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永宏局长 如果我是那个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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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谢永宏局长 如果我是那个红卫兵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马云龙
2010年的清明，连月雾锁的重庆难得透出了阳光。一大早，老席就跑来找我，说：“我领你去看看红卫兵墓园吧。”
这是我早就期许的行程，只因为来重庆几个月一直忙，没有机会成行。重庆的一群画家用五年多的时间画了一幅长达八九百米的长卷《浩气长流》，记录和重现了伟大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使我深为震惊和感动，我就作为一个志愿者跑来参加这个传奇性的团队，为这幅巨画在台湾的首展做些服务工作。老席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个核心成员——他虽然不会画画和写文字，却是一个有思想、有悟性的策划者和忠诚实干的服务者。
他叫席庆生，是个生在重庆、长在重庆、已经在山城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重庆”。这个身材不高却敦实精干的汉子，混入山城高低不平、人潮汹涌的街道，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连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放在重庆也不算稀罕——吃多了麻辣火锅的重庆人似乎大多都有一张这样的大喇叭。但是，只有了解他底细的朋友才知道，这个平凡的重庆人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我曾经断断续续地听他讲过自己在“文革”中亲历的惊险故事，也知道他和那个如今已经渐渐引起关注的“文革墓园”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母亲就埋葬在那里，虽然她并不是红卫兵，只是个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无辜平民。
我跟着老席来到了这个全国仅存的官方认可的“文革”文物单位——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园。
墓园藏在僻静的沙坪坝公园深处，不知谁用油漆在大门边的石砌围墙上刷上“文革墓园”几个猩红大字。里面青塚累累，老树枝柯横斜，枯藤委地，凄凉而又阴森。一座座残破的“红卫兵纪念碑”高低错落地掩映在荒草中，上面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永垂不朽”之类的豪壮文字，但字迹斑驳陆离，有些已难以辨识。
在1967年到1968年的武斗时期，沙坪坝一带是重庆“八一五”派的势力范围，该派战死人员就选定在这里埋葬。这里现存113座武斗战死者的墓碑，下面掩埋了大约404名武斗死难者（其中少数是意外事故死亡的“八一五”派成员）。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60岁。席庆生的母亲能埋葬在这里，大概因为她是“八一五”的家属。
老席母亲的坟墓在墓群靠中央的地方，有一块不大的墓碑，上面刻着“母亲黄培英之墓”几个字，下面署着席庆生兄弟和妹妹五人的名字。老席说，原来的墓碑已经破蚀了，这个墓碑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重新立的。
老席在母亲的墓碑前坐下，点燃一支烟，向我详细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文革”中千万个家庭被政治撕裂的悲剧也在他家上演了：本来是汽车司机的父亲在工作单位参加了“八一五”派，还成了这一派在新华书店发行所的一个小头目，他肩负着保卫仓库中存放的大量“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的重任；而当时只有15岁的中学生席庆生，则在学校参加了“八一五”的对立面“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只有善良的母亲居间中立，既要照顾丈夫，又要保护孩子。
1967年，“文革”第二年，重庆的两派斗争进入武斗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军工生产城市，有抗战时期建成的兵工厂，有上世纪60年代新建的“三线”军工企业，是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地。武斗一开，两派都迅速武装起来，从步枪、机枪、冲锋枪，到大炮、坦克、装甲车，除了飞机之外都拉上了战场，甚至在长江上还有了武装的舰艇互相交战。
