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层地狱：是李真飘荡的魂灵

“活该我倒霉。”那位官员说。就在打电话几天后，他陪几位朋友到白洋淀游玩。可上了船却不让开，一问才知道是李真来了。

“你的铁哥们来了，还不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其中一位朋友说。



“去吧？我怕他不记得我了；不去吧，那位朋友说了。再一想，他也未必忘掉自己。”他想到。

“走，和哥们李真打个招呼去。”他要在几个哥们跟前露一下脸。

他们一上岸，正好与李真碰了个正着。李真正被夹在前呼后拥的人群中。

“李真！”他喊了一声。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他，包括李真。

“李真！”他又喊了一声，并招手示意，试图让李真回忆起自己。

“你他妈的是哪儿的一个疯子？”李真扫了他一眼，随后骂了句，就被人簇拥着离岸上船了。

他说：“我的热脸迎了个冷屁股，恨不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妈的，他今天肯定又是喝多了……

我又给自己解围说。随后我又编了一些李真喝多酒后，不仅连朋友不认，就连家人都不认的故事。”

说完后，他又一想：不对，现在正是上午，到哪儿去喝酒呀？于是，他又想起了打李真的手机。

“喂，你是李真吗？你他妈的刚才为什么不理我？……噢，是不愿意暴露我们的关系……中午请我？不，我不去。我也来了几个朋友……一起吃？不，我还想自己好好请这几个朋友呢……我们真的不去……你要是一定请，就等我们到石家庄后再请吧。”

“这样我的朋友们又被镇住了。也算是我给自己找回了面子。”这位官员说。

听完他的讲述，我糊涂了，弄不清他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你累吗？”我问他。

“我哪能比得上你，你不在官场混。我呢……”他说罢哈哈大笑。我注意到，这位官员笑时，不仅脸变了形，还没了眼睛。

“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怪不得林语堂这样讽刺。

乔：现在怎么看过去那些争脸的心理行为？

李：感觉这也是种不健康的心态。说穿了也许是自卑的表现。就像对病人态度不好的，往往是个别水平不高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往往用发脾气来掩盖自己的底气不足。

乔：爱面子、争面子的后果是什么？

李：苦了百姓。

乔：说说看。

李：你要面子，下面自然就有给你撑面子的。一下去，前簇后拥的人越跟越多，款待你的排场越闹越大。这边，一顿饭花数千元，桌上的饭菜仅吃一点点，有的菜连筷子都不动……而那边呢？老百姓还啃着像盐一样咸的咸菜……

乔：这样下去也会毁掉自己的形象，甚至是前途。我记得有句话：“面子害人之毒，过于蛇蝎；面子害人之烈，猛于燎原之火。”

李：是这样。我不就是个例证吗？

乔：你曾说，你在位时十分风光，吃喝玩乐都不用花钱。我不明白，你那样爱面子，为什么还受贿呢？拿人家的钱，不是有失面子吗？

李：这，这，这怎么说呢？（李真有点儿结巴。）你问得好。没错，收别人的钱，是有失面子，尤其是刚开始时。但时间一长，（李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也就习惯了。权和钱都是面子的硬件呀。再说，权力再大，也有失去的时候。如果没有钱，一旦没权了，别人还会给你面子吗？因此，即使有失面子，也想多弄点钱。

乔：这样争面子，争来争去就侵蚀了党纪国法。

李：（李真点了点头。）

乔：面子侵蚀党纪国法的途径是什么？

李：（李真抬起头想了想说）交换……面子交换。这也是人们爱面子、争面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乔：有人讲，“面子交易是一本万利，也是万恶之源”。你怎么看待？

李：万利是对有脸面的人而言的。你的地位越低，你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我从做副省长的秘书，到做省长的秘书，再做省委书记的秘书，最后做省国税局局长，对此有一种很深的感觉。

乔：举个例子。

李：开始交换的是秘书这个职业的面子，再就是我这个人的面子，后来就是李真这个名字的面子了，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电话、一顿饭、一个条子、一张名片，甚至于一提我的名字都管用，基本上就不付什么代价了。

