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刺马案：跌宕起伏的还是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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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电影刺马案：跌宕起伏的还是审判
时间：2009-07-17 新闻来源：方圆法治
作者：张建伟
后人搬演实事，反不如实事动人心魄
看戏剧、电影，虽搬演者为实事，大可不必认真，盖其中矫揉造作之处极多，不过求所谓耳目视听之乐也，太过求真，反而是自寻烦恼。
李笠翁谈演剧之虚实，云：“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古者，书籍所载，古人现成之事也；今者，当时仅见之事也；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以笠翁之见，对于今事，虚构反而容易；对于古事，虽去今已远，虚构反而困难。“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笔，又不宜尽作是观。若纪目前之事，无所考究，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也可以捏造，是谓虚则虚到底也。若用往事为题，以一古人出名，则满场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载籍，班班可考，创一实事不得。……予既谓传奇无实，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实必须有本？要知古人填古事易，今人填古事难。古人填古事，犹之今人填今事，非其不虑人考，无可考也；传之于今，则其人其事观者烂熟于胸，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据，是谓实则实到底也。”
不过，我看一些事件的记述，事发时候就已经其说不一，随后艺术家将其编写成剧，更有所虚构，但既为实事，大体上应当不差，若有虚构，理应比实事更加精彩动人才是。
有时看影视剧，却发现后人搬演实事，反不如实事动人心魄。
改编描摹过甚，削弱了悲剧震撼性
在晚清四桩轰动一时的奇案中，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刺马案天然具有一种传奇性，最适合编写成剧，并且可以肯定地说，如实搬演不必夸张就可以叫座儿。当时确实有眼快手勤的剧作家将其改编成剧，推出舞台。
张祖翼撰《清代野记》记述：刺马案一出，上海戏园即编出《刺马传》全本上演，安徽巡抚英翰闻听此事，立即函请上海道涂宗瀛出示禁止，并为马请祠请谥，夸大马新贻功劳几乎与曾国藩、胡林翼相当。这是因为英翰曾与马新贻一同在安徽为官，有休戚相关之谊。后来乔勤恪有七律咏其事，末二句云：“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 这里的歌场写真就是指《刺马传》戏剧。
1907年王钟声将刺马案京剧本改编成话剧《张文祥刺马》，在张园、春香茶园等处多次演出。1973年张彻将这个案件拍成电影《刺马》，由姜大卫主演，十分卖座；2007年陈可辛又将这一故事拍成电影《投名状》，由李连杰、刘德华等出演，也是轰动一时。除电影外，还有20集电视连续剧《刺马》，也是收视率很高的作品。此案尚有平江不肖生将其改编成小说，在《江湖奇侠传》中占有不小篇幅；还有“佚名”也写有小说《张汶祥刺马》一书，都不离江湖大侠这样的话题。