战火一起，15岁的席庆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想要和同学们一样武装起来，到战场上去过一把“英雄”瘾。但是，父亲虽然自己已经参加了一方的战斗队，却坚决反对儿子参加武斗，而母亲更是跑到学校把他拉回到父亲坚守的仓库，日夜看着他，不许他离开一步。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熬粥煮饭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还没跑出家门，就被母亲发现，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菜粥，滚烫的水浇了一身，烫伤了脚。母亲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冲出去，死死地抓住他的皮带不放。最后，母亲流着泪瘫倒在地，一双手却终于没有松开……
四十多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一幕，老席都痛哭不已。
1967年7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老席家所在的滩子口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数百人的队伍在这里正面交锋。两边的高音喇叭都放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彪的语录歌“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人们喊着口号冲向对方的阵地。一刹那枪炮齐鸣，血肉横飞……
8月23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电校“东方红”据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的望江厂（军工）101舰队赶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八一五”派虽然跟着坦克进攻，但是仍然被“反到底”击败。重大“八一五”的“301突击队”十几个参战大学生被打死，装甲运输车也被“反到底”缴获，双方各有几十人战死，杀红了眼的两派准备着一场更大的战斗。
这天晚上，老席的父亲随“八一五”派撤离了杨家坪地区，他托人带信给母亲，叫母亲赶快离开单位，带身边的两个小孩到大渡口亲戚家去避难。
8月24日席庆生和弟弟跟着母亲匆匆离家，汇入逃难的人群。
离家时，38岁的母亲带了家里的户口本和一些能带走的东西，还有两只老母鸡——这是他们家最贵重的财富。母亲还特意给两个孩子和自己换上白衬衣，她想以此来标识身份，说明他们是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希望交战双方不会把枪口指向他们。
三人仓皇上路了。两个孩子各抱着一个包袱，母亲一手抱着两只母鸡，一手拉着年幼的弟弟。逃难的人扶老携幼，在枪炮声中艰难地穿行。
席庆生清楚地记得，走着走着，枪炮声奇怪地沉寂了下来，他甚至能听到小鸟清脆的叫声。那已是午后时分，母子三人走到毛线沟屠宰场附近，来到一片开阔地。隔着一道山脊，逃难的目的地——“重钢厂”就在眼前了。
就在这时，一记刺耳的枪响突然划破午后宁静的天空，一颗子弹嗖地一下掠过了席庆生的头顶，15岁的少年敏锐地卧倒在地。就在他还没有清醒过来时，第二记枪声凄厉地响起，就在同一时间，母亲“啊——”一声惨叫，庆生扭头一看，母亲正左手捂住左胸，仰天倒下……
席庆生一下子从地上跃起来，扑到母亲身上，他拉开母亲的手，才看清楚子弹是从左边乳房部位射入，横穿整个胸腔，再从右胸穿出，鲜血喷泉般从弹孔处汩汩涌出来，不停地翻冒着血红的泡沫。少年紧紧抱住母亲，不停地叫“妈妈！妈妈”，摇动着她血肉模糊的身体，试图唤醒已经无知觉的母亲。
突然，奇迹出现了。母亲竟然苏醒过来，她奋力挣扎，终于仰起了头，睁大眼睛寻找着，仿佛寻找她另一个孩子。这时的母亲已无力说话，只是无声地向眼前心爱的长子送来最后一瞥。席庆生从这一瞥中读出了绝望、祈求、愤怒，甚至还有点歉疚——她就要离开了，可五个孩子还太小啊……然后，母亲的眼睛一翻，就永远地闭上了。母亲的最后目光，定格成一张永不褪色的底片，从此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讲到这里，老席已经泪流满面，半晌无语。等情绪稳定下来，又点燃一支烟，他才又接着讲下去：
“这时候，重钢厂山头阵地上的12.7毫米高射机枪开始疯狂地扫射。我突然跳起来，脱掉穿在身上的白汗衫，朝对面山头挥舞，一边大声地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