乔：不付什么代价是指什么？

李：就是说不用拿自己的利益交换了。

乔：国家的呢？

李：（李真笑了。）

在采访中，我还发现，李真做秘书时的腐败行为除暴露出“生死事小，面子事大”的偏颇的“耻感”心态外，还折射出封建社会遗留在某些人身上的奴性这一国民劣根性。

乔：你曾把你做秘书时的人性的变化过程比喻为：由羊到狐再到狼。这话怎么讲？

李：（李真笑而不答。）

乔：刚做秘书时，是羊，温顺有加，说话不文不火，办事循规蹈矩，有板有眼。时间长了，便变成了狐狸，既敢、也会狐假虎威。到了最后，就变成了狼，狂妄贪婪。对不对？

李：（李真大声地笑了起来。）

乔：（我笑着问）我很想了解你的两段生活：做狐狸和狼时的生活。先谈谈做狐狸时的生活，好吗？

李：（李真笑着说）你说话太尖刻了。

乔：狐假虎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胆量和水平。你的体会在哪里？

李：我进来后，看过一本书，忘记是什么名字了，其中有一段话讲得很深刻。常言道：“官场如战场，伴君如伴虎。”人在官场，虽然风浪险恶、凶机四伏，但只要看准其中的“道”，就能如履平地。尤其是对待上司，你只要投其所好，就没有什么风险了。你看马戏团里的驯虎员，整日与老虎打交道，他没有危险的原因，就在于摸透了老虎的脾气。弄清了这个道理，你也就体会到了狐假虎威的滋味。

如果真要按照李真说的去做，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天良丧尽！

乔：（我笑着问）再谈谈那段“狼”的生活？

李：如果把我比喻成狼，你说是谁助长了我的贪婪？

乔：（我摇摇头。）你说呢？

李：一些奴性十足又无耻的官员。前几天，我们监舍里有个人讲了个故事。他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头肥牛问一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狼：“为什么不多吃些东西长胖点？”那只狼说：“现在天冷了，找不到东西吃。”肥牛问：“怎么能找不到东西吃呢？人不是很多吗？可以吃人呀。”狼却说：“没有胃口。”肥牛不解地问：“为什么？”狼说：“吃人？现在一些人的骨头软得像肉，而肉连人味都没有了。”你说，这用来骂一些奴性十足的官员是不是很恰当？

乔：（我笑着说）看来，你也恨透了那些奴性十足的官员。

李：他妈的！狼一旦被关起来，连胆小的兔子也敢开口大骂了。我现在闭上眼睛都能想出那些过去在我面前奴性十足的官员，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会怎样骂我。一提这事，我就生气。他们过去干什么了？（不知李真哪里来的这股气。）我过去在位期间，尽管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过，但并不是所有事都那么顺利。我在升迁、办事、受贿过程中不是照样遇到了一大批坚决抵制、反对、甚至举报的人吗？现在，我特别感激这些人。没有这些人，我陷得肯定会更深。但问题是，为什么我在一大批主持正义、坚持原则的人面前遇到“红灯＂时，仍有人奴性十足地给我送礼行贿，为我犯罪鸣锣开道？现在看来，他们无非想通过我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保住既有的官职；二是谋取更高的位子。正是这些患了软骨症的人依附着我，使我陷进罪恶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我恨死这些人了！

乔：你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二战”期间，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自己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毅然昂首挺胸，许多家庭举家联手上战场，用血肉之躯阻挡希特勒的铁蹄。而在我国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凌辱，

一些达官显贵，却奴颜婢膝，颤抖着在一张张“卖身契”上签字画押；在现代，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吞我国山河，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喋血成河时，谁能计算得清有多少血是因卖国求荣的汉奸而流呢？在当今，当成千上万名干部，入山村、下矿井，为群众送去温暖和关怀时，又有多少人为了地位升迁而在鲜花美酒的映衬下，丧尽廉耻地向一些人俯首弯腰。