我看刺马案，最有兴趣的，是张文祥如何刺马以及刺马后案件审理的情况。这个案件最精彩的，其实在于审判，因为刺杀案件虽然惊心动魄，但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古今中外这类的刺杀故事并不少见，反而是审判过程很有悬念，也很不寻常，因而也就更具张力。审判中得知内情的反应，以及为掩盖真相的种种作为，倒是值得仔细描述。
看若干野史记载再回过头看根据刺马案改编的文艺作品，发现那其中大多描摹过甚，如小说《江湖奇侠传》、《张汶祥刺马》和电视剧《刺马》固无足论，基本是武侠作品的套路，故事编排有点离奇，感觉不那么可信，即使是电影《刺马》和《投名状》，也是夸张逾度：如《刺马》中张文祥从藏身处一跃而出，一刀刺马新贻，马尚与之拳来脚往一对一打斗半晌，张文祥还与百余兵勇格斗；《投名状》中双方打斗更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尽管如此，这种刻意的情节，只将影片弄得武侠十足，却使这一案件本身具有的值得思考的部分被冲淡，其悲剧性和震撼力也被削弱，虽然有不同凡响的视觉效果，其实反不如野史记载的寥寥数语更打动人心。
审讯者畏惧真相，刺马者本罪不至死
张文祥刺马案，刺杀者为谁，刺杀过程和结果怎样，并无悬念，唯有刺杀动机才是悬念。张祖翼在《清代野记》中记载，同治庚午年间，浙江和山东发生过两起刺杀官员的案件，一是浙江嵊县知县被官署中剃头匠所杀，其幼女及女之乳母也同时被杀。杀人者取出县印，在街市跳舞狂歌，看来是精神病发作，官府将其捉获，按律治罪，不知是否确认为发疯，大概也是含糊处死了事，若是这样，依现在的法律眼光看来，当然是冤案。二是山东青州知府被杀，不过，他遇害是被倒霉催的，本来杀人者要杀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参将。当时青州一名守城士兵武技勇气不错，有资格拔补马粮，却被别人以贿赂方法夺走机会，心中大怒，想报复参将，于是在朔日之夜，暗伏于武庙神座下等待，因为这一天参将一定会来上香。等到黎明，见有一个三品顶戴的官员跪拜神前，就突然冲出来将其刺死。仔细一看，却是知府并不是参将。不一会参将赶到，将其抓获正法。戕官案好似有传染性，这一年秋天，又发生了张文祥刺马案。
按《清代野记》记载，刺马案是这样发生的：“时马新贻方督两江，督署尚未重建，借首府署驻节。署旁有箭道，每月课将弁于此。马被刺之日，正在阅课，甫下座，忽有一递呈呼冤者，文祥乘此突出刺之，入马左胁，刀未拔出，伤口亦无血。方喧嚷间，马回首见张曰：‘是尔耶!’复回顾左右曰：‘不要难为他。’遂倒地，舁回卧室遂死。”寻找刺杀机会不易，有了机会下手刺杀并不难，马新贻的死也还体面，不像有的文艺作品描写的那么猥琐。张文祥刺马后更展现了一种男子气概：“张既刺马，矗立不少动。时众兵方执呼冤者拷讯，文祥大呼曰：‘毋冤他人，刺马者我也。我愿已遂，我决不逃。’”当时慌乱之中，士兵以为呼冤告状者也是谋刺共犯，张文祥刺马后不逃走喝止那些士兵勿冤枉他人，仅此一点，已足可敬。
封疆大吏马新贻被杀，朝野震动，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载：“事闻，中外惊骇，天子震怒悼惜，惕谥，并命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经公所莅治者，感念恩德，咸为公建立专祠，奏奉俞旨。生荣死哀，近年督抚所未有也。”可以入得贤良祠的高官被杀，究竟原因是什么，自然成为人们竞相打探的事。
张文祥已经被捕下狱，囚禁在上元县。刺杀动机何在，从他嘴里说出来最为直接，对他的审讯也就更为重要。对于审讯过程，《清代野记》叙之甚详：当时道府孙云锦、上元县令张开祁、江宁令萧某在上元县官署中一同审讯，张祖翼等人皆在屏风后窃听。张文祥上堂，将事情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如数家珍地和盘托出，然而“两令相对眙咢，莫敢录供通详。”审讯官员震惊的原因，是刺马案起因实在够惊人：马新贻科举中进士，分发安徽即用知县。咸丰年间，皖北一带粤捻猖獗，马因失守革职，后被令带罪立功，办理庐州各乡团练。