完两次国际研讨会，国内外专家意见几乎是一致的，都是东进，跨过黄埔江，就是这么一块宝地，开始向中央报。中央在1987年发文，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当时还没有同意开发，就是你要做好准备，赶快创造条件。
网易新闻：浦东先期的路桥水电基础设施投资很大，当时这个钱是怎么筹来的？
邵煜栋：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上海市自己的资金的投入，第二个是外资进入，第三个有是银行贷款。上海从90年开始以后有一个叫“救水工程”，把上海“自己借自己还”的机制建立起来，这个钱不是中央给的，上海自己外经贸可以借，包括香港这个地方借钱融资，然后把已经建完的基础设施，比如大桥和水道，其中的部分产权卖掉。
像当时两座大桥一条隧道，他们25年的产权50%卖给了香港的中信集团。但是桥还在我这里，水道还在我这里（我们在用）。我们为什么愿意卖呢？我们一下子拿到了25亿，又可以建第三座桥，第四座桥，机制上走活了，朱镕基当时讲我们自己借自己还，不要国家承担任何风险，用了这种机制，把上海的基础设施投进去了。
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大事记1984年，邓小平南下广东提出，除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同年5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10月10日，中、德两国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主持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
1986年8月29日，国务院批准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9年9月13日，上海港跃居世界第四大港。
1990年4月18日，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2年10月11日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撤销川沙县，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域包括原川沙县，上海县的三林乡，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的浦东部分。1993年1月浦东新区正式成立。
1990年5月24日，法国在华第一个独资企业—液化空气上海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在浦东设立外高桥保税区。同年7月27日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成立。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991年11月19日，上海市区第一座跨越黄浦江大桥—南浦大桥建成通车。
1994年10月1日，位于上海黄浦江畔、浦东陆家嘴嘴顶上的东方明珠塔建成。整座塔高468米，仅次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和俄罗斯莫斯科市的电视塔，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隔江相望，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高塔，已成为上海城市标志性建筑和旅游热点。
1995年8月18日，上海金茂大厦工程合同签字仪式举行。它由上海建工集团、日本大林组、法国西宝营公司、香港其士公司联合参与，并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总承包。1998年7月17日，金茂国际大厦举行竣工典礼，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建设部部长俞正声以及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出席典礼。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自此，“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正式建立。
1997年3月26日，中美合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和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合资合同在京签署。由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浦东新区合资组建的这两大企业，总投资达15.7亿美元，投资双方各占50%股份，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最大的中美合资项目。
2001年4月1日，中国大陆首个全封闭集装箱箱管区在上海港诞生。即日起，上海港外高桥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港区内，将实现与生产无关的人和车的全封闭式管理，这标志着上海港的集装箱管理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1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等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2001年10月，上海成为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举办地。会议发表了《上海宣言》，通过了《上海共识》、《数字APEC战略》、《反恐声明》、《北京倡议》等一系列文件。
2002年12月3日，上海申办“世界博览会”成功。本次世博会将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中国上海举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003年1月4日，上海磁悬浮列车正式开始商业运营。上海磁悬浮列车专线西起上海地铁2号线的龙阳路站，东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专线全长29.863公里，是世界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专线。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第九十六次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2005年8月10日，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05]83号）精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正式挂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要承担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金融市场监测、金融信息分析研究、金融产品研发和交易、区域金融合作等职责。