李：（李真没有说话，看得出他的胸脯也像我一样在剧烈地起伏，良久他才说话。）怎么说呢？反正……

乔：（为了让李真把官场上那些奴性十足的官员的丑恶嘴脸昭示于众，我给李真讲了一个这样的历史故事。）《明朝小史》中有这样

一个记载：英宗时宦官王振问户部侍郎王祜：“王侍郎，你怎么没有胡须？”王祜回答说：“老爹无须，儿子岂敢有须。”说句玩笑话，李真，你遇到过类似的人吗？

李：（李真笑了。）不过，按照当时有些人对我的巴结情况，别说让他叫爸爸，叫爷爷都会。不过，我也不会那样呀（李真说完哈哈大笑）。秘书职务本身赋予了我接近领导的机会。可有些人就想贴住我接近领导，你躲都躲不开。我儿子出生在河北省一家医院。你说，我们家生孩子跟别人有多大关系？可一些官员闻风后，就借机为我祝贺，给我送礼，送花篮。那花篮从产房一直摆到走廊。一位在那家医院工作了20年的大夫说，他从来还没有一次见到那么多花篮。我当时听了感到挺神气。可现在一想，我到了这里（指看守所）还有人再给我儿子送一块糖吗？

乔：据说，你自己过生日时也很热闹。

李：这不假。我过生日时，有许多地市级干部为我祝寿。许多生日礼酒，就是那时收的。不过，我在位过生日时，没有一次是我提出来的，都是别人主动给我操办，逼着我过的。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位地市级领导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过生日时准备些什么。我一听就愣了。一想才知道，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就问他是怎么知道我的生日的。他说：“你去年无意说了一句，我就记住了。”当时我听了感动了很长时间。但现在一想，他给我过生日，是有所图。他能记住我的生日，未必能记住他爸爸、妈妈的生日。

乔：他们可是给足了你面子。

李：（李真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得意地回忆起了过去。）在我做秘书的那几年，一些想走捷径升迁的官员盯着我，钱不用说，送的礼真是他妈的千奇百怪，有许多是我从没想过的。比如，有送“伟哥”的，有送镇宅宝贝的，有送佩剑的，有送给我算命先生、按摩小姐的，甚至还有想献出情人、老婆的……

乔：鹿即鹿，马为马，鹿何能为马？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竟然有人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鹿就是马，而且在场的人也随之附和，竟连皇帝也怀疑起自己来。你在位时，是否也感受过一些官员表现出的这种奴性？

李：外面传说，我对一个年龄比我大许多的厅级干部说：“我同你谈了半个小时话，可是高看你了。”这事的确不假。你不知道，当时我说完这句话后，他不但不恼恨我，还激动地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你，十分感谢你。”出门时，还不忘拍一下我说：“看你累了，要注意休息呀。有机会到我们那儿看看，算是休息，也还能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你说我一个小小秘书，能给他指导什么工作呢？可他却甘愿接受我的“指导”（李真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乔：《庄子》记载：“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丰。”这是说赏赐的厚薄，完全是按照无耻的程度来确定的。既然有为上者的鼓励，自然就造成了为下者的趋附谄媚。你认为呢？

李：我从这些人的拍马奉迎中，在精神上确实感觉到了一种荣耀和满足，自然也就会以投桃报李的方式鼓励这些趋附谄媚者。这种鼓励有时是帮助协调一件事，有时在他们升迁时帮他们说一句话，有时只是陪他们吃一顿饭。

乔：只陪他们吃一顿饭？

李：（李真几乎是眉飞色舞地说）过去让我陪吃一顿饭可不容易呀！必须提前半月安排，假如中间抽出时间来，那可是给足了他面子。我记得一个县委书记想见我，我一直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见那个县委书记一面就是给他面子。我说：“现在还定不了，晚上再说吧。”等下午5点我打电话通知那位朋友，带那个县委书记到某宾馆时，那位朋友激动得说话都变了调。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知道，为了请你吃顿饭，见个面，这个县委书记在这儿等了一天。你总算还是给了这个面子，否则，我可下不了台了。”我问：“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我和他在一起吃饭时，谈到我们俩是好朋友，他就逼着我给你打电话，想和你吃顿饭。”别看那个县委书记是一县之主，可在酒桌上，他基本上就没动筷子，就知道满面春风地望着我，不住嘴地“拍”着我……你说，面对这群绵羊，狼能不贪婪吗？