一日与捻战而败，被张文祥所擒。张文祥本有反正意，对马大为优待，并且引其同类曹二虎、石锦标与马新贻深相结纳，四人结为兄弟。与马新贻约，将其放回，由马新贻请求大府招降其众。马被放回后向中丞进言，得到允准，张、曹、石三人都投诚。大府下令马新贻选降众设山字二营，令马新贻统帅，张、曹、石成为营哨官。至同治四年，马新贻升任安徽布政，驻省城，山字营遣散，张、曹、石皆随之藩司任，各得差委，甚相得。不久，曹二虎眷属来到，就居住藩置内。这时张文祥已隐约发现马新贻态度发生转变，对张、曹、石等人逐渐情薄，大有不屑同群之意，张文祥劝曹不要将家眷接来，曹不听。曹妻既居署中，不能不谒见马夫人。马见曹妻貌美，竟引诱她与之私通。后来又因曹在家，马新贻不能畅所欲为，就常常委派曹出短差。过了不久，早已丑声四播。因曹对马新贻的行为已有察觉，马新贻乃设计将曹害死，一日马命令曹赴寿春镇署请领军火。“文祥谓锦标曰：‘曹某此去，途中恐有不测，我与若须送之。’盖防其中途被刺也。于是三人同行，至寿州，无他变。石笑之，谓张多疑，张亦爽然若失。及投文镇辕谒见，忽中军官持令箭下，喝绑通匪贼曹二虎。曹大惊，方欲致辩，徐总兵亦戎装出。曹大声呼冤，徐曰：‘马大人委尔动身后，即有人告尔通捻，欲以军火接济捻匪，已有文来，令即以军法从事，无多言。’遂引至市曹斩之。”张文祥跌足大恸，对石锦标说：“此仇必报，我和你担当此任。”石锦标沉吟不语，张文祥又说：“你不够朋友，我一个人来干好了。”曹死后，张、石收其尸藁葬完毕，分道扬镳，各自不知何往。
张文祥在案发后供述说：“自曹被杀后，我暗中随马数年，以精钢制匕首二，用毒药淬之，每夜人静，叠牛皮四五层以刃贯之，初不能入，二年，五层牛皮一刃而洞穿矣，盖防其冬日著重裘也。马为浙抚时，曾一遇于城隍山，护从甚众，不能下手，至今乃遂志耳。”其报仇之志坚如此。
如果张文祥的供述属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马新贻死有余辜，张文祥为友复仇，诚为义士。这正是审讯者获知杀人动机后面面相觑、惊骇不已的原因。《清代野记》记载：审讯得知刺马动机后，参与审讯的官员与梅启照商量，梅启照说:“不便直叙。”一定要令张文祥改供浙江海盗，挟仇报复。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张文祥不肯改供，于是便使用种种酷刑，目的都在于逼令张文祥改供，此案并非如世人所传无供。梅启照还是以海盗罪名入告护督（即将军魁玉）。此案奏报朝廷后，朝廷命令郑敦谨为查办大臣。此前，朝廷命漕督张之万就近查办，张不敢过问此案，托故回任，才改命郑来办。相传张之万奉命后，自淮来宁，一日舟泊瓜州，欲登岸如厕，以小队二百持械围护，时人传为笑谈。郑至江宁，张之供仍如在上元时，一字不改。郑无如何，乃徇众官之请，以浙江海盗余孽前来复仇杀人定案。此案定谳后，有一位姓颜的司官弃官而去，郑也托病告退，大概是因为良心有愧，辞官以求内心稍稍平安。果真如此的话，也算为官还没有不仁到底。
处理刺马案的这几位官员为马新贻讳，不外乎这样几个原因：物伤其类，恐马新贻的丑事传扬出去，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也连累到大清官员的声誉；受恩于马，遇事为马新贻遮掩则个；出于报复心理，张文祥竟敢刺杀朝廷命官，此风决不可长，大家兔死狐悲，不可不杀一儆百；不知上意为何，揭出真相恐怕于自己仕途不利。总而言之，就是对真相心怀畏惧。
张文祥刺马后不逃，大概就是想要将马新贻恶性暴露于世，至于后果，不知其思忖过没有。张文祥光天化日之下刺杀高官，不知可否以义免罪。即使不能免罪，此案也为一冤案，盖因张文祥刺马动机不能谓无可同情赞许之处，量刑应当从宽，大概罪不至死。然而这一动机却被几位官员歪曲，处刑完全按照海盗挟仇处断，以至重之凌迟处死，实在冤枉。凌迟张文祥是在金陵之小营，马新贻之弟、浙江候补知县马四亲自监斩。定制本为一刀一钩，马四命刽子以钩钩肉而碎割之,自辰至未始割毕，剖腹挖心，然后致祭马新贻。整个过程，张文祥始终未一呼号。张文祥有一个儿子，也因此案受牵连被阉割发配黑龙江为奴。石锦标虽未参与此案，也被革职遣戍。