回答他的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他又被迫仆倒地上。子弹密集地从耳边突突噗噗地射过，飞溅起来的沙土纷纷落在他头上身上。枪声歇下来以后，他又跑过去，爬到母亲身边，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他条件反射般地做着徒劳的救护，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母亲再流血了！
然而，血仍在不停地往外冒，将田坎四周的青草地染红。少年绝望地抬起头望着太阳，他记得，那时的太阳是黑色的，正午的天空和大地也都是黑色的……他扑在母亲身上，跟母亲一起躺在地上，脑海里一片空白。
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一会儿，席庆生听到远处传来人声，仔细听，是从田坎边上的民房里传出来的：“娃儿，快过来，快过来，这边来躲。”民房里躲着的农民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这喊声将他拉回到现实中，也让他有了逃生的意识。他慢慢爬去，爬到一块辣椒地里找到了躲着的弟弟。弟弟全身发抖，面色苍白，一看就是恐惧到了极点。他拖着年幼的弟弟，一前一后慢慢爬了二十几米，终于爬到农民的房门外。他们刚站起来，机枪哒哒哒地又打过来。两兄弟扑进门，躲在门口石柱子后面。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才停下来。席庆生拉着弟弟，匍匐穿过两派交战的中间地带，徒步走到了重钢厂，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在一个三岔路口，他突然看见了父亲——父亲正带着手下几个转业军人在理发店里——即将参加武斗的人们，全部要剃成光头。
看到父亲，席庆生才哭起来。他告诉了父亲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咬牙切齿地说：“妈妈被你们‘八一五’打死了！”然而，那些和父亲站在一起的光头，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诧异和震惊，只是木然地看着哭诉的少年。老席说，在一刹那间，他只觉得被钢钎钻心一般，原本完整的世界轰然坍塌，而仇恨也在这一刻萌生了。
在交战双方的火力控制下，白天无法抢运尸体，席庆生只能远远望着暴尸荒野的母亲。在烈日曝晒下的山脊上，母亲的白衣衫在绿野中是那么醒目耀眼……他知道，从此他没有妈妈了。那个死死攥住他的皮带不让他外出参加武斗的妈妈，再也不会大声嚷嚷：“庆生，你给我回来！”
他一直守到第二天凌晨，才和父亲及其“战友们”一起，趁着天光朦胧，偷偷将母亲的尸体抬了下来。在炎炎夏日里曝晒十几个小时，已经使母亲的尸体肿胀变形。这时父亲的“战友”押来四个“俘虏”，命他们将尸体用福尔马林清洗，然后用白绸裹上，装进棺材，用车运到位于沙坪坝公园内的一块墓地，草草掩埋。
慈母虽然掩埋在黄土之下了，但她那血淋淋的影子却日夜在席庆生眼前晃动。这个15岁的少年似乎在一天中长大了。不久，他又看到了更多的鲜血，更残酷的死亡，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发生在他面前的一次对“俘虏”的大屠杀。
一对“反到底”父子，被“八一五”抓住，五花大绑，眼睛蒙着黑布，带到一块空地上。造反派扯下父子眼睛上的黑布，让他们自己挖坑。挖着挖着，父亲突然意识到这个坑就是埋他们爷俩的。他放下铲子，求饶说：“你们杀我吧，我儿子还小，求求你们放过他！”他儿子和席庆生年龄相当，最多大一两岁，还不知道自己和父亲面临死亡，只以为是被惩罚劳动，还使劲卖力地挖着。那位父亲的话还没说完，一声枪响，他哼都没哼一声，就栽进尚未挖好的小坑里，两只脚直直向上戳着。接着，又一颗子弹飞过来，儿子也应声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杀人者拿起父子俩的铲子，铲了几铲土，遮掩了尸体，扬长而去……
席庆生就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目睹了这一幕。他说，当时他浑身颤抖，胃部痉挛起来。慈母的惨死和这次冷血的屠杀，击碎了他对那场“大革命”的浪漫幻想和英雄主义迷梦。后来，他知道了杀害母亲的是和父亲同属一派的一个“战友”，刚刚发了枪，他想试试自己的准头，就随便找了个目标射击起来，而这活靶子正好是穿白衣的母子三人。此人姓苏，当时并没有受到“八一五”派的惩处，因为他是“自己人”和“战友”啊。
老席于1969年被派去“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经过几年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回到了重庆，在工厂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还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的磨难和变化似乎并没有消减他内心的伤痛和仇恨，已经不再是莽撞少年的他，心里仍抱有巨大的希望，那就是凶手会得到严惩，母亲的死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文革”结束后，老席获知，杀母凶手被追究了，只判了三年徒刑，不久就刑满释放了。愤怒的席庆生决定，既然法律不能公正，他自己就要开始复仇了。