2008年8月28日，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地区、101层楼高492米的世界最高的综合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落成启用，世界最高的观光厅也于8月30日下午2时正式对外开放。
2008年11月29日，在毗邻金茂大厦与环球金融中心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腹地，总高度达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破土动工，预计将成为中国新的最高建筑。据悉，“上海中心”总投资额预估高达148亿元人民币，外观螺旋造型象征中国和谐的文化精神。预计2012年结构封顶且部分投入运营，2014年竣工交付使用。
2009年1月22日，上海市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08年全年上海GDP达到13698.15亿元，比上年增长9.7%。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经济的增长既有惊喜，亦临困难：一方面人均GDP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而另一方面，自1992年以来增速首度下滑至10%以下。
2009年3月，国务院通过加快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两个中心”）的意见。
2009年4月9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标志着人民币结算由此前仅限于边贸领域开始向一般国际贸易拓展。
邵煜栋：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面对日本，北上韩国，南下港澳台，他的辐射面正好对着亚洲经济最富的地区，浦东正好是上海入海口，又有大片的农田，所以动迁量要比浦西小得多，相对成本低，但是回报率高，就看到了这个，所以人家回到这里来。他要什么人才都有，于是这个地方占领了，就可以作为一个跳板。
网易新闻：您在《浦东奇迹》里谈到90年代西方各国有的“中国威胁论”，当时你们在上海感觉到了这种情绪吗？
邵煜栋：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94年专门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们将害怕中国”，说现在按照浦东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国不要多少年，他预测大概是20年左右就会把美国当成一道“好菜”来吃。头版画了一个漫画，漫画上面是一个中国的筷子夹着美国国旗，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威胁论”。
我们马上写文章反击，第一个，他们逻辑错误，推理错误，一个国家本来是穷的，一旦富起来他就吃人家，那如果变化了就要吃人家，那就要一直穷下去，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富国永远富，穷国永远穷。第二，历史常识错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吃人家”的历史记录，现在没有，包括将来也不会吃人家。第三个，媒体定位错误，你这个媒体应该为中美两国的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做促进作用，而不应该制造“中国威胁论”的东西。
网易新闻：您现在回头来看，浦东开发是不是晚了？
邵煜栋：邓小平有一句名言，《邓选》三卷最后一篇，南巡讲话，里面有一段重要的话：“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在搞四个特区的时候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小平同志明确写到是一个大失误，当时整理《邓选》三卷的同志建议过——你是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世界上的伟人，人家都敬重你，不要讲大失误，用别的意思，我们来改。小平说失误就是失误，共产党人讲实事求是，放上了就不要改。
所以说浦东开发确实按照整体发展是晚了，如果和深圳当年同时起步的话，那现在不得了了，他的规模和现在都完全不一样。
但是要想，上海是不允许失败的，深圳当时如果没有成功不要紧的，对全国没有影响的，本身就不交钱的地方。 (本文来源：网易 )
1990 开发浦东“中国正在建立亚洲的金融中心，同时向世界证明，他仍然未关闭对世界的大门”1990年7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在一篇关于浦东开发报道的开头写道。
1990年的中国似乎需要向世界证明，他仍然在积极地融入世界，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纪思道这名普利策奖得主，当时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将他经济发展的中心从珠三角移到了长三角，这被后来将近20年的历史所证明。
但他没有看到的是，无论是财税制度的设计，还是政治体制，中国的城市都高度依赖中央政策，20年过去了，通过政策，中国锻造了深圳、上海，后来则是天津等城市，但政策光环的褪去，也让深圳这样的城市感觉到世道的艰难。
解放前，上海就是中国城市的骄傲，虽然革命后被诟病为代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革命年代的中国人，都以拥有一款上海生产的工业品而自豪。
但上海人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市伟大带来的便利。计划经济像抽水机一样，使得上海虽然贵为全国工业先驱，体现工农优越性的城市，但无奈不仅钱无法留在自己手上，而且由于上海拥有大量的工业人才，在1960年代以备战为主题的三线建设中，上海人被大量调至中西部，从此在那扎根。此后，上山下乡对上海又是一次人才的大量流失。
19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窘境：上海 “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1980年代中期，江泽民任上海市长时，浦东开发就被列入议事日程。1986年，上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上海总体规划方案》，在国务院的批复中正式明确了开发浦东。1988年5月，上海组织召开了有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
但浦东开发真正被确立还是1990年。此前，党内头号人物邓小平一直念叨着让上海也成为像深圳那样的经济特区，但党内也有老同志认为，不能把口子开得太多。从建国后一直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曾经批示了一份材料，名为《旧中国租借的由来》，对经济特区的建设持保留意见。
1989年政治风波后，对特区的建设显得更为敏感，全世界都想看看中国，是否还在保持与世界的接触。