难怪有人说，要减少李真这类人的霸气，就得先减少个别官员身上的奴气。

人们从政后往往企盼进步升迁。这无可厚非。

升迁在绝大部分干部看来是，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对自己要求更严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更强了；但对于李真却是自由更大了，贪欲更强了，死亡更近了。

1995年12月，李真从河北省委调入河北省国家税务局，任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97年5月升任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从专案组查证的情况看，李真受贿数额的迅速增加，就是出任河北省国税局领导职务之后。

如果说李真做秘书时，是靠“虚”权打开了他贪欲的胃口，那么，他到国税局后却是凭“实”权打开了地狱之门。

当李真听说我采访他在河北省国税局工作的情况时，一下子来了精神。他首先说他是坚决反腐败的。他说，他出任河北省国税局“一把手”后，每年都要处理一批违法乱纪的人……

接着，他兴高采烈地谈起了他的那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说，针对河北省国税系统超编严重，体制不顺的状况，1999年春季，他搞了一场改革。这场改革涉及面之广、触及矛盾之深，不亚于一场地震。

接着他又用数字大谈他这场改革的成果，达到了机构“消肿”的目的。改革后河北省科级以下税务机构比改革前减少了1300多个；市县两级国税局机关人员减少2000多人；科股级干部减少近4000人。全省清退临时工近60000人，2000多人还从机关充实到基层。

乔：你做了不少工作，问题也很严重。

李：这个问题我马上就谈到。让我先把上面的问题谈完。我要讲清楚，我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光贪了，没干事。

限于时间关系，我几次拦截他讲他的政绩，都无济于事。我只好听。

李：我发起这场改革，是缘于两个事实：中国同美国比，在美国，应收而未收的税款占全部应收税款的15％左右，而经专家学者估计，我国的这一比例达30％多。这就是说，中国的税收流失率是美国的2倍；河北省同山东省比，我记得1998年山东省国税收入为300多亿元，河北省为180多亿元，但两省的税收队伍大约都是3万人。这就是说，河北省的征收成本是山东的近两倍。差在哪里？我调查发现，差就差在征管机制上。征、管、查职责不清，关系不顺。征收有压力无手段，稽查有手段无压力，造成征收质量不高，管理职能弱化，稽查力度不够。首先在体制上，机构重叠、官多兵少、管理不畅。其次在人事管理上，干部能上不能下，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我推行的这场改革，就是要铲除这些积弊，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部门……

李真侃侃而谈，越说越兴奋。

乔：（我不得不再次拦截他。）你做的成绩，历史自有公论。但我更想听一听你在河北省国税局任职期间是如何用权的，应汲取哪些教训？

李：教训当然有。我说话不讲方式，伤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进行那场改革时……

李真又绕到了那场改革……

这次谈得比上次更零碎。因此采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没过多久，我又一次采访李真，并给他捎去了一个粉刷工对他的问候。他的情绪产生了很大的波动，我的采访目的得以顺利达到。

2002年冬季，我到河北省国税局家属宿舍看李真的住房。在河北省国税局宿舍院内，一个穿得脏兮兮的人，听说我打听李真原来的住房，指了指说：“那个窗上装着防护网的就是。”

“你怎么知道？”我有点纳闷。

“那房子就是我粉刷的。”那个人回答。

“你见过李真吗？”

“见过。不过那时人家还是局长，看着可神气了。那房子很大……可现在都空了……唉！富贵无常呀……”

我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位粉刷工。他头顶一个蓝色、还有几个洞的帽子，穿的是看不清底色且宽松的极不合体的衣服，浑身溅满了灰点。但看起来，他的神情是无忧无虑的。