虚构不难，写实才难
刺马案虽然结案，但审判受到许多非议。《春冰室野乘》提到：“张文祥刺杀马新贻一案，当时问官含糊了事，以故，事后异论蜂起。大抵皆谓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文祥为友复仇，近人且以其事演成新剧，几于铁案不可移矣。”更有人以试题对马新贻加以嘲讽，刺马案发生在同治九年庚午乡试之年，《清代野记》云：“马死之日在七月下旬，正上下江学使者录遗极忙时也。次日上江学使殷兆镛考贡监场，题为《若刺褐夫》，诸生哗然，相率请示如何领题，殷沉吟曰：‘不用领题，不用领题。’又次日补考，题为《伤人乎》，盖皆谑而虐矣。” 此外，马死后数日，署中一妾自缢，并未棺敛，密埋于后园中，死者正是曹妻。案件了结后，马四来到浙江，被众人指摘，上官也不礼遇他，终于郁郁而死。马新贻无子，其下葬后数年，菏泽一带河水决堤，他的坟墓被大水冲塌。张祖翼叹道：“天之报施固不爽耶！”
李岳瑞所撰《春冰室野乘》一书谈刺马案，说法与《清代野记》大为不同 。不过，《春冰室野乘》所述刺马经过，与《清代野记》近似，书中言道：“是日，马未晓已出阅操，归署时甫黎明，张潜伏箭道门侧以俟。会有一山东人，漂泊白下，求马资助者，舆甫入门，其人即拦舆递呈。马探半身出接呈。张狙出进刃，刃从肋下入，本向上，张又力绞之，使下向。迨刃抽出，已卷作螺旋形矣，其用力之猛如此。马既饮刃，即大呼谓左右曰：‘扎着了。’南人不明北语，误扎为找，故疑二人本相识，因以有复仇之说也。” 《春冰室野乘》谈到审讯时张文祥谈到刺马动机，“问官闻此，咸大惶惑，不欲兴大狱，故矫为狱词，而亟磔张于市，实则终无确供也。”这里“咸大惶惑”与《清代野记》中“相对眙咢”，表情如一，但所叙供述内容并不一样。为佐证自己的信息来源可靠，李岳瑞赘言：“莫子偲先生之弟某，于时署江宁府，亲睹其事云。” 不过，张祖翼亲历审判，所述应当是真实的，李岳瑞乃据传闻，可信度恐怕不高。
同为清代人，陈其元对于刺马完全是另外一番说法，与流传至今的对张文祥正面评价不同。《庸闲斋笔记》记述张文祥案之审判，也称消息来源可靠：“贼张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恶，各官严刑讯问，无一实供。上命刑部尚书郑公带同司员来江审办，仅据供系，他无一言，遂拟以凌迟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隐讳。提到妻女严鞫，亦一无供词。余戚钱慎庵太守时署江宁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极欲究出实情，为公雪恨，乃殚精极思，研讯两月之久，卒不得要领，发愤卧疾者累日。此案，慎庵为余详细言之，故知外间之谣传，均不足据。”陈其元的说法也据传闻，而且信息提供者本身就是对马新贻感恩戴德的人，其陈述的真实性实在也该大打折扣。
张文祥刺马案具有一切吸引人的要素，改编为小说、戏剧、电影都十分讨巧。不但案件的起因与“奸近杀”的古训相合，而且张文祥被捕后的审判反映了清代官场的隐秘情况，可惜我们的小说家、编剧导演对这个题材用力过猛，把它弄成了肤浅的武侠故事，使本应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奇案只变成了视觉上的饕餮，殊不知真正有力的刺杀，只有一刀。
描述世上真实发生的案件，虚构不难，写实才难。李笠翁曾言：“昔人云：‘画鬼魅易，画狗马难。’以鬼魅无形，画之不似，难于稽考。狗马为人所习见，一笔稍乖，是人得以指摘。可见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而近日传奇，独工于为此。噫，活人见鬼，其兆不祥，矧有吉事之家，动出魑魅魍魉为寿乎？移风易俗，当自此始。”
