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权教授：不要轻率实行国庆特赦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发自广州

　　国庆六十周年是否应对部分罪犯特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者周光权认为在今年特赦尚不具备条件。特赦有四大负面影响需论证：

　　㈠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刑事法律和审判权威。

　　㈡ 集中特赦的罪犯，目前我国还不具备让他们很好回归社会的条件。

　　㈢ 被特赦的罪犯很可能和被害人产生直接的对抗。

　　㈣ 特赦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严峻的社会治安。

　　他认为，目前的假释等制度如执行得好，仍可起到司法人性化的作用。

　　南方周末：最近，先有湖北特大杀人犯熊振林上诉时请求国庆特赦，后是著名刑法学者高铭暄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今年国庆进行特赦，公众对此反应热烈。您个人怎么看？

　　周光权：高铭暄教授是刑法学界的泰斗，作为一个学者，他提出特赦的问题，倡导了一种宽仁的人道精神，应该赢得尊重。我国现行宪法也有关于特赦的规定，我不反对就特赦问题研究、讨论。

　　对于在2009年实行特赦，我个人持审慎、保留的态度。我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实行特赦之后造成的社会震荡。

　　南方周末：1949年以来我国有过七次特赦，其它国家近年来也有特赦。从国内外情况看，有人认为，国家60年大庆来次大规模的特赦也是顺理成章。

　　周光权：以往的七次特赦，其实仅第一次特赦的对象中有普通刑事罪犯，后六次都只适用于战争罪犯。我们现在没有战争罪犯，如果今年实行特赦的话，就针对两种，一种是普通刑事罪犯，另一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后面一种是不太可能被特赦的，所以就只针对普通刑事罪犯。从这点说，和以往七次特赦可比性不大。

　　国外对要不要实行特赦争议很大。因为多数国家是由总统颁布特赦令，总统行使的是行政权，一旦决定特赦，就会引来人们对滥用行政权的质疑，所以他们非常谨慎，特赦前对后果的评估有非常详细的报告，不是三下五除二就特赦了。

　　南方周末：那我国必须从哪些方面评估特赦可能带来的影响？

　　周光权：第一，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刑事法律和审判权威。公众对那些触犯国家刑法的人有这样的期待：希望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而现在那些罪犯也是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被处刑罚的，如果一纸特赦令就把他们放了出去，公众对刑事法律的信赖、认同和尊重将产生动摇。

　　第二，集中特赦一批罪犯，从我国目前发展现状看，还不具备让他们很好回归社会的条件。目前社会对犯罪人的容纳空间很有限，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措施也不完备，社区的发展也不成熟。他们回到社会，怎么就业、怎么被周围人所接受，加上还没有经过完整的改造，这些都可能带来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发达国家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第三，被特赦的罪犯很可能和被害人产生直接的对抗。刑事案件一般都有直接的被害人，在实践中被害人得到补偿很少，很多因此陷入困境，他们对罪犯服刑也是有期待的，如果特赦了罪犯，怎么安抚这些人的心理很成问题，很可能导致双方直接的对抗，从而引发新的矛盾和社会动荡。

　　第四，现在社会治安形势比较严峻，特赦可能进一步加剧对治安的恶化。一般公众也有这方面的担忧，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特赦和社会治安恶化之间有怎样的相关性，还需要进一步做实证调查。这也说明，仓促地在今年就决定特赦可能有论证不充分的嫌疑。

　　南方周末：那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研究与论证特赦的可行性？

　　周光权：选取几个监狱，选取一些被判轻罪的罪犯作为样本，研究特赦之后他们的去处，比如是去农村还是城市，周围是什么环境，能不能就业等等，充分考察各方面的情况，充分考虑社会和乡村的容纳能力；提出相关的分析报告例如公众对特赦的接受程度；设计相关的配套救助救济措施，等等，充分考虑特赦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

　　我更倾向于，不要在今年实行特赦。因为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几个制度可以起到提倡特赦的人所期待的效果。比如假释，其实就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现在的问题是，实践中对假释的适用把握得太严，如果日常很规范地操作，对那些教育改造效果很好、提前释放不会再危害社会的人，附条件地提前释放，也可以实现司法的人性化，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客观上，假释制度发挥的作用和特赦的很多效果基本相同，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完全能起到和特赦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