“他现在还不如我哩！”那个人看我仔细打量他，可能又以为我是办案人员，就说：“那时，他见我抽的烟赖，还给过我两盒好烟呢……你要是真能见到他，替我问他个好……哎，能在那里面问他好吗？”

我对他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在采访前，我把这次所见所感告诉了李真。

李：（听完我的话，李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指了指他脚上的铁镣。）这就是弄权的代价。就像孙悟空，不为要“齐天大圣”那个官名，不大闹天宫，还不会被如来佛压到五行山下呢……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吧。

昨天晚上，我和同监舍的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又谈过去时的风光。许多人都支起耳朵来听。其中一个人为了让我把过去的生活讲得精彩些，以故作不信的神态问：“局长的权力那么大？”

“你懂什么？你他妈的做过局长吗？”我急了。那个人不吭气了。

我本想再跟他解释，但这时电视中播放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一段情节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拢住了口。电视上，孙悟空因大闹天宫后被压在五行山下，只露着一个能动的头，正求唐僧把他救出来呢。这个镜头要搁到以前，我看后，不会有什么反应。但你在采访我时，曾把我比喻为小金鱼，我觉得那个比喻很形象。之后，逢看《西游记》，我就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我和官场上的一些不正之风，有的还真能对上号……看到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我就想到了自己。

那个人不知我情绪已经波动，还追问我：“局长的本事与齐天大圣孙悟空比谁大？”

我张口就骂了他一句，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没再说一句话……你说，我现在弄到这个地步，不就是想做“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的结果？

乔：这真是应了古语：“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

李：（李真点了点头。）这话太有道理了。想孙悟空当年，初学人像，无职无能时，能犯什么罪？尽管那时吃草木、喝泉水，感觉却是在仙山福地！等到学了七十二变，成为猴王后，最大也是到人间施法偷了些兵器。被封为弼马温后，充其量可偷几匹天马。一旦被封为“齐天大圣”后就不同了，没有见过的仙品仙事太多了，所以就偷吃蟠桃，偷喝仙酒，偷吞仙丹，罪过越犯越大……假如我是普通老百姓，我不可能因贪财被判死刑。我只要不杀人，尽管日子过得苦一点，就像那个粉刷工一样，也能平平安安活一辈子。假如我只做没有实权的秘书，按照一般情况，到像我贪的那么多钱，没有20年也是不可能的。即使贪了，要被发现至少还得许多年。但有了实权就不一样了，一个项目就是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不到四年就能弄了个死罪……现在真的还不如那个粉刷工呢……这能怪谁呢？

是的，这能怪谁呢？

韩愈在《圬者王承福传》借泥瓦匠王承福的解释说：从那些情况来看，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居高位的结果吗？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经常保有吧。

乔：往事不堪回首？

李：何止是不堪回首。一回忆往事，简直我就心如刀绞……刚刚到省国税局上任时，就像孙悟空被封为“齐天大圣”一样，祝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饭局一顿接一顿，酒杯碰撞声、欢笑声……唉！那过去的一切现在还历历在目。

乔：（我见李真进入角色，就紧紧抓住他的话头不放，开始追问。）玉皇大帝在封孙悟空这个称号时说：“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矣，但切不可胡为。”不知你记得不记得，玉皇大帝在嘱咐孙悟空后又做了什么？

李：（李真皱了一下眉。）记不起来了。

乔：这可是极关键处。掌权的人不可不知。怪不得你进来了（我卖了一个关子）。

李：你说玉皇大帝又做了什么？

乔：他命工干官在蟠桃园右首，起一座齐天大圣府，府内设两司：

一名安静司，一名宁神司。

李：（李真笑着说）这……我倒没注意。

乔：这是给掌权者或者说有名号者的一个隐喻。明代思想家李贽读到这里，做了这样的批注：齐天大圣府内设安静、宁神两司，极有深意。若能安静宁神，便是齐天大圣；若不能安静宁神，还是个猴王。

李：（李真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有道理，有道理……不过有权后，要真正做到安静……宁神……可太难了。