1978年5月，席庆生终于找到了凶手的线索，知道凶手正在一所医院里住院，他就毫不犹豫地着手复仇。他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到医院去绑架苏某，然后用汽车拉到武隆的大山里去，让汽车和人都坠入悬崖；二是用汽车把他拖在车后，到市中心解放碑去拖死示众，同时向人们宣布他的罪状。为此，他先后三次化装潜入医院，认准了苏某所住的病房，经过观察确定了绑架的最佳时间是中午11点45分，那是医生护士都去打饭的时间；他还准备了一辆212吉普，以及绳子和匕首，找来一套警服……特别重要的是，他还在行动前和恩爱甚笃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
到了行动的那一天，席庆生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和弟弟开车驶进重庆钢铁公司医院，准时于11点半到达病房楼三楼，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推开了苏某所住的病房门——他呆立在那里了：病房内阒静无声，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更没有他寻找了整整11年的杀母仇人，病床是空的！那一刹那，席庆生紧紧攥住的拳头已经捏出了汗，他的心发出阵阵的抽搐，几乎窒息。他脑海中预演了无数次的复仇画面，此刻化为泡影。
万般沮丧的席庆生只能选择离开。那次精心准备的行动，为什么会失败，他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报告了公安局，通知凶手躲开了。因为行动前一天，他曾回父亲家，跪在地上向父亲告别，说：“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明天我要去搞死那个姓苏的！”他怀疑父亲是用这种方法制止了他的行动，但父亲至今仍对此保持沉默。而那个苏某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也没有了下落……
讲到这里，老席沉默了，慢慢地用衣襟擦着被泪水打湿的眼镜，接着又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见到那个姓苏的，你还会杀了他吗？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不会了，但一定会扇他几个耳光！”
他告诉我，这是他想了好多年的问题了。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马云龙
2010年的清明，连月雾锁的重庆难得透出了阳光。一大早，老席就跑来找我，说：“我领你去看看红卫兵墓园吧。”
这是我早就期许的行程，只因为来重庆几个月一直忙，没有机会成行。重庆的一群画家用五年多的时间画了一幅长达八九百米的长卷《浩气长流》，记录和重现了伟大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使我深为震惊和感动，我就作为一个志愿者跑来参加这个传奇性的团队，为这幅巨画在台湾的首展做些服务工作。老席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个核心成员——他虽然不会画画和写文字，却是一个有思想、有悟性的策划者和忠诚实干的服务者。
他叫席庆生，是个生在重庆、长在重庆、已经在山城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重庆”。这个身材不高却敦实精干的汉子，混入山城高低不平、人潮汹涌的街道，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连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放在重庆也不算稀罕——吃多了麻辣火锅的重庆人似乎大多都有一张这样的大喇叭。但是，只有了解他底细的朋友才知道，这个平凡的重庆人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我曾经断断续续地听他讲过自己在“文革”中亲历的惊险故事，也知道他和那个如今已经渐渐引起关注的“文革墓园”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母亲就埋葬在那里，虽然她并不是红卫兵，只是个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无辜平民。
我跟着老席来到了这个全国仅存的官方认可的“文革”文物单位——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园。
