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民主任 写一首知青悲哀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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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吴伟民主任 写一首知青悲哀的歌
2013-05-24 09:24:16 来源：南方周末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正在街上漫步，突然被音响商店飘出的一阵歌声钉在路上，那歌声节奏缓慢而忧伤，如泣如诉，这旋律我太熟悉了，又太遥远了，是一首什么歌？
我循着歌声走进了音响商店。才知道，音响中放的是正在畅销的流行歌曲《囚歌·铁窗泪》，歌手是迟志强。
迟志强是一名在1970年代崛起的电影演员，曾经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演员”，红极一时。但使他更出名的是一则新闻：“著名演员迟志强被捕判刑”——原来，他因为在南京和几个朋友一起聚会跳“贴面舞”，在1983年的“严打”中被捕，随即以“流氓罪”被判处四年监禁。这是当年轰动全国的新闻，全国正在“清除精神污染”，“贴面舞”被视为来自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流氓行为”，他被街道上的“小脚侦缉队”举报了。
一年后迟志强被减刑释放出狱。出狱后他东山再起，复出的方式是在歌坛亮相，而所唱的是他在狱中学会的《囚歌》。
吸引我的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所唱的歌。我很奇怪，他1980年代在南京监狱中所学的歌曲，和我1970年代在河南许昌看守所中听到的知青囚歌怎么那样相似？买了一盒录音带，我反复地听这《囚歌》，越听越熟悉，一段已经远逝的记忆随着歌声又飘回来……
1975年春天，看守所里突然新来了一批“知青罪犯”，大约有十来个，都是从郑州铁路中学插队到许昌农村的学生。他们进来后，每个监号中住一个，成了看守所中少见的“集团犯罪人员”。我所在的监号中也进来了一个，叫邵建国，当年才二十岁出头。
我在大学毕业后也有过四年上山下乡的经历，虽然和中学生们待遇不同——我们领取每月四十二元五角的“实习工资”，干活不记工分；而他们没有工资，全靠在农村干活记工分，但是这些下乡中学生们却把我们当成他们的同类。
见面后邵建国立即把我称为“哥们”，亲近到无话不说的程度。在狱中无事可干，只有在哨兵巡逻过去后悄悄地聊天（这也是不允许的）。
邵建国告诉我，他们家原来在武汉，父亲是铁路工人。后来父亲调到郑州局来工作，他们家才跟着来到郑州。上山下乡前他在铁路二中读书，后来和同学一起下到许昌县东的许田公社插队。他还说，这几个同案犯都是他的同学，他们共同的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犯”。
这很不平常。要知道，“破坏上山下乡”这个罪名原来主要是针对那些地方上和军队里不断发生的奸污女知青的现象，罪犯主要是一些管理知青的干部，最有名的是东北几个军垦农场里的团级干部，他们因此被枪毙了。这是所谓“保护知青”的，是知青们的政治靠山，从来没有指向知青本身。
“如今风向变了。”邵建国说，1975年后的全国大整顿，其中就包括整治下乡知青中的乱象。这个罪名也指向了知青自己。
“知青中的乱象”确实有。那是发生在“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的普遍现象。据邵建国回忆，刚来到农村时，受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指示的鼓舞，他们都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靠工分吃饭，生产队对这些从城市里来的学生还多有照顾，县里还成立了“知青办公室”，专门负责解决他们的问题，当时他们和当地的关系还是融洽的。
“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就响起了。1964年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推出了两个新型的劳模：侯隽和邢燕子。他们原本都是城里人，但自愿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这是知识青年下农村的最早典型。当年成为全国报纸争相报道的新闻。由此引出了一批北京中学生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老家山西下乡的热潮。但那时都是自愿的，还不是硬性规定。“文革”中的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发布“最新最高指示”的预告，接着播出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史称“12·11指示”），《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了一篇重要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编者按中也全文公布了“12·11指示”，这是全国知青大下乡的信号。从此动员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正式开始。