乔：难在哪里？

李：（李真勉强地笑了笑。）这……怎么说呢？你问的都是让我冒汗的问题。
乔：你离开秘书岗位当上省国税局领导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先是为有了实权高兴，紧接着就感到权力越大越不安……你捏着别人的饭碗，也捏着自己的饭碗……你捏着人事权、财权、决策权，也捏着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气派、尊严的背后是更多的操劳、更深的痛苦、更大的风险。

乔：知道风险，为什么还去……

李：我正是为了躲避一下风险才离开秘书这个位子的。

乔：这话怎么讲？

李：当时告我状的人很多，包括刘善祥（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在内的一批老干部一直盯着我。我也想秘书这个位子对我已太“显山露水”了，我必须要离开。我很清楚外界有一些人一直在反对我、想摧毁我……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紧张而敏感的，总觉得有人与自己作对，有人反对自己，于是变得更加傲慢。其实，那是一种底气不足、担心害怕的表现，这叫外强中干，也是想利用这种表现给其他人一种震慑……不管怎样，我得离开秘书这个位子。

乔：没有更深的原因？

李：当然也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有一次在卫生间，我听到两个人在议论我。其中一个人说：“李真除了狂有什么？他早晚要倒在这个狂上。”另一个人说：“不就是有人给他撑腰吗？”我听后，气不打一处来，要在以前，我肯定会对他们破口大骂。但那天，不知怎么的，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了我心里。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能……当然展现了才能，也会在仕途上有个更大的进步，这样不是一种更好的自我保护吗？

乔：你为什么选择了省国税局？

李：起初，我提出到基层锻炼，比如到一个市做几年副书记，但没有被批准。有的领导公然说：“李真没有这个素质。”当时我也想过到其他部门。但能到哪里？我看着周围，许多岗位都被占满了。我要走，到哪里去呢？那段时间我烦恼坏了……衡量来衡量去，还是觉得到省国税局好一些。一来这是个实权部门；二来，一把手年纪大了，也快到“二线”了，我可以很快“扶正”。

乔：运作的过程呢？

李：（李真不说话了。）

乔：香肠好吃，但不能把制作香肠的过程展示给顾客。对不对？

李：（李真笑着说）至少现在还不是讲的时候。不过，我的调动是符合程序的。

乔：你怎么看待“程序上公正而实质上腐败”这句话？

李：（李真低下了头。）

乔：西方一位哲人讲：“用罪恶手段得来的权力决不会被用于正当的目的。”你怎么认为？

李：（李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生气地说）我前面不是就给你说了吗？我任省国税局局长后，也不是光腐败的，我也干了不少的事呀！我也想带出一支好队伍呀！谁不想把本职工作干好……你查查我过去的讲话，我无论是布置工作，还是做职工的思想工作，都是充满真情的……

后来，我去了河北省国税局，想查一下李真过去的讲话，但被告知：“没有了。”恰好我在看望李真的母亲时，老人为我提供了一份李真《在河北省国税局机关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11月10日）。

谈到这个讲话，河北省国税局许多职工还记忆犹新。他们说，李真的这个讲话是借通报处理河北省国税局一个处室几名违纪干部的事讲的。“李真这番讲话，确实很有感染力，也很打动人，就像给我们头上戴了个箍。遗憾的是这个箍就是没戴在他自己头上。”一些职工很有感触地说。

与其他贪官一样，李真被逮捕后归结自己毁灭的原因时也有一条：不注意学习。

“不注意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等被一些人讥讽为贪官忏悔的八股文。从李真这篇讲话来看，不能说李真对腐败、权力的认识不深刻，他也并非不学习，否则就不会让不少河北省国税局系统的干部和群众深受感染。

我想到了《镜花缘》中生活在两面国中的两面人：这里的人，都有两张脸，一张是正脸，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另一张是被浩然巾遮盖着的脑后的恶脸：青面獠牙，鼠眼鹰鼻，长舌犹如钢刀。血盆口一张，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风漫漫。