墓园藏在僻静的沙坪坝公园深处，不知谁用油漆在大门边的石砌围墙上刷上“文革墓园”几个猩红大字。里面青塚累累，老树枝柯横斜，枯藤委地，凄凉而又阴森。一座座残破的“红卫兵纪念碑”高低错落地掩映在荒草中，上面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永垂不朽”之类的豪壮文字，但字迹斑驳陆离，有些已难以辨识。
在1967年到1968年的武斗时期，沙坪坝一带是重庆“八一五”派的势力范围，该派战死人员就选定在这里埋葬。这里现存113座武斗战死者的墓碑，下面掩埋了大约404名武斗死难者（其中少数是意外事故死亡的“八一五”派成员）。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60岁。席庆生的母亲能埋葬在这里，大概因为她是“八一五”的家属。
老席母亲的坟墓在墓群靠中央的地方，有一块不大的墓碑，上面刻着“母亲黄培英之墓”几个字，下面署着席庆生兄弟和妹妹五人的名字。老席说，原来的墓碑已经破蚀了，这个墓碑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重新立的。
老席在母亲的墓碑前坐下，点燃一支烟，向我详细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文革”中千万个家庭被政治撕裂的悲剧也在他家上演了：本来是汽车司机的父亲在工作单位参加了“八一五”派，还成了这一派在新华书店发行所的一个小头目，他肩负着保卫仓库中存放的大量“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的重任；而当时只有15岁的中学生席庆生，则在学校参加了“八一五”的对立面“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只有善良的母亲居间中立，既要照顾丈夫，又要保护孩子。
1967年，“文革”第二年，重庆的两派斗争进入武斗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军工生产城市，有抗战时期建成的兵工厂，有上世纪60年代新建的“三线”军工企业，是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地。武斗一开，两派都迅速武装起来，从步枪、机枪、冲锋枪，到大炮、坦克、装甲车，除了飞机之外都拉上了战场，甚至在长江上还有了武装的舰艇互相交战。
战火一起，15岁的席庆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想要和同学们一样武装起来，到战场上去过一把“英雄”瘾。但是，父亲虽然自己已经参加了一方的战斗队，却坚决反对儿子参加武斗，而母亲更是跑到学校把他拉回到父亲坚守的仓库，日夜看着他，不许他离开一步。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熬粥煮饭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还没跑出家门，就被母亲发现，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菜粥，滚烫的水浇了一身，烫伤了脚。母亲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冲出去，死死地抓住他的皮带不放。最后，母亲流着泪瘫倒在地，一双手却终于没有松开……
四十多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一幕，老席都痛哭不已。
1967年7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老席家所在的滩子口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数百人的队伍在这里正面交锋。两边的高音喇叭都放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彪的语录歌“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人们喊着口号冲向对方的阵地。一刹那枪炮齐鸣，血肉横飞……
8月23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电校“东方红”据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的望江厂（军工）101舰队赶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八一五”派虽然跟着坦克进攻，但是仍然被“反到底”击败。重大“八一五”的“301突击队”十几个参战大学生被打死，装甲运输车也被“反到底”缴获，双方各有几十人战死，杀红了眼的两派准备着一场更大的战斗。
这天晚上，老席的父亲随“八一五”派撤离了杨家坪地区，他托人带信给母亲，叫母亲赶快离开单位，带身边的两个小孩到大渡口亲戚家去避难。
8月24日席庆生和弟弟跟着母亲匆匆离家，汇入逃难的人群。