此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在89之后受到了动摇，苏东局势的发展使得防止和平演变之声甚嚣尘上。此时的浦东开发被看成是一场保守和改革之间的拉锯战。
1990年5月，在首次浦东开发开放新闻发布会上，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就质问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我个人认为中国在退步，浦东的开发开放能行吗？
谁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力挺。1991年1月27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前往上海，1月28日晚上抵达上海。在去驻地途中，他听取朱镕基的汇报，然后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此间，邓小平在上海呆了一个月，四处参观走访，并到处宣扬改革和开放。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他给上海打气之后，3月2日、12日和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但即使如此，中共党刊《求是》还是在1991年第9期发表了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在文章的末尾，这篇文章严厉地问道：”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1991年，苏联的倒台让官方舆论中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即要求有两个中心，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以“防止和平演变为中心”。
1992年1月，邓小平又带着全家老小进行了著名的“南巡”，途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也为当时争论不下的路线之争基本划伤了句号。
邓小平在南巡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后来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写入党章，也被看成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个一锤定音式的南巡使得浦东开始了一段飞速的发展。他也印证了朱镕基之前的话。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朱镕基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浦东开发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政府印迹。他的发展主要依靠城市建设和外资投入，与浙江、江苏、广东的许多自发的“中国制造”模式颇有差别。浦东的城市建设资金一开始就大量来自于政府的土地批租，可以说是中国各个地方卖地财政的先驱。
朱镕基在1990年5月1日专门为浦东开发筹资做宣传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开发浦东需要投入几百亿元的资金。而当时，来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内仅给上海提供65亿元资金，而且主要是贷款，大部分资金要靠上海自筹。
1995年3月，上海的一批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学者在川沙召开了一次延续三天的研讨会，形成了一份提交给中央、请求浦东在服务贸易领域向外资先行先试开放的请示报告。
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建议中央允许浦东新区在服务贸易某些领域实行对外资开放。包括：一、允许外资银行在浦东试营人民币业务；二、允许在浦东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三、允许在浦东设立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四、允许内地其他省份的外贸公司到浦东设立子公司；五、在外高桥保税区实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
“深圳人看到这个文件非常惊讶。”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说，这个文件奠定了浦东发展金融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基础。“浦东的发展，与中央的功能性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八五”、“九五”和“十五”期间。这些政策首先体现在资金支持上，允许浦东多渠道筹措资金。“八五”时期，通过优惠政策，浦东先后从中央和银行获得资金217.5亿元人民币。“九五”期间则筹资到了200亿元人民币。这些融资被主要投向浦东国际机场、地铁二号线等第二轮十大基础设施建设。
在财政体制方面，则有“八五”期间新增财力全留浦东，和“九五”期间的“浦发基金”政策(以1995年为基数，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中央拿走的部分，再返还给浦东作为发展基金)等。
浦东通过财政体制获得留用增量财政收入59.4亿元，为以“两桥一路”(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杨高路)为主的第一轮十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使浦东新区形象开发轮廓初现。
不仅如此，在“十五”期间，中央还允许浦东先行试点离岸金融业务、允许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燃油期货等交易品种。
在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征收15%的所得税，并根据项目和行业不同分别实施“五免五减半”、“二免三减半”、“一免二减半”等；对产品出口企业减征所得税，对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境外或用于境内再投资免征或减征所得税等——正是在此政策的巨大吸引下，大批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来浦东投资。
更关键的是功能开放政策，中央也允许浦东“先行先试”。比如，贸易服务业开放方面，国务院允许在浦东，外商投资经营金融服务业和商品零售业、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在浦东和上海市开展保险服务业务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十五”期间，国家还赋予了浦东“保税区政策”。外高桥保税区更是在“区港联动”方面争取到了“先行先试”，即在1.03平方公里国际物流园区实行进区退税政策、中转集装箱拼拆箱政策、非贸易项下的购汇试点等。