我想，真正打动人心、深刻入骨的作品根本不必太作夸大，可惜的是，张文祥刺马的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仍然只是一个被糟蹋的题材。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时间：2009-07-17 新闻来源：方圆法治
作者：张建伟
后人搬演实事，反不如实事动人心魄
看戏剧、电影，虽搬演者为实事，大可不必认真，盖其中矫揉造作之处极多，不过求所谓耳目视听之乐也，太过求真，反而是自寻烦恼。
李笠翁谈演剧之虚实，云：“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古者，书籍所载，古人现成之事也；今者，当时仅见之事也；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以笠翁之见，对于今事，虚构反而容易；对于古事，虽去今已远，虚构反而困难。“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笔，又不宜尽作是观。若纪目前之事，无所考究，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也可以捏造，是谓虚则虚到底也。若用往事为题，以一古人出名，则满场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载籍，班班可考，创一实事不得。……予既谓传奇无实，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实必须有本？要知古人填古事易，今人填古事难。古人填古事，犹之今人填今事，非其不虑人考，无可考也；传之于今，则其人其事观者烂熟于胸，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据，是谓实则实到底也。”
不过，我看一些事件的记述，事发时候就已经其说不一，随后艺术家将其编写成剧，更有所虚构，但既为实事，大体上应当不差，若有虚构，理应比实事更加精彩动人才是。
有时看影视剧，却发现后人搬演实事，反不如实事动人心魄。
改编描摹过甚，削弱了悲剧震撼性
在晚清四桩轰动一时的奇案中，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刺马案天然具有一种传奇性，最适合编写成剧，并且可以肯定地说，如实搬演不必夸张就可以叫座儿。当时确实有眼快手勤的剧作家将其改编成剧，推出舞台。
张祖翼撰《清代野记》记述：刺马案一出，上海戏园即编出《刺马传》全本上演，安徽巡抚英翰闻听此事，立即函请上海道涂宗瀛出示禁止，并为马请祠请谥，夸大马新贻功劳几乎与曾国藩、胡林翼相当。这是因为英翰曾与马新贻一同在安徽为官，有休戚相关之谊。后来乔勤恪有七律咏其事，末二句云：“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 这里的歌场写真就是指《刺马传》戏剧。
1907年王钟声将刺马案京剧本改编成话剧《张文祥刺马》，在张园、春香茶园等处多次演出。1973年张彻将这个案件拍成电影《刺马》，由姜大卫主演，十分卖座；2007年陈可辛又将这一故事拍成电影《投名状》，由李连杰、刘德华等出演，也是轰动一时。除电影外，还有20集电视连续剧《刺马》，也是收视率很高的作品。此案尚有平江不肖生将其改编成小说，在《江湖奇侠传》中占有不小篇幅；还有“佚名”也写有小说《张汶祥刺马》一书，都不离江湖大侠这样的话题。
我看刺马案，最有兴趣的，是张文祥如何刺马以及刺马后案件审理的情况。这个案件最精彩的，其实在于审判，因为刺杀案件虽然惊心动魄，但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古今中外这类的刺杀故事并不少见，反而是审判过程很有悬念，也很不寻常，因而也就更具张力。审判中得知内情的反应，以及为掩盖真相的种种作为，倒是值得仔细描述。