离家时，38岁的母亲带了家里的户口本和一些能带走的东西，还有两只老母鸡——这是他们家最贵重的财富。母亲还特意给两个孩子和自己换上白衬衣，她想以此来标识身份，说明他们是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希望交战双方不会把枪口指向他们。
三人仓皇上路了。两个孩子各抱着一个包袱，母亲一手抱着两只母鸡，一手拉着年幼的弟弟。逃难的人扶老携幼，在枪炮声中艰难地穿行。
席庆生清楚地记得，走着走着，枪炮声奇怪地沉寂了下来，他甚至能听到小鸟清脆的叫声。那已是午后时分，母子三人走到毛线沟屠宰场附近，来到一片开阔地。隔着一道山脊，逃难的目的地——“重钢厂”就在眼前了。
就在这时，一记刺耳的枪响突然划破午后宁静的天空，一颗子弹嗖地一下掠过了席庆生的头顶，15岁的少年敏锐地卧倒在地。就在他还没有清醒过来时，第二记枪声凄厉地响起，就在同一时间，母亲“啊——”一声惨叫，庆生扭头一看，母亲正左手捂住左胸，仰天倒下……
席庆生一下子从地上跃起来，扑到母亲身上，他拉开母亲的手，才看清楚子弹是从左边乳房部位射入，横穿整个胸腔，再从右胸穿出，鲜血喷泉般从弹孔处汩汩涌出来，不停地翻冒着血红的泡沫。少年紧紧抱住母亲，不停地叫“妈妈！妈妈”，摇动着她血肉模糊的身体，试图唤醒已经无知觉的母亲。
突然，奇迹出现了。母亲竟然苏醒过来，她奋力挣扎，终于仰起了头，睁大眼睛寻找着，仿佛寻找她另一个孩子。这时的母亲已无力说话，只是无声地向眼前心爱的长子送来最后一瞥。席庆生从这一瞥中读出了绝望、祈求、愤怒，甚至还有点歉疚——她就要离开了，可五个孩子还太小啊……然后，母亲的眼睛一翻，就永远地闭上了。母亲的最后目光，定格成一张永不褪色的底片，从此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讲到这里，老席已经泪流满面，半晌无语。等情绪稳定下来，又点燃一支烟，他才又接着讲下去：
“这时候，重钢厂山头阵地上的12.7毫米高射机枪开始疯狂地扫射。我突然跳起来，脱掉穿在身上的白汗衫，朝对面山头挥舞，一边大声地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
回答他的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他又被迫仆倒地上。子弹密集地从耳边突突噗噗地射过，飞溅起来的沙土纷纷落在他头上身上。枪声歇下来以后，他又跑过去，爬到母亲身边，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他条件反射般地做着徒劳的救护，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母亲再流血了！
然而，血仍在不停地往外冒，将田坎四周的青草地染红。少年绝望地抬起头望着太阳，他记得，那时的太阳是黑色的，正午的天空和大地也都是黑色的……他扑在母亲身上，跟母亲一起躺在地上，脑海里一片空白。
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一会儿，席庆生听到远处传来人声，仔细听，是从田坎边上的民房里传出来的：“娃儿，快过来，快过来，这边来躲。”民房里躲着的农民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这喊声将他拉回到现实中，也让他有了逃生的意识。他慢慢爬去，爬到一块辣椒地里找到了躲着的弟弟。弟弟全身发抖，面色苍白，一看就是恐惧到了极点。他拖着年幼的弟弟，一前一后慢慢爬了二十几米，终于爬到农民的房门外。他们刚站起来，机枪哒哒哒地又打过来。两兄弟扑进门，躲在门口石柱子后面。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才停下来。席庆生拉着弟弟，匍匐穿过两派交战的中间地带，徒步走到了重钢厂，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在一个三岔路口，他突然看见了父亲——父亲正带着手下几个转业军人在理发店里——即将参加武斗的人们，全部要剃成光头。
看到父亲，席庆生才哭起来。他告诉了父亲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咬牙切齿地说：“妈妈被你们‘八一五’打死了！”然而，那些和父亲站在一起的光头，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诧异和震惊，只是木然地看着哭诉的少年。老席说，在一刹那间，他只觉得被钢钎钻心一般，原本完整的世界轰然坍塌，而仇恨也在这一刻萌生了。
在交战双方的火力控制下，白天无法抢运尸体，席庆生只能远远望着暴尸荒野的母亲。在烈日曝晒下的山脊上，母亲的白衣衫在绿野中是那么醒目耀眼……他知道，从此他没有妈妈了。那个死死攥住他的皮带不让他外出参加武斗的妈妈，再也不会大声嚷嚷：“庆生，你给我回来！”
他一直守到第二天凌晨，才和父亲及其“战友们”一起，趁着天光朦胧，偷偷将母亲的尸体抬了下来。在炎炎夏日里曝晒十几个小时，已经使母亲的尸体肿胀变形。这时父亲的“战友”押来四个“俘虏”，命他们将尸体用福尔马林清洗，然后用白绸裹上，装进棺材，用车运到位于沙坪坝公园内的一块墓地，草草掩埋。