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的一份内部文件说，与其他经济特区相比，浦东新区除没有立法权外，“享受的功能性政策与经济特区基本并列，部分政策还优于经济特区”。
但是政府规划的弊端也渐渐显现。浦东低价飞涨后，可卖之地急速下降。另外，高昂的地价使得浦东的商务成本高企，许多企业纷纷迁往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等地。
而可以消耗得起高昂成本的金融等服务业企业，又暂时无法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在一片追赶上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鼓噪声中，上海受限于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完全非主导性，利率无法市场化，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等。这些都是目前浦东发展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特区和浦东的发展，是全国各地争取中央政策支持的最好范例。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26个城市提出要建金融中心，而东西南北又出现了众多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比拼成为一个城市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
浦东开发，确实晚了——专访前浦东新区区委常委邵煜栋
浦东开发什么时候开始迅速推进的？为什么选在浦东？
邵煜栋：上海是国家的钱袋子，每年要交钱的。但是这个钱袋子年久失修，漏钱了，破了。80年代后期上海得了严重的“城市病”，道路拥挤，空气污染，人均绿化全国倒数：80万个煤球炉，还有80万个马桶，算一个国际大都市，但黄埔江上发生大雾的时候，船就过不了。1987年12月10号发生了“黄埔江踩踏血案”。当时在码头上踩死了3个人，伤15个人，全国震动。上海又没人搞破坏，就是大雾天过过江人还踩死了。
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是当时上海的主要领导，当时就提出来，“起来，不愿意上海沉沦的人们”，喊出了这个口号。当时由汪道涵同志，上海的老市长组成了一个组，开始整个浦东进行全的规划调查。
发展的时候当时上海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北上，和宝钢联在一起，想在那里发展；还有一个南下，在金山石化杭州湾的地方发展。但是开完两次国际研讨会，国内外专家意见几乎是一致的，都是东进，跨过黄埔江，就是这么一块宝地，开始向中央报。中央在1987年发文，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当时还没有同意开发，就是你要做好准备，赶快创造条件。
网易新闻：浦东先期的路桥水电基础设施投资很大，当时这个钱是怎么筹来的？
邵煜栋：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上海市自己的资金的投入，第二个是外资进入，第三个有是银行贷款。上海从90年开始以后有一个叫“救水工程”，把上海“自己借自己还”的机制建立起来，这个钱不是中央给的，上海自己外经贸可以借，包括香港这个地方借钱融资，然后把已经建完的基础设施，比如大桥和水道，其中的部分产权卖掉。
像当时两座大桥一条隧道，他们25年的产权50%卖给了香港的中信集团。但是桥还在我这里，水道还在我这里（我们在用）。我们为什么愿意卖呢？我们一下子拿到了25亿，又可以建第三座桥，第四座桥，机制上走活了，朱镕基当时讲我们自己借自己还，不要国家承担任何风险，用了这种机制，把上海的基础设施投进去了。
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大事记1984年，邓小平南下广东提出，除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同年5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10月10日，中、德两国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主持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
1986年8月29日，国务院批准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9年9月13日，上海港跃居世界第四大港。
1990年4月18日，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2年10月11日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撤销川沙县，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域包括原川沙县，上海县的三林乡，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的浦东部分。1993年1月浦东新区正式成立。
1990年5月24日，法国在华第一个独资企业—液化空气上海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在浦东设立外高桥保税区。同年7月27日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成立。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991年11月19日，上海市区第一座跨越黄浦江大桥—南浦大桥建成通车。
1994年10月1日，位于上海黄浦江畔、浦东陆家嘴嘴顶上的东方明珠塔建成。整座塔高468米，仅次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和俄罗斯莫斯科市的电视塔，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隔江相望，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高塔，已成为上海城市标志性建筑和旅游热点。
1995年8月18日，上海金茂大厦工程合同签字仪式举行。它由上海建工集团、日本大林组、法国西宝营公司、香港其士公司联合参与，并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总承包。1998年7月17日，金茂国际大厦举行竣工典礼，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建设部部长俞正声以及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出席典礼。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自此，“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正式建立。
1997年3月26日，中美合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和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合资合同在京签署。由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浦东新区合资组建的这两大企业，总投资达15.7亿美元，投资双方各占50%股份，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最大的中美合资项目。