看若干野史记载再回过头看根据刺马案改编的文艺作品，发现那其中大多描摹过甚，如小说《江湖奇侠传》、《张汶祥刺马》和电视剧《刺马》固无足论，基本是武侠作品的套路，故事编排有点离奇，感觉不那么可信，即使是电影《刺马》和《投名状》，也是夸张逾度：如《刺马》中张文祥从藏身处一跃而出，一刀刺马新贻，马尚与之拳来脚往一对一打斗半晌，张文祥还与百余兵勇格斗；《投名状》中双方打斗更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尽管如此，这种刻意的情节，只将影片弄得武侠十足，却使这一案件本身具有的值得思考的部分被冲淡，其悲剧性和震撼力也被削弱，虽然有不同凡响的视觉效果，其实反不如野史记载的寥寥数语更打动人心。
审讯者畏惧真相，刺马者本罪不至死
张文祥刺马案，刺杀者为谁，刺杀过程和结果怎样，并无悬念，唯有刺杀动机才是悬念。张祖翼在《清代野记》中记载，同治庚午年间，浙江和山东发生过两起刺杀官员的案件，一是浙江嵊县知县被官署中剃头匠所杀，其幼女及女之乳母也同时被杀。杀人者取出县印，在街市跳舞狂歌，看来是精神病发作，官府将其捉获，按律治罪，不知是否确认为发疯，大概也是含糊处死了事，若是这样，依现在的法律眼光看来，当然是冤案。二是山东青州知府被杀，不过，他遇害是被倒霉催的，本来杀人者要杀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参将。当时青州一名守城士兵武技勇气不错，有资格拔补马粮，却被别人以贿赂方法夺走机会，心中大怒，想报复参将，于是在朔日之夜，暗伏于武庙神座下等待，因为这一天参将一定会来上香。等到黎明，见有一个三品顶戴的官员跪拜神前，就突然冲出来将其刺死。仔细一看，却是知府并不是参将。不一会参将赶到，将其抓获正法。戕官案好似有传染性，这一年秋天，又发生了张文祥刺马案。
按《清代野记》记载，刺马案是这样发生的：“时马新贻方督两江，督署尚未重建，借首府署驻节。署旁有箭道，每月课将弁于此。马被刺之日，正在阅课，甫下座，忽有一递呈呼冤者，文祥乘此突出刺之，入马左胁，刀未拔出，伤口亦无血。方喧嚷间，马回首见张曰：‘是尔耶!’复回顾左右曰：‘不要难为他。’遂倒地，舁回卧室遂死。”寻找刺杀机会不易，有了机会下手刺杀并不难，马新贻的死也还体面，不像有的文艺作品描写的那么猥琐。张文祥刺马后更展现了一种男子气概：“张既刺马，矗立不少动。时众兵方执呼冤者拷讯，文祥大呼曰：‘毋冤他人，刺马者我也。我愿已遂，我决不逃。’”当时慌乱之中，士兵以为呼冤告状者也是谋刺共犯，张文祥刺马后不逃走喝止那些士兵勿冤枉他人，仅此一点，已足可敬。
封疆大吏马新贻被杀，朝野震动，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载：“事闻，中外惊骇，天子震怒悼惜，惕谥，并命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经公所莅治者，感念恩德，咸为公建立专祠，奏奉俞旨。生荣死哀，近年督抚所未有也。”可以入得贤良祠的高官被杀，究竟原因是什么，自然成为人们竞相打探的事。
张文祥已经被捕下狱，囚禁在上元县。刺杀动机何在，从他嘴里说出来最为直接，对他的审讯也就更为重要。对于审讯过程，《清代野记》叙之甚详：当时道府孙云锦、上元县令张开祁、江宁令萧某在上元县官署中一同审讯，张祖翼等人皆在屏风后窃听。张文祥上堂，将事情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如数家珍地和盘托出，然而“两令相对眙咢，莫敢录供通详。”审讯官员震惊的原因，是刺马案起因实在够惊人：马新贻科举中进士，分发安徽即用知县。咸丰年间，皖北一带粤捻猖獗，马因失守革职，后被令带罪立功，办理庐州各乡团练。一日与捻战而败，被张文祥所擒。张文祥本有反正意，对马大为优待，并且引其同类曹二虎、石锦标与马新贻深相结纳，四人结为兄弟。与马新贻约，将其放回，由马新贻请求大府招降其众。马被放回后向中丞进言，得到允准，张、曹、石三人都投诚。