但是，这个运动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邵建国说，他们一年下来，到年终结算时，知青们都傻眼了：所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填饱肚子，而工分的分红全年只有十几块钱，还不够回郑州一趟的路费。这种情况不是特殊的例子，全国都是如此。所以后来才出现了福建的知青家长李庆霖向毛泽东写信告状的事。邵建国对我说，其实这也不能怨生产队，社员们的待遇也是这样，甚至还不如他们——他们多少还有点上面下发的补助啊，可谁给社员们补助呢？当时的农村就是这样穷，干一天所得工分的分值只有几分钱。这让知青们的热情一落千丈。
决定性的转折是上面下来了政策，开始从知青中选拔优秀者去上大学（所谓“工农兵学员”），还分批从知青中招工进厂，而在这个过程中，看背景、托关系和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大行其道。邵建国说，眼看着同学中那些有门第、有路子、有关系的一个个走了，只剩下他们这些普通工人和市民的孩子留在农村，上学没门，招工无望，看来他们只有在这里“扎根一辈子”了。
这一来，梦碎了，心凉了，队伍就乱了。
知青们就不再下地干活，而是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聊大天，甚至喝酒消愁——哪有钱吃喝呀？就去偷——到地里偷庄稼和蔬菜，到村里偷鸡打狗；后来干脆去抢——到农村集市上见肉就夺，见酒就拿，见什么东西抢了就走。
邵建国说，他们每天啸聚一处，专找农村集市的日子去“打秋风”，每次都满载而归。这一伙知青都是同校的同学，为首的姓郑，外号叫“郑大毛”，长得五大三粗，还留着小胡子，颇有江湖气，在他们那一带农村名气很大。据说谁家孩子哭闹不止，只要说句“郑大毛来了”，那孩子立马就安静了。
这个郑大毛和我一墙之隔，果然身材魁梧，但白净面孔，并不青面獠牙，经常面带笑容。每到放风时总站在窗口和邵建国打招呼，后来不知怎么了解了我的情况，还隔墙叫我“马哥”，很难想象他横行乡里时的样子。
他们这一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崔守信。他个子并不高，但整天戴着手铐和脚镣——不是那种现代化的“牙铐”，而是用铆钉砸死的“土铐”和“土镣”。那脚镣有二十五斤重，一走起来，拖在地上，像坦克隆隆开过——老犯人都知道，这是死囚的装备。
邵建国说，他杀死过一个人，不是当地农民，而是邻村的知青——“文革”中属于敌对的派系，在郑州两派武斗时已经打出仇来，下乡后同为知青，但派性依旧，从不往来。一次同是在集市上抢掠，两人见了面，提起当年的仇恨，互相先是怒骂，继而动手搏击，拳脚之中，崔守信抽出身上带的三棱刮刀，一刀捅去，对手就再没有起来。
看守所里添了这样一群人，气氛和往日有了不同。监规狱纪他们是不大在乎的。经常隔墙互相呼唤，还把头伸出小窗大声说话，有时还唱歌——一人唱几人和。那首《囚歌》就是他们经常唱的。奇怪的是，连平时最严厉的卫兵对这些知青犯人也很少管，有的还站到窗前和他们聊知青生活。后来我听出了门道，士兵中有几个也曾经算是知青，不过他们不是从大城市中下乡的，而是所谓的“返乡知青”。知青见知青，总难免有点亲近感。
记得这首歌的第一句是“铁门呵铁窗呵铁锁链”，最后一句是“何时我能回到你面前”。中间还有很抒情的“雪花飘落在铁窗前……”等句，因时间久远，我记不清了，估计在流传的过程中歌词是不断被改写的，但是那旋律给我印象极深，就是后来迟志强所唱的曲调，这肯定不会错。
我一直不解，这个曲子是谁作的？作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传播的？何以在十几年后被迟志强在远离千里之外的南京监狱中听到并记录下来了？
记得邵建国当时曾给我讲，这是一首狱中老歌，作于何时，作者为何人不详，但他听说民国年间就在监狱犯人中间流传。后来由一代代囚犯传唱，一直传到如今。他们是在知青点听坐过监狱的知青唱过，觉得曲调优美，还不难学会，就当成一支抒情歌曲唱起来——当时知青中流行唱“文革”中禁止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中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美丽的梭罗河》等。没想到终有一天自己会在铁门后、铁窗前和镣铐下唱起这首《囚歌》了……
邵建国这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率真而聪明。记得当时他还借去我的《唐诗三百首》，一首一首地读，读不懂了还让我给他解释；他还很有兴趣地听我给他讲诗词格律……可惜的是这个好学的年轻人赶上“文革”，整个高中阶段没上过一天课，而是在写大字报、示威游行和武斗中毕业的，毕业后又在农村空耗了几年时光，否则他应该是个读书的好材料。