2001年4月1日，中国大陆首个全封闭集装箱箱管区在上海港诞生。即日起，上海港外高桥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港区内，将实现与生产无关的人和车的全封闭式管理，这标志着上海港的集装箱管理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1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等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2001年10月，上海成为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举办地。会议发表了《上海宣言》，通过了《上海共识》、《数字APEC战略》、《反恐声明》、《北京倡议》等一系列文件。
2002年12月3日，上海申办“世界博览会”成功。本次世博会将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中国上海举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003年1月4日，上海磁悬浮列车正式开始商业运营。上海磁悬浮列车专线西起上海地铁2号线的龙阳路站，东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专线全长29.863公里，是世界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专线。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第九十六次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2005年8月10日，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05]83号）精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正式挂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要承担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金融市场监测、金融信息分析研究、金融产品研发和交易、区域金融合作等职责。
2008年8月28日，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地区、101层楼高492米的世界最高的综合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落成启用，世界最高的观光厅也于8月30日下午2时正式对外开放。
2008年11月29日，在毗邻金茂大厦与环球金融中心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腹地，总高度达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破土动工，预计将成为中国新的最高建筑。据悉，“上海中心”总投资额预估高达148亿元人民币，外观螺旋造型象征中国和谐的文化精神。预计2012年结构封顶且部分投入运营，2014年竣工交付使用。
2009年1月22日，上海市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08年全年上海GDP达到13698.15亿元，比上年增长9.7%。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经济的增长既有惊喜，亦临困难：一方面人均GDP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而另一方面，自1992年以来增速首度下滑至10%以下。
2009年3月，国务院通过加快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两个中心”）的意见。
2009年4月9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标志着人民币结算由此前仅限于边贸领域开始向一般国际贸易拓展。
邵煜栋：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面对日本，北上韩国，南下港澳台，他的辐射面正好对着亚洲经济最富的地区，浦东正好是上海入海口，又有大片的农田，所以动迁量要比浦西小得多，相对成本低，但是回报率高，就看到了这个，所以人家回到这里来。他要什么人才都有，于是这个地方占领了，就可以作为一个跳板。
网易新闻：您在《浦东奇迹》里谈到90年代西方各国有的“中国威胁论”，当时你们在上海感觉到了这种情绪吗？
邵煜栋：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94年专门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们将害怕中国”，说现在按照浦东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国不要多少年，他预测大概是20年左右就会把美国当成一道“好菜”来吃。头版画了一个漫画，漫画上面是一个中国的筷子夹着美国国旗，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威胁论”。
我们马上写文章反击，第一个，他们逻辑错误，推理错误，一个国家本来是穷的，一旦富起来他就吃人家，那如果变化了就要吃人家，那就要一直穷下去，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富国永远富，穷国永远穷。第二，历史常识错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吃人家”的历史记录，现在没有，包括将来也不会吃人家。第三个，媒体定位错误，你这个媒体应该为中美两国的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做促进作用，而不应该制造“中国威胁论”的东西。
网易新闻：您现在回头来看，浦东开发是不是晚了？
邵煜栋：邓小平有一句名言，《邓选》三卷最后一篇，南巡讲话，里面有一段重要的话：“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在搞四个特区的时候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小平同志明确写到是一个大失误，当时整理《邓选》三卷的同志建议过——你是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世界上的伟人，人家都敬重你，不要讲大失误，用别的意思，我们来改。小平说失误就是失误，共产党人讲实事求是，放上了就不要改。
所以说浦东开发确实按照整体发展是晚了，如果和深圳当年同时起步的话，那现在不得了了，他的规模和现在都完全不一样。
但是要想，上海是不允许失败的，深圳当时如果没有成功不要紧的，对全国没有影响的，本身就不交钱的地方。 (本文来源：网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