大府下令马新贻选降众设山字二营，令马新贻统帅，张、曹、石成为营哨官。至同治四年，马新贻升任安徽布政，驻省城，山字营遣散，张、曹、石皆随之藩司任，各得差委，甚相得。不久，曹二虎眷属来到，就居住藩置内。这时张文祥已隐约发现马新贻态度发生转变，对张、曹、石等人逐渐情薄，大有不屑同群之意，张文祥劝曹不要将家眷接来，曹不听。曹妻既居署中，不能不谒见马夫人。马见曹妻貌美，竟引诱她与之私通。后来又因曹在家，马新贻不能畅所欲为，就常常委派曹出短差。过了不久，早已丑声四播。因曹对马新贻的行为已有察觉，马新贻乃设计将曹害死，一日马命令曹赴寿春镇署请领军火。“文祥谓锦标曰：‘曹某此去，途中恐有不测，我与若须送之。’盖防其中途被刺也。于是三人同行，至寿州，无他变。石笑之，谓张多疑，张亦爽然若失。及投文镇辕谒见，忽中军官持令箭下，喝绑通匪贼曹二虎。曹大惊，方欲致辩，徐总兵亦戎装出。曹大声呼冤，徐曰：‘马大人委尔动身后，即有人告尔通捻，欲以军火接济捻匪，已有文来，令即以军法从事，无多言。’遂引至市曹斩之。”张文祥跌足大恸，对石锦标说：“此仇必报，我和你担当此任。”石锦标沉吟不语，张文祥又说：“你不够朋友，我一个人来干好了。”曹死后，张、石收其尸藁葬完毕，分道扬镳，各自不知何往。
张文祥在案发后供述说：“自曹被杀后，我暗中随马数年，以精钢制匕首二，用毒药淬之，每夜人静，叠牛皮四五层以刃贯之，初不能入，二年，五层牛皮一刃而洞穿矣，盖防其冬日著重裘也。马为浙抚时，曾一遇于城隍山，护从甚众，不能下手，至今乃遂志耳。”其报仇之志坚如此。
如果张文祥的供述属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马新贻死有余辜，张文祥为友复仇，诚为义士。这正是审讯者获知杀人动机后面面相觑、惊骇不已的原因。《清代野记》记载：审讯得知刺马动机后，参与审讯的官员与梅启照商量，梅启照说:“不便直叙。”一定要令张文祥改供浙江海盗，挟仇报复。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张文祥不肯改供，于是便使用种种酷刑，目的都在于逼令张文祥改供，此案并非如世人所传无供。梅启照还是以海盗罪名入告护督（即将军魁玉）。此案奏报朝廷后，朝廷命令郑敦谨为查办大臣。此前，朝廷命漕督张之万就近查办，张不敢过问此案，托故回任，才改命郑来办。相传张之万奉命后，自淮来宁，一日舟泊瓜州，欲登岸如厕，以小队二百持械围护，时人传为笑谈。郑至江宁，张之供仍如在上元时，一字不改。郑无如何，乃徇众官之请，以浙江海盗余孽前来复仇杀人定案。此案定谳后，有一位姓颜的司官弃官而去，郑也托病告退，大概是因为良心有愧，辞官以求内心稍稍平安。果真如此的话，也算为官还没有不仁到底。
处理刺马案的这几位官员为马新贻讳，不外乎这样几个原因：物伤其类，恐马新贻的丑事传扬出去，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也连累到大清官员的声誉；受恩于马，遇事为马新贻遮掩则个；出于报复心理，张文祥竟敢刺杀朝廷命官，此风决不可长，大家兔死狐悲，不可不杀一儆百；不知上意为何，揭出真相恐怕于自己仕途不利。总而言之，就是对真相心怀畏惧。
张文祥刺马后不逃，大概就是想要将马新贻恶性暴露于世，至于后果，不知其思忖过没有。张文祥光天化日之下刺杀高官，不知可否以义免罪。即使不能免罪，此案也为一冤案，盖因张文祥刺马动机不能谓无可同情赞许之处，量刑应当从宽，大概罪不至死。然而这一动机却被几位官员歪曲，处刑完全按照海盗挟仇处断，以至重之凌迟处死，实在冤枉。凌迟张文祥是在金陵之小营，马新贻之弟、浙江候补知县马四亲自监斩。定制本为一刀一钩，马四命刽子以钩钩肉而碎割之,自辰至未始割毕，剖腹挖心，然后致祭马新贻。整个过程，张文祥始终未一呼号。张文祥有一个儿子，也因此案受牵连被阉割发配黑龙江为奴。石锦标虽未参与此案，也被革职遣戍。
虚构不难，写实才难