和邵建国他们分手的那一天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1975年的初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天刚亮时，看守所里的气氛就不同往日。吃早饭时，全体卫兵突然全部荷枪实弹地冲进大院，岗楼上还加上了机关枪。随着一阵隆隆的响声，崔守信被带出了牢房，而院子当中摆上了一个大铁砧。几个士兵按住他，抡起铁锤砸向他的脚镣，叮当叮当的声音在院子里回响。不一会儿，镣铐上的铆钉被砸断了，崔守信又被用绳索五花大绑起来。
有经验的老犯人韩拴紧说：今天要杀人了。
邵建国说：“崔守信今天要上路了。”
他们猜得不错，这时看守和士兵正一间接着一间地开门，把那些知青犯人一个个带到院中去上绳。这时，我突然听到，知青犯人们开始哼唱《囚歌》，好像是郑大毛先哼起的，接着其他知青也跟着哼起来。他们显然是用歌声在为自己的同伴送行最后的路。看守大喝：“不准出声，谁再出声给谁紧一绳！”歌声才渐渐止息了。
这天上午牢房里比平常要安静得多。人们都一声不响地等待着结果。临近中午的时候，邵建国等人押回来了——但少了一个，崔守信没有回来。
邵建国一进牢房，就一屁股坐在地上，眼中含泪地说：“崔守信执行了。”过了半晌才接着说：“大毛判了九年，我判了四年……”在他们这一伙中他判的算是最轻的。吃过午饭，看守通知：今天宣判的人马上送劳改场，立即收拾东西上路。邵建国一边收拾被褥衣物，一边盯着我的眼睛，犹豫再三后悄声说：“这本《唐诗三百首》……”
我说：“你带着吧，没事好好读。”于是，他就走了，头也没有回。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也没听到他的音讯。我算了算，如今他应该也是将近六十岁的人了。不知那本《唐诗三百首》他还留着没有……
记者对于“破坏上山下乡罪”，专门走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哲学系主任吴伟民教授。吴教授对这一历史特殊时期确立的这一罪名，感触颇深。他认为，在那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时期，所有确定的罪名都不是依据立法程序，通过人民议会而立法通过的。然而，所有的犯罪行为，都与其犯罪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一个良好有序的社会，犯罪率就低；一个极端混乱的社会，杀人放火的就多。因为更多的民众无处依靠公力的救济，只能采取私力救济。南宋时期的《水浒》108将，不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所以，需要研究犯罪社会学，即社会对犯罪的诱因；从而提示这个社会尽可能采取优良制度，引导人们从善去恶——
2013-05-24 09:24:16 来源：南方周末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正在街上漫步，突然被音响商店飘出的一阵歌声钉在路上，那歌声节奏缓慢而忧伤，如泣如诉，这旋律我太熟悉了，又太遥远了，是一首什么歌？
我循着歌声走进了音响商店。才知道，音响中放的是正在畅销的流行歌曲《囚歌·铁窗泪》，歌手是迟志强。
迟志强是一名在1970年代崛起的电影演员，曾经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演员”，红极一时。但使他更出名的是一则新闻：“著名演员迟志强被捕判刑”——原来，他因为在南京和几个朋友一起聚会跳“贴面舞”，在1983年的“严打”中被捕，随即以“流氓罪”被判处四年监禁。这是当年轰动全国的新闻，全国正在“清除精神污染”，“贴面舞”被视为来自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流氓行为”，他被街道上的“小脚侦缉队”举报了。
一年后迟志强被减刑释放出狱。出狱后他东山再起，复出的方式是在歌坛亮相，而所唱的是他在狱中学会的《囚歌》。
吸引我的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所唱的歌。我很奇怪，他1980年代在南京监狱中所学的歌曲，和我1970年代在河南许昌看守所中听到的知青囚歌怎么那样相似？买了一盒录音带，我反复地听这《囚歌》，越听越熟悉，一段已经远逝的记忆随着歌声又飘回来……
1975年春天，看守所里突然新来了一批“知青罪犯”，大约有十来个，都是从郑州铁路中学插队到许昌农村的学生。他们进来后，每个监号中住一个，成了看守所中少见的“集团犯罪人员”。我所在的监号中也进来了一个，叫邵建国，当年才二十岁出头。
我在大学毕业后也有过四年上山下乡的经历，虽然和中学生们待遇不同——我们领取每月四十二元五角的“实习工资”，干活不记工分；而他们没有工资，全靠在农村干活记工分，但是这些下乡中学生们却把我们当成他们的同类。
见面后邵建国立即把我称为“哥们”，亲近到无话不说的程度。在狱中无事可干，只有在哨兵巡逻过去后悄悄地聊天（这也是不允许的）。