慈母虽然掩埋在黄土之下了，但她那血淋淋的影子却日夜在席庆生眼前晃动。这个15岁的少年似乎在一天中长大了。不久，他又看到了更多的鲜血，更残酷的死亡，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发生在他面前的一次对“俘虏”的大屠杀。
一对“反到底”父子，被“八一五”抓住，五花大绑，眼睛蒙着黑布，带到一块空地上。造反派扯下父子眼睛上的黑布，让他们自己挖坑。挖着挖着，父亲突然意识到这个坑就是埋他们爷俩的。他放下铲子，求饶说：“你们杀我吧，我儿子还小，求求你们放过他！”他儿子和席庆生年龄相当，最多大一两岁，还不知道自己和父亲面临死亡，只以为是被惩罚劳动，还使劲卖力地挖着。那位父亲的话还没说完，一声枪响，他哼都没哼一声，就栽进尚未挖好的小坑里，两只脚直直向上戳着。接着，又一颗子弹飞过来，儿子也应声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杀人者拿起父子俩的铲子，铲了几铲土，遮掩了尸体，扬长而去……
席庆生就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目睹了这一幕。他说，当时他浑身颤抖，胃部痉挛起来。慈母的惨死和这次冷血的屠杀，击碎了他对那场“大革命”的浪漫幻想和英雄主义迷梦。后来，他知道了杀害母亲的是和父亲同属一派的一个“战友”，刚刚发了枪，他想试试自己的准头，就随便找了个目标射击起来，而这活靶子正好是穿白衣的母子三人。此人姓苏，当时并没有受到“八一五”派的惩处，因为他是“自己人”和“战友”啊。
老席于1969年被派去“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经过几年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回到了重庆，在工厂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还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的磨难和变化似乎并没有消减他内心的伤痛和仇恨，已经不再是莽撞少年的他，心里仍抱有巨大的希望，那就是凶手会得到严惩，母亲的死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文革”结束后，老席获知，杀母凶手被追究了，只判了三年徒刑，不久就刑满释放了。愤怒的席庆生决定，既然法律不能公正，他自己就要开始复仇了。
1978年5月，席庆生终于找到了凶手的线索，知道凶手正在一所医院里住院，他就毫不犹豫地着手复仇。他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到医院去绑架苏某，然后用汽车拉到武隆的大山里去，让汽车和人都坠入悬崖；二是用汽车把他拖在车后，到市中心解放碑去拖死示众，同时向人们宣布他的罪状。为此，他先后三次化装潜入医院，认准了苏某所住的病房，经过观察确定了绑架的最佳时间是中午11点45分，那是医生护士都去打饭的时间；他还准备了一辆212吉普，以及绳子和匕首，找来一套警服……特别重要的是，他还在行动前和恩爱甚笃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
到了行动的那一天，席庆生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和弟弟开车驶进重庆钢铁公司医院，准时于11点半到达病房楼三楼，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推开了苏某所住的病房门——他呆立在那里了：病房内阒静无声，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更没有他寻找了整整11年的杀母仇人，病床是空的！那一刹那，席庆生紧紧攥住的拳头已经捏出了汗，他的心发出阵阵的抽搐，几乎窒息。他脑海中预演了无数次的复仇画面，此刻化为泡影。
万般沮丧的席庆生只能选择离开。那次精心准备的行动，为什么会失败，他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报告了公安局，通知凶手躲开了。因为行动前一天，他曾回父亲家，跪在地上向父亲告别，说：“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明天我要去搞死那个姓苏的！”他怀疑父亲是用这种方法制止了他的行动，但父亲至今仍对此保持沉默。而那个苏某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也没有了下落……
讲到这里，老席沉默了，慢慢地用衣襟擦着被泪水打湿的眼镜，接着又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见到那个姓苏的，你还会杀了他吗？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不会了，但一定会扇他几个耳光！”
他告诉我，这是他想了好多年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