刺马案虽然结案，但审判受到许多非议。《春冰室野乘》提到：“张文祥刺杀马新贻一案，当时问官含糊了事，以故，事后异论蜂起。大抵皆谓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文祥为友复仇，近人且以其事演成新剧，几于铁案不可移矣。”更有人以试题对马新贻加以嘲讽，刺马案发生在同治九年庚午乡试之年，《清代野记》云：“马死之日在七月下旬，正上下江学使者录遗极忙时也。次日上江学使殷兆镛考贡监场，题为《若刺褐夫》，诸生哗然，相率请示如何领题，殷沉吟曰：‘不用领题，不用领题。’又次日补考，题为《伤人乎》，盖皆谑而虐矣。” 此外，马死后数日，署中一妾自缢，并未棺敛，密埋于后园中，死者正是曹妻。案件了结后，马四来到浙江，被众人指摘，上官也不礼遇他，终于郁郁而死。马新贻无子，其下葬后数年，菏泽一带河水决堤，他的坟墓被大水冲塌。张祖翼叹道：“天之报施固不爽耶！”
李岳瑞所撰《春冰室野乘》一书谈刺马案，说法与《清代野记》大为不同 。不过，《春冰室野乘》所述刺马经过，与《清代野记》近似，书中言道：“是日，马未晓已出阅操，归署时甫黎明，张潜伏箭道门侧以俟。会有一山东人，漂泊白下，求马资助者，舆甫入门，其人即拦舆递呈。马探半身出接呈。张狙出进刃，刃从肋下入，本向上，张又力绞之，使下向。迨刃抽出，已卷作螺旋形矣，其用力之猛如此。马既饮刃，即大呼谓左右曰：‘扎着了。’南人不明北语，误扎为找，故疑二人本相识，因以有复仇之说也。” 《春冰室野乘》谈到审讯时张文祥谈到刺马动机，“问官闻此，咸大惶惑，不欲兴大狱，故矫为狱词，而亟磔张于市，实则终无确供也。”这里“咸大惶惑”与《清代野记》中“相对眙咢”，表情如一，但所叙供述内容并不一样。为佐证自己的信息来源可靠，李岳瑞赘言：“莫子偲先生之弟某，于时署江宁府，亲睹其事云。” 不过，张祖翼亲历审判，所述应当是真实的，李岳瑞乃据传闻，可信度恐怕不高。
同为清代人，陈其元对于刺马完全是另外一番说法，与流传至今的对张文祥正面评价不同。《庸闲斋笔记》记述张文祥案之审判，也称消息来源可靠：“贼张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恶，各官严刑讯问，无一实供。上命刑部尚书郑公带同司员来江审办，仅据供系，他无一言，遂拟以凌迟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隐讳。提到妻女严鞫，亦一无供词。余戚钱慎庵太守时署江宁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极欲究出实情，为公雪恨，乃殚精极思，研讯两月之久，卒不得要领，发愤卧疾者累日。此案，慎庵为余详细言之，故知外间之谣传，均不足据。”陈其元的说法也据传闻，而且信息提供者本身就是对马新贻感恩戴德的人，其陈述的真实性实在也该大打折扣。
张文祥刺马案具有一切吸引人的要素，改编为小说、戏剧、电影都十分讨巧。不但案件的起因与“奸近杀”的古训相合，而且张文祥被捕后的审判反映了清代官场的隐秘情况，可惜我们的小说家、编剧导演对这个题材用力过猛，把它弄成了肤浅的武侠故事，使本应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奇案只变成了视觉上的饕餮，殊不知真正有力的刺杀，只有一刀。
描述世上真实发生的案件，虚构不难，写实才难。李笠翁曾言：“昔人云：‘画鬼魅易，画狗马难。’以鬼魅无形，画之不似，难于稽考。狗马为人所习见，一笔稍乖，是人得以指摘。可见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而近日传奇，独工于为此。噫，活人见鬼，其兆不祥，矧有吉事之家，动出魑魅魍魉为寿乎？移风易俗，当自此始。”
我想，真正打动人心、深刻入骨的作品根本不必太作夸大，可惜的是，张文祥刺马的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仍然只是一个被糟蹋的题材。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