邵建国告诉我，他们家原来在武汉，父亲是铁路工人。后来父亲调到郑州局来工作，他们家才跟着来到郑州。上山下乡前他在铁路二中读书，后来和同学一起下到许昌县东的许田公社插队。他还说，这几个同案犯都是他的同学，他们共同的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犯”。
这很不平常。要知道，“破坏上山下乡”这个罪名原来主要是针对那些地方上和军队里不断发生的奸污女知青的现象，罪犯主要是一些管理知青的干部，最有名的是东北几个军垦农场里的团级干部，他们因此被枪毙了。这是所谓“保护知青”的，是知青们的政治靠山，从来没有指向知青本身。
“如今风向变了。”邵建国说，1975年后的全国大整顿，其中就包括整治下乡知青中的乱象。这个罪名也指向了知青自己。
“知青中的乱象”确实有。那是发生在“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的普遍现象。据邵建国回忆，刚来到农村时，受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指示的鼓舞，他们都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靠工分吃饭，生产队对这些从城市里来的学生还多有照顾，县里还成立了“知青办公室”，专门负责解决他们的问题，当时他们和当地的关系还是融洽的。
“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就响起了。1964年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推出了两个新型的劳模：侯隽和邢燕子。他们原本都是城里人，但自愿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这是知识青年下农村的最早典型。当年成为全国报纸争相报道的新闻。由此引出了一批北京中学生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老家山西下乡的热潮。但那时都是自愿的，还不是硬性规定。“文革”中的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发布“最新最高指示”的预告，接着播出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史称“12·11指示”），《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了一篇重要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编者按中也全文公布了“12·11指示”，这是全国知青大下乡的信号。从此动员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正式开始。
但是，这个运动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邵建国说，他们一年下来，到年终结算时，知青们都傻眼了：所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填饱肚子，而工分的分红全年只有十几块钱，还不够回郑州一趟的路费。这种情况不是特殊的例子，全国都是如此。所以后来才出现了福建的知青家长李庆霖向毛泽东写信告状的事。邵建国对我说，其实这也不能怨生产队，社员们的待遇也是这样，甚至还不如他们——他们多少还有点上面下发的补助啊，可谁给社员们补助呢？当时的农村就是这样穷，干一天所得工分的分值只有几分钱。这让知青们的热情一落千丈。
决定性的转折是上面下来了政策，开始从知青中选拔优秀者去上大学（所谓“工农兵学员”），还分批从知青中招工进厂，而在这个过程中，看背景、托关系和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大行其道。邵建国说，眼看着同学中那些有门第、有路子、有关系的一个个走了，只剩下他们这些普通工人和市民的孩子留在农村，上学没门，招工无望，看来他们只有在这里“扎根一辈子”了。
这一来，梦碎了，心凉了，队伍就乱了。
知青们就不再下地干活，而是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聊大天，甚至喝酒消愁——哪有钱吃喝呀？就去偷——到地里偷庄稼和蔬菜，到村里偷鸡打狗；后来干脆去抢——到农村集市上见肉就夺，见酒就拿，见什么东西抢了就走。
邵建国说，他们每天啸聚一处，专找农村集市的日子去“打秋风”，每次都满载而归。这一伙知青都是同校的同学，为首的姓郑，外号叫“郑大毛”，长得五大三粗，还留着小胡子，颇有江湖气，在他们那一带农村名气很大。据说谁家孩子哭闹不止，只要说句“郑大毛来了”，那孩子立马就安静了。
这个郑大毛和我一墙之隔，果然身材魁梧，但白净面孔，并不青面獠牙，经常面带笑容。每到放风时总站在窗口和邵建国打招呼，后来不知怎么了解了我的情况，还隔墙叫我“马哥”，很难想象他横行乡里时的样子。
他们这一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崔守信。他个子并不高，但整天戴着手铐和脚镣——不是那种现代化的“牙铐”，而是用铆钉砸死的“土铐”和“土镣”。那脚镣有二十五斤重，一走起来，拖在地上，像坦克隆隆开过——老犯人都知道，这是死囚的装备。