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李真们吗？台上一张“廉脸”，台下一张“贪脸”。

“贪官有两张脸！”这就是李真的讲话给我们的警示之一。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性力量，离开了它的协调和指挥，整个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片混乱。但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支配性力量，一旦自我扩张而超越了应有的限度，权力的拥有者随心所欲地滥用，党和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上世纪80年代末与李真认识的许某，想从外地调回石家庄工作，李真就把他安排到了河北省国税局，先后担任省国税局党委专职副书记、承德市国税局局长、邯郸市国税局局长。逢年过节，许某都拿着钱去看望李真，按照他向专案组的交代就是：“我考虑，一、李真是上级局的主要领导，现在不少人都这么做，我不做也说不过去；二、跟李真搞好关系，以图他多支持我。”

这里呈现的只是权力纵向腐败现象的冰山一角。

据办案人员查证，李真出任河北省国税局领导职务后，乾纲独断，在土木工程发包、人事安排、技术改造等重大问题上，都是通过采取向下级实行强制手段而中饱私囊的。

李真权力腐败的纵向效应有多大？

通过剖析李真强行插手河北省某市国家税务局办公楼的工程并从中收受5万美金的问题，我们可略见端倪。

1994年河北省某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分家后，1995年该市国家税务局调进了大批人员，办公条件十分困难。该市国税局领导经过研究，购买了9亩地，用来盖办公楼。由于河北省第四建筑公司给该市桥西税务局建的办公楼工程质量好，再加上这个建筑公司有国家奖励的议标项目，因此，该市国税局通过与河北省第四建筑公司接洽，准备采用议标的形式，由这家公司来负责办公楼的土建工程。到了1997年底，该市国税局关于议标的各种手续基本办妥，并且与河北省第四建筑公司就有关合同条款也协商过两次，准备签订正式合同。

此时，李真却霸道地横插一杠，把这个工程给了南京二建。

乔：你是怎么把这个工程给南京二建的？

李：大约在1998年四五月份，我任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期间，已经下海经商的庆五找到我，对我说：“×××市国税局办公楼工程，在确定施工单位上肯定有什么名堂。南京二建是一个优秀单位，居然连投标资格都没有。他们（指该市国税局）一定和省四建有什么默契，主要是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在里面作怪。我之所以来找你说这件事，主要看在南京二建这么多年和我们关系不错，在许多项目上给过我们帮助。现在你当局长，应当主持公道。”

乔：你是怎么做的？

李：听了庆五这番话，我很生气，就打电话问×××市国税局局长：“你们办公大楼工程为什么不让南京二建参加公开招标？”这位局长在电话里说：“我们已经快和省四建签合同了，没有办法再改了。”听后我十分生气，在电话里对这位局长说：“那怎么没办法？此项目必须走正常程序，公开进行招标，允许南京二建投标。”当时我感觉这位局长很反感，也很为难，他无奈最后还是同意了。

事后，我感到这次发火不合适，又给那位局长打了一次电话，告诉他，是我的朋友吴庆五找了我，他和有些人与南京二建的关系不错，互相之间有帮助。庆五和我关系不错，我才过问这件事。为了这件事，我还跟×××市国税局那位主管基建的副局长通过一次电话，严厉批评了他，警告他不要搞名堂。

但那位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并没有告诉基建办的同志。他们仍做着议标的有关工作。后来，庆五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我一听就火了，拿起电话就打给×××市国税局局长说：“你们是怎么回事？上次我说的话，为什么还不办？你告诉主管副局长，不要在大楼工程建设中搞什么名堂。不然的话我就查查他。”

没办法，×××市国税局只好决定公开招标。

但生米即将做成熟饭，要改变手续就得从头再来。

1998年4月27日，×××市国税局向该市建筑市场打了一份由议标改招标的《报告》。

这个请求很快得到该市建筑市场和该市建委的批准。

乔：撤掉了议标手续，通过招标把工程给南京二建难度是否很大？

李：不大。就是两个电话的事。

乔：没遭到抵抗？

李：他们没人敢抗了。一说查他们，谁不怕？
按理讲，李真是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的主要领导，他的权力腐败是纵向的，但李真的腐败并不只如此。据办案人员查证，他还向政府部门、银行、企业等单位插手，为朋友协调事务而从中牟利等。