邵建国说，他杀死过一个人，不是当地农民，而是邻村的知青——“文革”中属于敌对的派系，在郑州两派武斗时已经打出仇来，下乡后同为知青，但派性依旧，从不往来。一次同是在集市上抢掠，两人见了面，提起当年的仇恨，互相先是怒骂，继而动手搏击，拳脚之中，崔守信抽出身上带的三棱刮刀，一刀捅去，对手就再没有起来。
看守所里添了这样一群人，气氛和往日有了不同。监规狱纪他们是不大在乎的。经常隔墙互相呼唤，还把头伸出小窗大声说话，有时还唱歌——一人唱几人和。那首《囚歌》就是他们经常唱的。奇怪的是，连平时最严厉的卫兵对这些知青犯人也很少管，有的还站到窗前和他们聊知青生活。后来我听出了门道，士兵中有几个也曾经算是知青，不过他们不是从大城市中下乡的，而是所谓的“返乡知青”。知青见知青，总难免有点亲近感。
记得这首歌的第一句是“铁门呵铁窗呵铁锁链”，最后一句是“何时我能回到你面前”。中间还有很抒情的“雪花飘落在铁窗前……”等句，因时间久远，我记不清了，估计在流传的过程中歌词是不断被改写的，但是那旋律给我印象极深，就是后来迟志强所唱的曲调，这肯定不会错。
我一直不解，这个曲子是谁作的？作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传播的？何以在十几年后被迟志强在远离千里之外的南京监狱中听到并记录下来了？
记得邵建国当时曾给我讲，这是一首狱中老歌，作于何时，作者为何人不详，但他听说民国年间就在监狱犯人中间流传。后来由一代代囚犯传唱，一直传到如今。他们是在知青点听坐过监狱的知青唱过，觉得曲调优美，还不难学会，就当成一支抒情歌曲唱起来——当时知青中流行唱“文革”中禁止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中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美丽的梭罗河》等。没想到终有一天自己会在铁门后、铁窗前和镣铐下唱起这首《囚歌》了……
邵建国这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率真而聪明。记得当时他还借去我的《唐诗三百首》，一首一首地读，读不懂了还让我给他解释；他还很有兴趣地听我给他讲诗词格律……可惜的是这个好学的年轻人赶上“文革”，整个高中阶段没上过一天课，而是在写大字报、示威游行和武斗中毕业的，毕业后又在农村空耗了几年时光，否则他应该是个读书的好材料。
和邵建国他们分手的那一天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1975年的初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天刚亮时，看守所里的气氛就不同往日。吃早饭时，全体卫兵突然全部荷枪实弹地冲进大院，岗楼上还加上了机关枪。随着一阵隆隆的响声，崔守信被带出了牢房，而院子当中摆上了一个大铁砧。几个士兵按住他，抡起铁锤砸向他的脚镣，叮当叮当的声音在院子里回响。不一会儿，镣铐上的铆钉被砸断了，崔守信又被用绳索五花大绑起来。
有经验的老犯人韩拴紧说：今天要杀人了。
邵建国说：“崔守信今天要上路了。”
他们猜得不错，这时看守和士兵正一间接着一间地开门，把那些知青犯人一个个带到院中去上绳。这时，我突然听到，知青犯人们开始哼唱《囚歌》，好像是郑大毛先哼起的，接着其他知青也跟着哼起来。他们显然是用歌声在为自己的同伴送行最后的路。看守大喝：“不准出声，谁再出声给谁紧一绳！”歌声才渐渐止息了。
这天上午牢房里比平常要安静得多。人们都一声不响地等待着结果。临近中午的时候，邵建国等人押回来了——但少了一个，崔守信没有回来。
邵建国一进牢房，就一屁股坐在地上，眼中含泪地说：“崔守信执行了。”过了半晌才接着说：“大毛判了九年，我判了四年……”在他们这一伙中他判的算是最轻的。吃过午饭，看守通知：今天宣判的人马上送劳改场，立即收拾东西上路。邵建国一边收拾被褥衣物，一边盯着我的眼睛，犹豫再三后悄声说：“这本《唐诗三百首》……”
我说：“你带着吧，没事好好读。”于是，他就走了，头也没有回。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也没听到他的音讯。我算了算，如今他应该也是将近六十岁的人了。不知那本《唐诗三百首》他还留着没有……
记者对于“破坏上山下乡罪”，专门走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哲学系主任吴伟民教授。吴教授对这一历史特殊时期确立的这一罪名，感触颇深。他认为，在那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时期，所有确定的罪名都不是依据立法程序，通过人民议会而立法通过的。然而，所有的犯罪行为，都与其犯罪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一个良好有序的社会，犯罪率就低；一个极端混乱的社会，杀人放火的就多。因为更多的民众无处依靠公力的救济，只能采取私力救济。南宋时期的《水浒》108将，不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所以，需要研究犯罪社会学，即社会对犯罪的诱因；从而提示这个社会尽可能采取优良制度，引导人们从善去恶——