我们不妨通过下面协调资金这件事，看一看李真权力腐败的横向效应有多大。

1995年的六七月份，石家庄市一家公司经理在筹建一个牙膏厂项目时，因急需巨额资金，与河北省委原主要领导的儿子程慕阳商量，让业主给原省委主要领导写一份报告，他们出面让这位领导批示。

一天上午，按照李真、程慕阳商量的意见，这位经理带着起草好的报告赶到了省委大院找李真。十多天后，程慕阳将其父亲批好的报告给了那位经理。

随后，处于兴奋状态的那位经理立即向有关部门打报告，报告后面附有时任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的复印件。一个多月后，河北省、石家庄市两级计委、轻工部门非常顺利地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批，并列入重点项目计划。

但由于其他手续不全，银行贷款的程序也比较繁琐，这样，1995年底这家公司购买设备时，由于没钱，又在李真和程慕阳的帮助下，从河北省一家有名的国有大型企业借款2000万元，造成此款至今未能收回。

对于这个借钱过程，当事人做了这样的叙述：

于一（化名，河北省某银行原副行长兼石家庄市分行行长）：

“1995年11月的一天，李真让我陪同他去看一个企业。在看的过程中，李真提出叫我们银行帮助给其提供资金支持。但当时我没有表态。过了几天，李真又找到我，说那家企业是个合资企业，外方是香港的一家公司（据专案组查证，这家香港公司的老板就是程慕阳），现在急需两三千万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设备，叫我必须在年底前给落实了。不然1996年关税就要长了。我当时心里想，那家企业前景并不看好，款贷出去后能不能收回还难说。因此从心里讲，我是不愿意给那家企业提供贷款。但碍于李真的面子，我就给李真出了个主意，如果那位经理找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大股东，我们银行可以给大股东提供贷款。李真听后说可以。”

这样，筹贷资金的事又落到了河北省一家有名的大型国有企业。对此，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是这样解释的：

“1995年11月份的一天，我接到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儿子程慕阳的电话说，有一个公司急需用一笔资金，希望我能给帮助解决一下。中午吃饭时，程慕阳带着那个企业的经理等六七个人到了我所在的一家宾馆。

“饭后，我同程慕阳、那位经理等在餐厅交谈。程慕阳先介绍了一下情况，说那个经理是他的一个朋友，现在搞一个生产牙膏的项目，是一个高科技项目，他爸爸对此项目也很重视，并且作了批示，现在资金紧张，请给予帮助解决。随后，那位经理也讲了一下基本情况，并且说效益不错，该工程目前急需资金的情况，并让我看了一下相关文件。那位经理还说，现在可通过有信誉的企业向银行贷款，然后再转借给他们。我印象中他们说已经同银行方面说好。其他的人也帮助说了一些话。

“我在此前根本不认识那位经理。但我认识程慕阳，由于还有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的报告，我当时想，此事肯定是省委主要领导支持的，如果此事不办是对这位领导的态度问题。所以，我也不考虑做这种事是对还是错，只是考虑尽量帮助解决。不然，会使省委主要领导对自己的印象不好，而且今后有事再找那位领导就不好办了。这样，我就口头上同意了借款的事情，但我提出要到一家银行去落实一下，可否转贷，如行就办。

“这样，我同他们一起去了一家银行。在征得那家银行行长同意后，我们就贷出了这笔款，并转借给那家企业2000万元。造成此款至今也没能收回。”

到了1996年春夏之间，那家公司利用借到的这笔钱买来设备后，又为基建的资金犯起了愁。那位经理又找程慕阳，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程慕阳再次提出找李真协调。

此时，李真已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李真已不能再凭秘书身份协调资金，要办成这个事难度更大。

但李真居然又为这家企业协调出了2500万元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